君士坦丁堡钩沉

纵观浩浩历史长河，鲜有城池如君士坦丁堡般饱经战火洗礼。历代曾大举来犯的有东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Turks），有北方的匈人（Hun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维京人（Vikings）、罗斯人（Russians），有西方的马其顿人（Macedonians）、希腊人、阿瓦尔人（Avars）、保加尔人（Bulgars）、法国人、英国人，甚至帝国内部亦不乏前仆后继的叛乱者，意图将这座城池据为己有。这些来犯之徒曾一路势如破竹，轻取其前身拜占庭城（Byzantion），但当拜占庭城易名为君士坦丁堡后，他们却无数次乘兴而来，铩羽而归，最终也只有两次得手。君士坦丁堡的坚韧，源于其无与伦比的防御工事，以及守城卫士的英勇无畏。据我统计，在君士坦丁堡遭受过的侵袭中，称得上围攻的就多达40次，另外可能还有不少于此数目的战事，只是尚未达到围城的程度。

当然，君士坦丁堡的建造初衷亦在于此：为罗马皇帝提供一个坚不可摧的施政中心，使他们能够安坐于此，无惧外敌，统御辽阔的帝国。来犯者是希腊人、法国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也好，是别的什么敌人也罢，是从陆路进攻也好，是从海上来袭也罢，全都不足为惧。这种信心并非凭空而来，君士坦丁堡历经1700余年战火洗礼，仅三次落入敌手。

当然，故事要追溯到君士坦丁堡建城之前，因为公元 324年君士坦丁堡建城，但在那之前其前身拜占庭城已在此屹立了1000年。上文提到的 40 次围攻，有几次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相较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城规模较小，城防薄弱，居民的守城意志没那么坚定，面对敌人时往往处于兵力悬殊的劣势，因此防御并没有那么固若金汤。

拜占庭城于公元前7世纪由希腊中部城邦墨伽拉（Megara）的殖民者建造，具体年份已不可考。墨伽拉人控制了这块揳入海中的半岛高地，其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金角湾，东扼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一面是地势较低的陆地，与大陆相连，易守难攻。即便是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一面，也很快竖起了城墙阻挡外敌的觊觎。

对拜占庭城来说，加固城防从一开始就很必要，因为这片土地是从某个色雷斯（Thrace）部落手中抢夺来的。自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 Age）以来，色雷斯人就占据着这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欧洲土地，并曾跨越海峡征战亚洲。事实上，这座城市的名字拜占庭，就源自其创始人——拜占斯（Byzas）——一个显而易见的色雷斯姓名，但希腊人却声称拜占斯是墨伽拉人或者神的后代，这显然是想掩饰这座城市与色雷斯人的渊源。可以想见，色雷斯人被希腊人夺取土地后，和马尔马拉海周围几个希腊殖民地的人一样，怨愤难消，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积怨成祸。或许色雷斯人为光复故土还曾诉诸武力攻城。尽管他们没有能力发起围城战，但很可能突袭了城墙四合拱卫的拜占庭城，甚至发起了短暂的围攻，只是其中细节现已散佚。可能正是成功抵御这次围攻后，第一批希腊定居者才最终将这片土地据为己有。若果然如此，君士坦丁堡遭围攻的次数将超过40次，但我们只讨论那些有据可考的战事。

自作为希腊殖民地建城起，拜占庭城便长年遭受围攻、侵袭、劫掠和占领之苦，终在公元193年陷落于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的冷酷铁蹄之下。塞维鲁的合围长达两年之久，最终实质性毁灭并在法律层面抹除了拜占庭城。之后，塞维鲁在原城遗址和内陆之间的低地上重建新城，赋予了它新名称，但新名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记述寥寥，似乎从未被广泛使用过。新城的防御体系也孱弱不堪。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寻觅新都城时，最终选定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

君士坦丁登上帝位前，在20来年漫长的戎马征程中，北至英国的约克（York），南到爱琴海沿岸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曾暂立多个都城。歼灭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Licinius）后，他开始考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寻找一处地点建立新都，取代旧都罗马城。新都将是一座基督教城市，而非罗马那样的异教城市，以免异教历史文化及其顽固贵族势力的阻挠。君士坦丁曾一度考虑过尼科米底亚（Nikomedia），此城是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之前数位罗马皇帝如李锡尼和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都城所在。除此之外，塞萨洛尼基、特洛伊（Troy）等地也曾被纳入考量。然而，这些地点皆因地理或地缘方面的重大缺陷，或是水源、粮食资源匮乏，或是异教徒势力过于强大而被排除。只有拜占庭，尽管陷落于塞维鲁之手后已经元气大伤，不复昔日荣光，但相对而言各方面均较为理想。

君士坦丁的新都面积广阔，包括已被夷为平地的拜占庭城、塞维鲁建的新城，以及延伸至西面内陆的大片土地。新都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城墙的修建，城墙呈弧形从金角湾一路延伸至马尔马拉海岸，确切路径现已难寻。（当然，终有一天它会重见天日，但在城市中进行考古工作实非易事，且一段断断续续、存续时间不足一个世纪的城墙很难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自此，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之名世人皆知，而它沿用了几个世纪的官方名称“新罗马”（New Rome）反无人问津。（同拜占庭城时期的希腊人一样，土耳其人也直呼其为“城”，故而有了“伊斯坦布尔” 这一名称。本书中，在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叙事中会使用“伊斯坦布尔”这一名称）。

君士坦丁的新都配备了典型希腊罗马城市的标准设施：元老院、竞技场、剧院、神庙（当作基督教教堂使用）、码头、仓库，以及君士坦丁和官员们议政的宫殿。这些雄伟的公共建筑中，有一部分便是建立在拜占庭城遗址之上，其断壁残垣在新都建成时仍有留存。为吸引富人移居新都，帝国提供私人住房补贴，富人的需求和购买力则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为各类店主带来了稳定的客源。最初，君士坦丁希望能吸引8万名公民移居于此，并据此制定了政府福利粮（food dole）发放制度，当然这一福利在过去数个世纪只有旧都罗马城的公民才能享有。不过最终可能由于人口没有达到预期，抑或配给量缩减，福利粮配给额削减到4万人。长久以来，这些福利粮的供应地一直都是埃及，后来埃及被波斯人攻占，福利粮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非洲尽管一度替代埃及成为粮食供应地，但由于供应不稳定且需优先满足罗马城的需求，这一替代方案未能持续维持。

同旧都罗马城一样，新都君士坦丁堡也装饰着从帝国各行省如宗教圣地德尔斐（Delphi）和埃及搜刮来的战利品，当然还有各位皇帝的雕像。这些工程耗时数十年才使得新都成为一座真正宜居的城市，圣索菲亚大教堂（the church of Hagia Sofia）就耗时三四十年才完工。而充足的供水，直到公元370年左右在瓦林斯皇帝（the Emperor Valens，364-378年在位）在位期间，才通过新建的引水渠得到保障。

不久之后，人们就发觉新都的城墙不够坚固，且选址颇为不妥。因为城墙位于低洼处，不远处便是可以俯瞰其全貌的山丘，形成潜在的战略弱点。5世纪初，在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os Ⅱ）的禁卫军统领安提莫斯（Anthem ius）的监督下，新城墙在旧城墙以西1500米处的山丘上营建。新城墙的设计与建造工作由经验丰富的工匠主导，他们继承了几个世纪城墙与城市建设的经验与智慧，其选址优越，高高耸立，设有瞭望塔和巡逻走道，全长近7公里，即便只有少量的守城兵力，也足以抵御外敌的侵袭。新城墙堪称建筑杰作，八个世纪以来经受了无数炮火洗礼，仅有两次被攻克。至20世纪，这套包括外墙、海墙和一道更高的内墙在内的复杂城防系统仍在有效地守护着这座城市。需要注意的是，新城墙的修建是出于军事需要，而非因为原来的城市太拥挤，需要扩展城市面积。因为直到19世纪，城墙内土地的使用才达到饱和。

君士坦丁堡的价值远超城池本身，三面环海的地理条件使其必然发展为贸易中心和海权中心。这一点在公元前513年就已得到公认，当时波斯将军迈加比佐斯（Megabazos）就曾指出，迦克墩（Kalchedon）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与西岸的拜占庭城隔海相望，其建立者一定眼盲心瞎，因为建城时竟无视了对岸更好的地理条件。两城建立时间不过相距17年，但一个多世纪后，也就是迈加比佐斯作出上述评价时，拜占庭城的财富已远远超过迦克墩，这也是他如此断言的原因。不过，最初希腊殖民者选择迦克墩，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而拜占庭城所在地则多是干旱的丘陵，显得不那么宜居。当时这两个地方都被色雷斯人占据，定居在迦克墩的人口远远多于拜占庭城，主要就是因为前者农田丰饶。而拜占庭城为了发展不得不力推贸易，最终通过商业活动累积了大量财富。因此易地而处，最初的希腊殖民者定会对迈加比佐斯的论断嗤之以鼻。

直到19世纪末，君士坦丁堡一直仰仗狄奥多西城墙（Thewall of Theodosios）的庇佑。鉴于其受袭次数之多，在城墙外建房并非明智之举，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城墙内的土地使用才达到饱和（19世纪50年代后，土耳其人口普查才将城墙外的居民统计在内）。根据1927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城墙内的人口为20万人。这可能是历来人口的最高值，在该城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都低于这个数字。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不断扩张，现在“伊斯坦布尔大都会”（Metropolitan Istanbul，这个称呼听起来稍显夸张，但细想之下名副其实）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塞利布里亚（Selymbria），囊括了北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郊区，以及海峡以东的迦克墩和其他地方。其总人口目前约为1200万人，是一座巨型城市，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新城墙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打造更坚固的防御线，其背后的战略意图还包括圈占更多土地以用于耕种与放牧。在历史上的数次围城战中，该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粮食供应断绝，这可能将城市推向绝境。虽然通过修建庞大的蓄水池和瓦林斯水渠，供水得到保障，但瓦林斯水渠也常常成为围攻者攻击的首要目标。中世纪时，城市向北扩张，横跨金角湾抵达加拉达郊区，即后来的佩拉（Pera）区，后来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迦克墩也被并入斯屈达尔（Uskudar）区的郊区。不过，无论城市版图如何扩大，核心区域始终限于狄奥多西城墙之内。事实上，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城市人口居住区甚至没有超过最初的君士坦丁城墙的范围。

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其险要的陆地防线上，更在于其独特的海上补给能力。即使在最为严密的陆地围困中，这座城市也能通过其开放的海域获得外界支援。多数从陆路进攻的敌人都缺乏海上封锁能力，而从海上来袭的势力通常也没有足够规模的军队来实施陆路围攻。因此，狄奥多西城墙仅凭借其绝对长度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防线，因为进攻者想要合围必须得有足够庞大的军力。这种情形颇似拿破仑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困境，军队人数过多，也将在色雷斯地区面临类似的补给困难。因此，只有来犯者同时拥有足够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才能够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点直到攻城大炮问世后才得以实现。在1453年，也就是土耳其人最终得手的那次围攻中，攻城方同时拥有了三样利器：庞大的陆军、具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猛烈的炮火。即便如此，君士坦丁堡仅凭大约7000名守军，依旧坚守了数周之久。此地易守难攻的特点早在拜占庭城时期便已显现。那时，城市被围攻时，可以通过海上运输补给至城中，因此进攻方须有海上作战能力才能进行有效封锁。公元前4世纪，拜占庭城将领土扩展到城墙以外，囊括马尔马拉海两岸的土地，大概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并维持这一战略优势。

事实上，即使无法从外界获得食物，拜占庭城也还有一个天然的食物来源，那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金枪鱼。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金枪鱼洄游必经通道，其数量之多，以至于拜占庭城居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大量捕获。这些金枪鱼经过腌制和加工后，不仅成为拜占庭城居民的日常主食，还是城市发展制造业之前的主要出口商品。得益于地理位置，拜占庭城还成为转口港，在军力够强或面临绝境时可以对过往船只强制征税。不过征税历经了漫长的几个世纪才得以落实，最初也并非由拜占庭人首先执行，因为其时拜占庭的海军力量尚未壮大。拜占庭人早已认识到海军的重要性，早在公元前600年，也就是距建城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就拥有足够的战船运送军队，攻打位于马尔马拉海北部佩林索斯（Perinthos）的希腊人定居点。当时，拜占庭人与盟友一起，与前来支援佩林索斯的萨摩斯（Samos）舰队作战。尽管拜占庭人最终不敌精于海战的萨摩斯人，但这次经历标志着他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舰队，而且已经将其投入实战。直到被罗马帝国征服前，拜占庭城一直维持着海上力量。

人们常说，君士坦丁堡之所以成为帝国心脏，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它天然具备一座皇城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历经千年不衰。然而其前身拜占庭城，占据着同样的位置，却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1000多年中，从不曾崭露头角，不要说帝国都会，甚至连一个具有显著政治重要性的城邦都算不上。拜占庭城人口最多时只有约两万，通常都低于这个数字。面对战争，多数时候要么一击即溃，要么一有风吹草动便向敌人俯首称臣，与该区域的其他城邦并无不同。甚至在公元前3世纪，它还臣服于加拉太人在色雷斯地区建立的王国，定期纳贡长达60年。直到改建成君士坦丁堡，它才成为帝国核心。古代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os）洞察了这一点，因此他仅强调该城的经济价值，而从未提过其政治影响。

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堡这座权力之城，自君士坦丁大帝定都于此，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君士坦丁大帝和其后几任皇帝的励精图治下不断发展完善，其所在的巴尔干半岛亦被层层加固，终在狄奥多西城墙落成后一跃成为坚不可摧的帝国堡垒。此乃人工铸就，而非天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