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would be an endless story to attempt to describe in detail each one of the many things that are found there.
——Juan de Oñate (1599)
要不厌其详地讲述人们在此地发现的万事万物,将是一则永无止境的故事。
——胡安·德·奥纳特(Juan de Oñate,1599年)
12名骑手离开殖民地已有两个多月。此时是1776年秋天,这支队伍已经在北美最险恶的一些地区跋涉了数百英里
。夜晚凛冽,白天漫长,有时还没有水喝。突然间,天空下起了雪。起初,落雪点缀着西边地平线上的山峰,随后漫天的白雪将山峦覆盖,有时“雪一整天都在下……不停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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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木柴生火取暖,无情的北风呼啸,一队人马“因为天寒地冻而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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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两名西班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阿达纳修·多明戈(Francisco Atanasio Domínguez)和西尔韦斯特·贝莱·德·埃斯卡兰特(Silvestre Vélez de Escalante)。整队人马于当年7月离开新墨西哥,之后再未遇见其他欧洲人。夏末秋初,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穿过科罗拉多和犹他的尤特族(Ute)和派尤特族(Paiute)家园,其间偶尔与原住民向导结为朋友,让这些向导带路。这些殖民者遇到的印第安人当中,只有少数人会说西班牙语。尽管大多数原住民从未见过欧洲人,但他们之前听说过,这些骑马的旅行者会带来暴力和痛苦,因此许多人都避之不及。 3
这是西班牙王室首次派出远征队,尝试将西班牙最古老的北美殖民地新墨西哥(1598年建立)与最新的加利福尼亚殖民地(1769年建立)联系起来。这支队伍一路上盼着能找到可以坐船走的河流,或者发现几条小路,让当地人把他们领到蒙特雷要塞,结果期望落空,他们没有到达太平洋沿岸附近的任何地方。两位领头人又冷又饿,刚走到犹他西部,便放弃原本的计划,打算用一个月的时间,沿原路返回新墨西哥,那里有熟悉的烤辣椒和松子火炉在等着自己。(P17)
要是他们继续往前走,不仅很难穿过西部肖肖尼族(Western Shoshone)的家园,而且几乎不可能在冬季穿过内华达山脉。往南走,折回新墨西哥,回到有数百年历史的传教点和定居点,是最明智的选择。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救了整队人马的命,他们在旅途中绘制的地图,写下的日记,也成了帝国档案的一部分。后来的一众探险家,包括美国探险家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都从这些文件中受益。其他人研究了这支队伍对科罗拉多河(后来称为大峡谷)的穿越之旅,首次记录了对这片区域的探索。 4
11月14日,队伍到达熟悉的地区——亚利桑那米肖诺维(Mishongnovi)附近的霍皮(Hopi)村。这是该地区塞康德梅萨(Second Mesa,即第二大平顶山)
的主要村庄,与西班牙王室有着长久的关系,以郁郁葱葱的果蔬种植园而闻名,盛产玉米、南瓜、甜瓜和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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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能回殖民定居点,享受平日熟悉又优越的生活,整支队伍都松了一口气,但在他们面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要从圣菲回到格兰德河沿岸的定居点,还要走一个星期的路。寒冬凛冽,食物越来越少,让这支队伍痛苦不堪。他们骑马走了两天,中途停下来过夜。 6 领头的两位修道士饥肠辘辘,命手下又宰了一匹马,但是他们非常谨慎,下令“不准靠近”周围霍皮村的牛群,哪怕这些牛看上去“走丢了,或是无主财产”。 7
手下的人对此心有怨言,因为马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而且一路上已经宰了好几匹马。十天前,队伍打算沿着河流北岸往南走,连马肉也吃完了。“我们今天什么东西都没吃,”其中一位修道士这样记录当天的情形,早餐全靠几片“烤匐地仙人掌”充饥。 8 反正他们已经回到西班牙帝国的领地,在这个偏远的普韦布洛社区抓一头小牛,杀了果腹,又有何妨?再说这个村庄本来就因对抗西班牙当局而臭名昭著。 9 谁又会在意呢?
在西班牙殖民主义史册中,殖民者给数千万印第安人带来了死亡、疾病和毁灭,让大批原住民失去了家园,相比之下,眼前的这一幕似乎微不足道。但殖民主义不仅仅是历史,也是一幕幕活生生的现实。自1492年以来,日常殖民行为及影响便塑造了现代世界。与促成美国独立战争的重大事件一样,1776年这些殖民者与原住民的相遇,同样勾勒出庞大殖民帝国的日常活动景象。这个帝国的殖民时间早于英国,殖民规模也远远超过英国。(P18)
西属美洲帝国横跨整个半球,从阿根廷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16世纪,当地有近100个普韦布洛社区与西班牙人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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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部的陶斯(Taos)
普韦布洛到西部的霍皮普韦布洛,整个新墨西哥形成了新西班牙最北部的边界。多明戈和埃斯卡兰特踏上这片大陆时,他们担任的是西班牙帝国的代理人,通过日常谈判,维护着全球规模最大的殖民统治。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土不断扩大,而这片领土的周围环绕着广袤无垠的原住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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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而言,帝国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受到无数协议和行为准则的约束,其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准则,而且这些准则得到了教会与国家机构的双重支持和强化。 12 1492年,美洲大陆上居住着约7500万原住民,西班牙殖民者并没有发现美洲,而是通过接下来几代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创造了美洲。 13 尽管西班牙带来的暴力、疾病和屠杀横扫了整个美洲,但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帝国一直依赖原住民与新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建立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
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原住民生活在被强加的殖民秩序之下。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中,他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而斗争。 14 原住民与西班牙殖民者最初的相遇充斥着致命、混乱和复杂的场景,但最终演变为二者在共同的社会秩序下相处。 15 西班牙帝国范围内的原住民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地位不及殖民地官员、定居者、牧师和士兵,但他们遵守帝国法律,并在殖民者的法制文化中处于附庸地位,享有这种地位带来的权利,同时履行相应的责任。 16 在西班牙帝国的广大领土范围内,印第安人享有并行使法律权利,他们不仅具有能动性,还拥有真正的权力。
在西班牙帝国最北部,即西属北美边境地区,原住民部落的力量往往与欧洲人分庭抗礼。18世纪和19世纪,科罗拉多的尤特族,还有北美大平原南部的科曼切人(Comanche),始终主宰着西属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 17 得克萨斯要塞的一名指挥官报告说,科曼切人在“火器和数量上都如此优越”,“我们搞不好会遭受灭顶之灾”。 18 殖民时代和19世纪,每一块西属殖民地内部,几十个普韦布洛城镇、阿帕奇族(Apache),还有讲科阿维尔特科语的村民,都保持了文化、宗教和经济方面的自治。 19 这些原住民部落经历了欧洲人最初带来的动荡,在殖民社会内部和日益扩大的腹地中开辟出了自治空间。(P19)
在远离西班牙帝国城市中心,远离殖民当局安营扎寨的地方,原住民的权力在边境地区流动着。西班牙帝国的控制在其广阔的领土上并不均匀,其权利主张只在狭长的地理走廊行之有效。 20 在整个西属北美边境地区,原住民部落是多极世界的一员。在这个世界中,各种主权相互重叠,并时有冲突发生。尽管西班牙在美洲已经扎根多时,但在格兰德河流域以外,他们的统治并不轻松,甚至没有专属统治权。西班牙人也好,原住民也好,很多人都在争夺统治权。自16世纪起的200年里,原住民和西班牙定居者开展过交易,发生过抢劫和交战,也有过和平共处的时光。他们在村子里,在季节性市场上做生意,甚至还结成盟友,对抗共同的敌人,抵抗来自其他殖民帝国和原住民部落的威胁。原住民和新来者世代共存,最终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形成了多样化的种族和社区,就像天空中的星座一样。
西属北美边境延绵3000英里。从加利福尼亚的各个传教点开始,穿过亚利桑那和墨西哥,经得克萨斯中部到密西西比湾海岸,再到佛罗里达海岸。在大西洋沿岸的圣奥古斯丁,圣马科斯城堡(El Castillo de San Marcos)是北美最古老的堡垒,守卫着西班牙在北美的首个定居点。圣奥古斯丁前哨建于1565年,保护西班牙船只从古巴出发向北航行。它的炮塔面向大海,防范其他殖民帝国的力量进入加勒比地区,这是西属美洲帝国最初的核心所在。
新墨西哥位于西属北美边境的中心。整个17世纪,新墨西哥的原住民人口一直超过其他美洲殖民地。欧洲人最初与原住民接触时期,该地有近八万名普韦布洛社区成员。 21 普韦布洛人分散居住在几十个村庄,讲几种不同的语言,坚持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信仰,即使他们名义上接受天主教之后仍是如此。 22
1540年,多达75-100个普韦布洛村庄迎接了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de Coronado)。 23 有的普韦布洛村庄规模较大,如阿科马(Acoma)、陶斯和佩科斯(Pecos),人口在大约2000-3000人,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初。有的村庄规模较小,只有几百居民。(P20)所有村庄都有自己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并种植玉米、豆类和南瓜,这是北美原住民的主要经济作物。 24
多明戈和埃斯卡兰特对原住民的家园非常了解。早些时候,两人曾从墨西哥出发,前往当地对普韦布洛人传教。 25 1776年11月,他们下令严禁手下人在当地偷猎,显示出对原住民通过谈判行使权力的尊重,而这种权力行使方式是当地社会的核心。他们理解霍皮族财产的价值以及保护该部落的必要性,也尊重霍皮族的法律,因为对一个靠法律、传统和风俗习惯维持统治的帝国而言,原住民的法律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说天高皇帝远,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暴力胁迫从未中断,但偷走霍皮人的牛,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和宗教逻辑,是犯罪行为。 26
社会规则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它似乎源自人们对事物的普遍理解,再通过重复和实践变成一种规范。 27 然而,修道士对正义的理解与手下的人并不相同,后者好几次擅自行动,与内陆的尤特族进行非法交易,违反了修道士和西班牙总督意在限制非法交易的禁令(即西班牙语中的bando)。 28 这些宗教领袖认为,每个人都是同一种社会秩序的成员,遵守规范是每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作为宗教和王室的代表,修道士们坚决将法治带入日常生活。 29
西属美洲帝国的原住民生活在殖民社会中,这是一个日益多样化,等级分明且地域广阔的世界。他们在市场上、在军事行动中、在从事教会事务时,都会碰到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定居者。换言之,西属美洲帝国围绕着原住民转动,这个帝国与原住民的关系与欧洲其他帝国大相径庭。
与英国和法国不同的是,原住民是西属北美殖民地最庞大的劳动阶层。这些原住民在16世纪早期就开始信奉天主教,并学会西班牙语。此外,西班牙法律将印第安人视为特定的种族群体,1542年西班牙王室颁布的《新法律》(New Laws)规定,不能奴役西班牙领土上的原住民。 30 1549年,时年20岁的“印第安”女仆卡塔利娜·德·贝拉斯科(Catalina de Velasco)来到卡斯蒂利亚的圣保罗修道院,拜访了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她向卡萨斯求情,让对方帮自己从西班牙殖民领导人那里讨个公道。她说自己“在孩提时被偷走,带到了西班牙领地”,接着被非法关押。 31 西属美洲的原住民都像卡塔利娜一样,会利用法律来对抗1492年之后肆虐的殖民暴力。(P21)
要读懂美国及其历史,需要了解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对原住民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原住民的谈判。最近的研究重新界定了美国早期历史的时空范围,原住民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适应,以及西班牙进口物品在原住民世界中的融入,是这些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一方面,从西班牙引入的技术、宗教惯例、服装和货币改变了整个美洲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原住民劳动力、食物、知识和矿产塑造了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如前所述,马匹和牛群引发了修道士和手下之间的争执,而这些动物并非美洲原产。此外,霍皮人的桃园也好,16世纪20年代首次在该地区传播开来的西班牙通用语也好,都是如此。
1519年墨西哥被征服之前,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定居点仅限于加勒比海岛屿。在哥伦布最后的几次航行之后,波多黎各、牙买加、古巴和海地相继被西班牙占领,比如1513年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对佛罗里达的探索,便将这些地方作为起点。 32 西班牙王室宣示主权的这些土地正式成为西班牙王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殖民地。 33
最初半个世纪,西班牙的帝国主义贯穿着对原住民的残忍和暴力行为。哥伦布在第二次航行中,奴役了“550人……其中约200人死亡”,在抵达西班牙之前,他将死者“扔进了海里”。 34 奴役、过度劳累、饥荒和欧洲病原体在加勒比海地区导致大批原住民死亡,成为美洲原住民史上最可怕的一幕。 35 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希望赶走侵略者,但徒劳无功,泰诺人(Taino)、阿拉瓦克人(Arawak)、加勒比人(Carib),还有其他许多部族,都遭到了殖民者的屠杀。 36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1542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新法律》,是对征服过程中残暴行为的回应。1502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首次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来到海地,参与了对当地泰诺人的袭击。他与来美洲寻找财富和权力的“贵族子弟”(即西班牙语的hidalgo)一起生活,目睹了自己口中“恐怖和令人生畏的”征服惨状。 37 西班牙人还把他们对名誉和财富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传给了下一代人。 38
1510年,拉斯·卡萨斯在海地被任命为牧师,在目睹了无数的苦难和死亡之后,于16世纪30年代离开美洲。后来,他在西班牙修道院孤独度日,致力于改变西班牙帝国对待原住民的方式。(P22)他对美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因为他见过像卡塔利娜·德·贝拉斯科这样的孩子被贩卖、被非法拘禁,被士兵、船长、船员和西班牙财产所有者殴打、烙印、铐上铁链,甚至被强奸。虽然拉斯·卡萨斯曾经认同寻求财富的做法,但面对殖民主义的种种残酷,他改变了主意。在目睹西班牙殖民者导致原住民生灵涂炭、人口减少之后,他问道:“未来出生的几代人,有谁会相信今天这一幕?” 39
相比之下,胡安·庞塞·德莱昂则毫不羞愧地追求财富。他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贫困贵族家庭,1493年随哥伦布来到加勒比海,此后参与了许多征服行动。整个15世纪90年代,他都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即海地岛)作战。1495年,泰诺人与西班牙人发生第一次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德莱昂协助击败了泰诺人。 40 1509年,他领导麾下士兵征服附近的波多黎各,并担任该岛的首任总督,并将印第安奴隶分配给手下。此外,他还率领军队对剩余的泰诺村庄发起一系列进攻。
德莱昂实施的是恐怖统治。他用起猎犬来毫不留情,以至于“比起100个没带狗的西班牙人,印第安人更害怕10个带狗的西班牙人” 41 。德莱昂在海地用猎犬追捕印第安人,他的这种恐怖手段用得如此得心应手,以至于一个新词“aperrear”被创造出来,专门用来表示把受害者投给狗撕咬的行为。 42
收复失地运动期间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权巩固延续了几个世纪,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贪婪便源起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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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运动中,独特的男性暴力文化教导了像德莱昂这样的几代伊比利亚男性,他们也因此成为暴力技术专家。1492年后,这些人越来越多地转向海外寻找财富。
这些寻求海外财富和荣耀的人大多来自贫困家庭。 44 西班牙王室的职业军人和海军军官则留在欧洲,因为他们需要在欧洲无穷无尽的战争中担任指挥。最初来到美洲的人是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或纪律训练的士兵。他们来美洲,不是为了领军饷, 45 也不是被迫服役,而是纯粹为了寻求财富,并且为了获取财富不惜动用暴力。
殖民征服者在加勒比海没有找到丰富的矿产资源,又继续前往西部水域和周围面积较大的盆地探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参与殖民地的各种活动,向西班牙王室换取好处,在不断扩张的殖民地群岛上被授予土地。 46 许多征服者,包括哥伦布在内,都是虔诚的信徒,将传播基督教视为己任。因此,对那些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对抗原住民的殖民者来说,新大陆带来的机遇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P23)
然而,西班牙征服者的残暴行为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殖民者的军事战役、无差别暴力、利用动物袭击、奴役和强迫劳动,还有欧洲病原体,导致大批原住民死亡。哥伦布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当地有300万居民,然而50年后,仅余500人。 47 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既是一场征服,也是一场大屠杀。
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建立定居点之后,将势力扩张到墨西哥,该地后来很快成为西属美洲帝国的中心。墨西哥是数百万原住民的家园,由阿兹特克或纳瓦帝国统治。 48 之前几个世纪,蒙特祖马(Montezuma)皇帝曾率领纳瓦人通过贸易、战争和贡物将周围数百万人纳入统治之下,皇权得到极大的巩固。 49 纳瓦语对纳瓦帝国的统一起到尤其重要的作用。 50 该帝国的政治中心位于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这是一座比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大10倍的城市,西班牙船只正是从塞维利亚启航,开启穿越大西洋的航程。 51
纳瓦人身处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统治着数百万人,影响力一直延伸至墨西哥中部、南部,甚至北部。尽管格兰德普韦布洛只能通过有限的贸易活动与距离南方1000多英里的巨大帝国连接,但西班牙征服者对北部城市的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很快就产生了兴趣。
就像格兰德沿岸的村庄一样,纳瓦世界的园艺村庄也蓬勃发展。半自治的原住民村庄构成规模巨大、相互联系的民族国家网络,这些族群可根据政治特征来区别,在纳瓦语中被称为“阿尔特佩特尔”(altepetl,即“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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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义上来看,这些自治社区受到遥远的特诺奇蒂特兰当局管辖,实际上,它们由世袭统治者“特拉托阿尼”(tlatoani)
掌管。这些社区政治结构的产生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早期社区的融合产生,另一种是由最近迁往墨西哥中部的移民形成,其中包括北部的奇奇梅克人(Chichimeca),他们在好几代之前迁到墨西哥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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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被远方城市领主占领的欧洲村庄一样,这些城邦也有自己的宗教结构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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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泰诺人、阿拉瓦克人和其他加勒比社会不同的是,定居此处的园艺种植者生活在制度与种族多样化的世界里,并发展出与遥远的纳瓦帝国长期交往的模式。(P24)
西班牙利用纳瓦帝国的种族多样化,征服了它。1519年11月8日,蒙特祖马与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会面,两个分别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帝国首次正面交锋。 55 自那以后,欧洲与美洲帝国有了碰撞,两片大陆的文明跨越两个半球,彼此产生联系,真正互联的全球社会开始形成。
讲纳瓦语的城邦有过很多剑拔弩张的时刻。有的部落,比如特拉斯卡兰人(Tlaxcalan),在蒙特祖马的帝国之下保持自治,但对皇帝的统治感到不满。西班牙-阿兹特克战争期间(1519-1521年),他们与科尔特斯结盟,并在此后参加了西班牙人发起的战役。 56 特拉斯卡兰的领导者为自己与科尔特斯的合作感到十分自豪,甚至还前往西班牙,向王室赠送礼物,辩称与西班牙人交好的印第安人应该得到承认。 57 原住民盟友是西班牙-中美洲战争(1517-1550年)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而西班牙-阿兹特克战争又是其中的重头戏。 58
在16世纪的新西班牙,即西班牙的墨西哥总督辖地,原住民与西班牙人的结盟非常普遍。当时西班牙的种族和法律分类体系,即后来被称为“castas”的种姓制度——尚不存在,并且在征服美洲之后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完全演变出来。 59 西班牙领导人以及日渐庞大的原住民盟友利用各种机会合作,或利用部落之间的敌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1524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领导的西班牙军队就是一例,这支队伍利用墨西哥南部的基切人(Quiché)和喀克其奎玛雅人(Cakchiquel Maya)的长期敌对关系,达成瓦解印第安势力的目的。德·阿尔瓦拉多出征的队伍中不仅有西班牙新兵,还有从墨西哥城征召的数百名霍奇米尔科纳瓦(Xochimilco Nahua)辅军,以及最近被强行带到美洲的非洲人。15世纪90年代,这些非洲人与泰诺人以及其他原住民一起,在加勒比海遭到殖民者的奴役。 60
阿尔瓦拉多巧妙地挑起了两个玛雅部族的对立。之前,特拉斯卡兰士兵参加了科尔特斯对特诺奇蒂特兰的最后一次进攻。这一次,阿尔瓦拉多又一次利用纳瓦人部队。短短2个月内,他将西班牙的影响力扩张到南部的玛雅高地,并宣称危地马拉归西班牙王室所有。 61 但自此以后,连绵不绝的战斗,还有多年的冲突接踵而至。
从北美的角度来看,欧洲殖民者和原住民的会面,还有随后为征服而发动的战争,将美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卷入了欧洲帝国的致命洪流之中。这种巨大影响的威力横跨大西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欧洲帝国得以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影响力。就像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还有不久之后的安第斯地区采取的行动一样,这些殖民者消耗着原住民的资源、生命和劳动力。(P25)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Toribio de Benavente)神父写道,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原住民俘虏“像羊一样成群结队地被带到墨西哥城,这样就能轻松给他们打上烙印”。 62 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征服者的到来,动荡的局面进一步向北蔓延,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边境线就此形成,为其他殖民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539年和1540年,西班牙发动了两次互不相关的入侵行动,横跨了整个北美。 63 这两次入侵的目的都是掠夺原住民社区,寻找更多可以征服的土地。其中一支队伍从加勒比海登陆,进入佛罗里达和今天美国的东南部;另一支队伍则从墨西哥向北,沿格兰德河行进,再进入北美大平原地区。这两支队伍分别由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和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zquez de Coronado)领导。
在这两次远征的过程中,两人虽然没找到财富,但成功宣示了对佛罗里达和格兰德的主权。这两块领土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建立的首批殖民地,并最终成为西班牙在北美西南部和东南部的殖民中心。两位领导人的远征都摧毁了无数印第安村庄,绘制了大陆地图,但他们离开时并没有征服任何人。1542年,德索托在密西西比河边死于疾病,科罗纳多则在回到墨西哥城的12年后去世。科罗纳多的首席副官加西亚·洛佩兹·德·卡迪纳斯(García López de Cárdenas)因违抗王室命令,无故攻击印第安村庄而被判刑,死在了西班牙监狱。 64
西班牙殖民者在北美的早期战役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远征队的领头人不顾证据贸然行动,而北方实际上并没有繁荣的原住民王国在等着他们:科罗纳多去过的许多普韦布洛村庄根本找不到任何矿产,而德索托偷来的物品当中,最贵重的不过是一箱沿海珍珠。他们都没有听手下人的劝告:回到西班牙船只或殖民定居点,以免与当地印第安人长时间对峙。
德索托于1539年登陆佛罗里达海岸,并在附近过冬,带着近700人的队伍缓慢穿越了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春夏又秋冬,日子一天天过去,德索托对卡罗来纳的海岸和丘陵地带社区展开了搜查,但都无果而终。他又命令手下向西行进,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而一个多世纪之后,英国商人才敢穿越这条山脉。 65 德索托知道,既然安第斯和墨西哥中部高原发现了原住民王国,阿巴拉契亚山脉肯定还有其他王国的存在。(P26)
德索托最后到达密西西比河,虽然他知道沿着这条河向加勒比海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回到西班牙帝国的领地,但他没有这么做。自庞塞·德莱昂时代以来,西班牙探险家便知道,这条航道可以通往北边的土地。 66 于是德索托继续前进,带领队伍淌过缓慢流淌的河水,前往未知的西部地区。
1541年,德索托进行了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这次旅途中,他遭受了种种挫折和指责,甚至在当地社区发生了战斗。他不止一次询问当地的原住民领袖,是否知道附近的金矿在哪里,以及如何前往太平洋,因为他知道太平洋就在西边某处。当地人告诉他,这些踪迹难觅的矿藏只有几天的路程,这话激怒了德索托,点燃了他的战斗欲望,让他把恐怖行动当成了首选的外交手段。1542年3月,为了报复当地人害得他的人马前往偏远的阿肯色村庄,他命令手下屠杀了这个名叫尼尔科(Nilco)的村庄。 67 西班牙步兵和骑兵的到来把这个毫无戒备的村庄吓坏了:
女人和小孩哭声震天,追赶他们的人被震聋了耳朵。当地约100名印第安人被杀,许多人被长矛刺伤,(但)被留了活口,这样就能对不在现场的人起到震慑作用。有的西班牙人就像屠夫一样残忍,他们杀死老人和年轻人,遇谁杀谁,没有遭到丝毫抵抗……有的当地人被刺伤后,就这样被放走;要是他们看到孩子或女人,便会抓活口,把对方当成(奴隶)……尼尔科村有80名印第安妇女和儿童被掳掠。 68
受伤的幸存者四散奔逃,又重新聚在一起,屠杀的消息就这样传开。死去的人、幸存者受的伤,还有尼尔科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奴役,让人们长了记性,与欧洲殖民者相遇会带来多么惨烈的教训。
1542年5月,伤病与失望交加的德索托——这位本来想成为征服者的人,与半数随行人员一同死去了。几个月来,这支队伍的大多数马匹都没有上马掌,马儿疲惫不堪,再也载不动自己的主人。1543年9月,远征队归来,标志着这段没人愿意想起的探险以失败告终。1513年至16世纪60年代之间,前往佛罗里达的类似远征至少有6次,这次是其中之一。 69
北美历史正是起源于这样的混乱与失败中。在整个美洲大陆,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探索常常以失败为特征。(P27)历史学家往往从欧洲国家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将探险家的到来、离开和命运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 70 有关失败的历史记载,在本质上并没有民族主义色彩。对许多人来说,德索托和科罗纳多是美国知名汽车制造商的名字,而不是屠杀印第安人的罪魁祸首。北美边境的历史呼吁人们深入研究过去的失败,因为失败揭示的是颠覆民族历史的故事。
这些失败还讲述了原住民遭遇殖民者之后的生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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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早期远征最具毁灭性的后果并非来自西班牙的兵器、殖民者或传教士,德索托的弓弩、长矛和铸剑夺走了几百条生命,但他的马匹和家猪带来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摧毁了那些从未遇到这支远征队的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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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索托到访东南部的酋邦之后,当地数千名原住民死去,因为天花、麻疹、黄热病、斑疹伤寒、百日咳、流感和瘟疫等急性传染病也被他带到了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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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批欧洲人入侵时,德索托曾到访的这些中央集权王国已经所剩无几。1567年,胡安·帕尔多(Juan Pardo)重走德索托曾经的路,前往卡罗来纳的皮埃蒙特(The Carolina Piedmont)
远征,这个地方已经大不如前,德索托曾遇到的中央集权酋邦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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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原住民社区在整个17世纪被重塑。德索托到访之后,当地的土著社区经历了几代人的迁徙和人口崩溃,而且这些遭遇大部分没有记录在册。同时,印第安人俘虏贸易导致外部压力不断增长,也给这些社区带来了挑战。 75 旧社会迅速重组,形成新的社会,这个过程被当今学者称为“种族进化”(ethnogenesis),即在旧社会残留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种族社区和社会身份。 76 了解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1492年之后的北美原住民社区,改变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叙述视角,更准确地讲述美国的起源。
科罗纳多和后来的西班牙征服者在格兰德河沿岸遇到了近百个普韦布洛村庄,这些村庄构成了北美西南地区的原住民世界。正如多明戈和埃斯卡兰特了解的那样,其中霍皮族等古老的原住民社区,还有像科曼切人这样的新兴土著力量,不仅在殖民主义的灾难中活下来,而且将殖民主义为己所用。他们在殖民主义背景下建立的权力削弱了西班牙帝国,其存续甚至比西班牙帝国更持久。(P28)
16世纪,埃尔南·科尔特斯曾与纳瓦领袖开展多次谈判,西班牙征服者也曾向墨西哥中北部发起多次远征。自那以后,殖民者通过暴力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西班牙。正如在加勒比海一样,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不仅需要暴力,而且需要垄断对暴力的使用。 77
征服当地部落之后,科尔特斯将总部设在科约阿坎,该村庄位于特诺奇蒂特兰郊外。经过1521年的战役
,特诺奇蒂特兰中部成为一片废墟,因此科尔特斯选择在科约阿坎接待原住民领袖代表团。他要让这些原住民认识到,纳瓦帝国已经覆灭,西班牙帝国才是如今的统治者。(P29)那些不识时务、不顾权力更迭、拒绝屈服的人将见识到科尔特斯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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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代表团拒不屈服,科尔特斯放出一群猎犬,其中几位原住民贵族就这样被这群饿到发狂的畜生活活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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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纳瓦语古抄本的注释重现了这场屠杀,展现了丧失斗志的幸存者被科尔特斯一位副手训斥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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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约阿坎”来自纳瓦特尔语,很可能意为“有郊狼的地方”。——译者注
西班牙人不仅利用恐怖来征服印第安人的身体,还传播心理上的恐惧。谋杀和大屠杀不仅释放了摧毁原住民的信号,同时也宣扬了殖民者的权力,让那些在战斗中活下来的人明白,谁才是当地的新主人。西班牙的武器、马匹、猎狗、金属和枪支即使暂时没有派上用场,但也在时刻提醒着原住民社区,这场征服永远不会结束。 81
整个16世纪,格兰德河和特诺奇蒂特兰之间的广袤地带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原住民抵抗西班牙侵略的故事。其中的米斯通战争是墨西哥北部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之一,也是1810年墨西哥独立起义前,这块殖民地上爆发的最具威胁性的起义。 82 1540年,由于很多定居者士兵加入科罗纳多北上的远征探险队,西班牙人对定居点的防守变得薄弱,战争爆发了。
奇奇梅克战争是为了征服墨西哥北部社区,作为这项军事行动的一环,米斯通战争需要动员数万名西班牙士兵、原住民盟友和战马。其目标是被称作“大奇奇梅克”联盟的成员:卡克斯坎人(Caxcanes)。10年来,卡克斯坎人一直在阻止西班牙帝国从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和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向前推进。 83 最初,一支由1.5万名奇奇梅克人组成的部队轻松击败了400名西班牙人及原住民盟友,因为当时西班牙的援军还没到,队伍就贸然投入战斗。奇奇梅克人乘胜逐北,袭击瓜达拉哈拉,围攻了数十名躲在篱笆墙后的西班牙骑兵。 84
但卡克斯坎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西班牙人20年的统治不仅给帝国带来了无穷的财富,也带来了数百万属民。这帮征服者早在加勒比海就摸清了统治的门路,要剥夺美洲的财富,就需要征服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原住民的效力、劳动和忠诚,全被西班牙帝国派上了用场。与西班牙人一起战斗的原住民,即北上与卡克斯坎人对抗的辅军,被称为“印第安朋友”(indiosamigo)。 85
墨西哥首任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的军队包括3万名特拉斯卡兰和纳瓦士兵。 86 在耗时两年的米斯通战争中,他们击败卡克斯坎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士兵的效力,不仅加强西班牙帝国在新西班牙的权威,同时向王室表明,帝国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原住民的忠诚。 87
米斯通战争利用了原住民部落间的敌意,即参战双方的士兵来自互有深仇大恨的村庄。(P30)墨西哥中部的许多原住民社区,比如纳瓦、奥托米(Otomís)和塔拉斯卡人(Tarascan),曾试图征服北方的原住民,因为这些北方原住民的家园位于墨西哥北部的两大主要山脉之间,即东马德雷山脉和西马德雷山脉,这是前往北美北部贸易和旅行的交通要道。 88
击败奇奇梅克人后,西班牙人开始从新加利西亚(New Galicia)获取稳定的利润。当地的各种经济活动均在克里斯托瓦尔·德·奥纳特(Cristóbal de Oñate)的率领下进行,奥纳特也因此成为当地最成功的定居者。作为臭名昭著的征服者鲁诺·贝尔特兰·德·古斯曼(Nuño Beltrán de Guzmán)曾经的下属,奥纳特于1531年带领众人建立了瓜达拉哈拉。 89 他担任副总督至1545年,之后帮助财政部门发展了该地区的采矿业,直至1567年去世。后来,这些矿山很快成为地球上最赚钱的地方之一。 90
墨西哥的白银业,连同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银矿,改变了欧洲的货币体系。自1492年以来的几个世纪里,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仅来自墨西哥的便有4.8万吨。 91 截至1585年,进口的银条占西班牙王室总收入的25%,打破了西班牙与亚洲贸易不平衡的局面。 92
尽管西班牙征服者曾痴迷于寻找黄金,但白银的影响更巨大。美洲劳动力开采的白银是黄金的近100倍。与秘鲁一样,墨西哥几乎所有的开采工作均由人工完成。 93 工人穿过洞穴般的隧道,用篮子运送矿石,再用梯子爬上陡峭的矿井。 94 矿石一旦从地下开采出来,就会用汞将银子分离出来,而西班牙王室垄断了汞。 95 到1700年,作为美洲最大的银矿之一,地处秘鲁、海拔1.3万英尺(约3962米)的波托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居民达10多万人,其中既有原住民,也有西班牙人。 96
一旦穿越加勒比海,装上驶往塞维利亚的大型帆船,这些白银就会被制成西班牙比索、法国便士和英国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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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白银为欧洲提供了通用货币,让欧洲经济从以物换物转向了贸易,促进了两次商业革命的发生
,其原因在于,原住民挖掘的银矿扩大了欧洲在全球的商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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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矿区成为新西班牙北部的权力中心,随后,旅行、贸易和交流的外围据点也相继建立。与此同时,整个16世纪的原住民冲突从未间断。(P31)西班牙王室下了更多功夫,对当地的原住民社区进行宣教和安抚。西班牙领导人鼓励来自墨西哥中部的原住民盟友,即塔拉斯卡人、奥托米人和特拉斯卡兰人在北部地区定居。对这些原住民定居者来说,农业自治和游牧业很有吸引力,而且这是某种形式上的原住民殖民主义,即西班牙的原住民盟友参与对其他原住民部落的剥夺,获得土地所有权,从中受益。 99 原住民殖民主义的概念可能会挑战人们对全球历史的理解,但殖民主义热潮在16世纪的新西班牙朝着不同的方向流动,奠定了西班牙帝国在北美边境攫取更多北方土地的基础。
像其他西班牙低级贵族(hidalgo)一样,克里斯托瓦尔·德·奥纳特将财富和野心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儿子胡安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并这样写道,自己一到“能够扛起武器”的年纪,就开始与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作战,包括“奇奇梅克人和瓜奇奇莱斯人 [Gua(chi)chiles]”。 100 和父亲一样,胡安希望在北方获取新的财富,扩大西班牙的统治范围。他出生于16世纪墨西哥边境银矿区的暴力环境中,后来将西班牙帝国扩张到了格兰德河谷,并成为最北部定居点新墨西哥的首任总督。 101
胡安·德·奥纳特的主要目标是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计划将北部的这些社区纳入教会和王室的统治之下。1540年科罗纳多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西班牙的殖民政策发生了变化。1542年《新法律》颁布后,西班牙王室开展改革,试图将原住民纳入西班牙的政治和宗教权威范围内,让他们成为西班牙的臣民。整个16世纪40年代,强制劳动要求(servicio personal)逐渐停止,物质支付成了新西班牙课税的主要形式。 102 此外,一些大权在握、思想激进的天主教神父,如墨西哥的首位主教胡安·德·苏马拉加(Juan de Zumárraga),希望限制对原住民的残害和奴役。苏马拉加监督当地的教育、文化和精神改革,其目的是将基督教和启蒙机构纳入殖民事业。 103
传教士有时光脚走路,身上也没有武装,与殖民地官员形成鲜明对比。(P32)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没有士兵相随的耶稣会传教士在新西班牙各地开展传教工作,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则在米斯通战争后建立的许多银矿殖民定居点密切合作。 104 在西班牙殖民世界中,教会与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行政二元性特征越来越突出,而且这种分立在格兰德河沿岸尤为明显。 105
与之前西班牙远征者不同的是,奥纳特准备北上定居。他花了三年时间,说服300名殖民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带着1000头牛、80辆马车和100名骑兵,还有一小批印第安辅军以及两名非洲劳工路易斯(Luis)和曼努埃尔(Manuel)一起上路。这两名劳工在途中想逃脱西班牙殖民者的控制,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06 奥纳特的目标是在墨西哥北部定居,征服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寻找新矿区。阿隆索·马丁内斯神父带领着几位方济各会修士,与奥纳特同行。 107
最初,奥纳特的进展很顺利。1598年4月30日,他宣布占领埃尔帕索(El Paso),然后沿着格兰德河缓慢向北前进,途中遇到的普韦布洛社区没有组织军事抵抗。然而,奥纳特发现很多普韦布洛人都已离开,于是派侦察兵到周围村庄劝降。
最终,在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附近的圣多明戈普韦布洛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普韦布洛领导人——帕莫(Pamo)、波奇亚(Poquia)、佩斯塔卡(Pestaca)、阿特奇塔(Atequita)、帕奎亚(Paquia)和波洛科(Poloco),出面迎接了奥纳特、各位修士及随行士兵。几位原住民领导人表示,自己的社区自愿服从西班牙的领导。奥纳特的秘书记录道:“对方接受我们的国王菲利普殿下作为他们的国王,自愿而非被迫臣服,并向我们的国王效忠。” 108 不管普韦布洛领袖的臣服是否真正自愿,他们都跪下亲吻了奥纳特和马丁内斯的手。 109 奥纳特估计,该地区有6万原住民,比起1583年宣称当地有18.3万印第安人居住的安东尼奥·德·埃斯佩霍(Antonio de Espejo),这个数字要保守得多。 110
这次集会在中心广场举行,周围环绕的是圣多明各几层高的土坯房。从结果看,集会巩固了西班牙对新墨西哥的主权。西班牙帝国之前的4次远征给普韦布洛社区带来了暴力和混乱,与欧洲人遭遇的惨烈记忆在当地持续了几十年。如今,原住民领导人欢迎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因为他们很清楚,西班牙帝国的大权已经降临此地。100名骑着欧洲马匹的士兵传达了西班牙殖民者此行的严肃目的。数百名定居者沿着格兰德河向北移动,为了实现治理目的,奥纳特也抵达了该地区。到了晚夏时节,他继续向北移动,在尤恩克(Yugewinge)的普韦布洛村庄舒舒服服地定居下来。(P33)就像科尔特斯在科约阿坎一样,奥纳特和手下征用了普韦布洛人的房屋,据为己有。他们将这个村庄改名为圣加布里埃尔(San Gabriel),这是西班牙在新墨西哥的第一座殖民首府。同年夏末,远征队的主要成员到达,9月8日,殖民者在新建成的教堂举行了第一次布道。 111 就这样,西班牙人又建立了一个新家园,宣告这段旅程的结束。
普韦布洛社区对自己家园被殖民心存怨恨。他们曾遭到西班牙人的多次入侵,但从未正式向西班牙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屈服。如今,西班牙殖民者要求他们“既要服从上帝,又要服从国王”,而且殖民者本身由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组成,一类是神职人员,一类是士兵。 112 普韦布洛拥有自己的政治、仪式和精神权威,宗教和政治制度不分家,而西班牙的世俗与宗教权力界限分明,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113 这种区别将影响普韦布洛社区与西班牙统治者的日常谈判。传教士希望普韦布洛人能出力修建教堂,建造住房,供宗教领袖居住。他们打压普韦布洛的各种仪式和宗教生活,贬低普韦布洛人用来举办仪式的建筑(当地人称之为“基瓦”,kiva)、祈祷棍、舞蹈和玉米面祭品。 114
并非所有普韦布洛人都心甘情愿臣服,接受西班牙的统治。正如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中部的做法一样,奥纳特7月在圣多明各与普韦布洛领导人会面时,也利用暴力威胁来实现统治。总督向当地人解释:“他们应该意识到,归顺和效忠我们的国王,就必须遵守国王的意志、命令和法律,如若不然,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115
1598年12月发生的一次冲突塑造了西班牙殖民者和普韦布洛的关系。当时,西班牙人沿着普韦布洛的小径行进,来到格兰德河以西50英里的阿科马普韦布洛,奥纳特的副指挥官胡安·德·萨尔迪瓦(Juan de Zaldívar)和手下30名士兵在当地停下来。一名士兵回忆说,这个普韦布洛村庄位于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山下只有几条小路通往山顶,因此村庄的防御非常强大。 116
萨尔迪瓦留下一半人马,带着另一半人马攀上山丘。一行人到了村庄,要求村民交出面粉、水和食物。这时,村里响起一声呼喊,事先隐蔽而且全副武装的阿科马士兵一拥而上,与村里的老人和妇女一起袭击士兵,并杀死了这支队伍的大部分人,包括萨尔迪瓦。(P34)“箭、石头和其他投掷物”朝殖民者的队伍飞落下来,只有几名士兵跳下悬崖才保住性命。 117
几周后,萨尔迪瓦的兄弟维森特(Vicente)到达阿科马,经过数天的搏斗,他放火烧了这个普韦布洛,把这里变成荒地。 118 80名阿科马男子,还有500名妇女儿童被俘;数百人丧生或逃命。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e)的胡安·布拉兹奎兹·德·卡巴尼拉斯(Juan Blázquez de Cabanillas)认为,这个普韦布洛村庄应该永远被抹去。他告诉奥纳特,阿科马“不应再有人居住”。 119
萨尔迪瓦的袭击绝非报复性行动,而是奥纳特精心策划的一环,目的是彰显西班牙权威。总督命令参与此次行动的西班牙殖民者作证,要求方济各会传教士提交报告,并让自己的秘书编制了一份详细的事件记录。他们确实动用了暴力,但并非漫无目的。奥纳特认识到,不加区别地使用暴力,难以带来稳定的治理,也难以实现人人共享的“正义”。殖民者需要掌握新的惩罚形式。
这场战斗也激发了殖民者对新身份的认同,增强了他们对使命神圣性的信念,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经验和故事。他们通过悼念、葬礼和弥撒纪念西班牙遭受的损失,对英雄主义进行了宣扬。此外,西班牙士兵还参与了随后对原住民的惩罚,并从中获益。
数百名阿科马俘虏的生活将永远无法复原。西班牙殖民者的征服摧毁了他们的村庄,杀死了他们的家人。6名普韦布洛证人的证词表明,关于是否攻击西班牙人,村庄内部存在分歧。几位普韦布洛人表示,村里有些人没有参加袭击,或者不支持袭击,但在另外几位村民的口中,这次袭击是团结一致的结果:老人和其他几位领头的印第安人不想要和平,阿科马妇女“参与示威和战斗……(因为)她们跟自己的男人保持团结”。 120
1599年2月12日,在收集了几个星期的证词后,奥纳特在“一次公开会议”现场作出判决。他和自己的副指挥官再次聚集在圣多明各,而且带上了俘虏。奥纳特一开口便说道:“我在此判决,该村庄的所有印第安男女被拘留。”判决正文如下:(P35)
所有25岁以上的男子砍掉一只脚,判处20年的人身劳役(奴役)。
12-25岁的男性,同样判处20年的人身劳役。
12岁以上的女性,也同样判处20年的人身劳役。
莫基(霍皮)部落的两名印第安人在阿科马普韦布洛参加战斗并被捕,判处砍掉他们的右手并就此释放,以便将这次惩罚的消息传播到他们的土地上。
我宣布,所有不满12岁的儿童都是自由和无辜的……女孩交给我们管理教会事务的神父阿隆索·马丁内斯发落,他……可以在这个王国和其他地方进行安置……
所有不满12岁的男孩托交给维森特·德·萨尔迪瓦发落……
战争中受伤的老人和妇女,我命令将其释放,交给克雷乔(Querechos)的印第安人照看,但不得允许这些人离开他们的普韦布洛。
我宣布,所有被判处人身劳役的印第安男女,将按照我规定的方式分配给本人的上尉和士兵,他们有权将该等印第安男女作为奴隶,但期限不得超过20年。 121
奥纳特的判决在不同地点执行。先是圣多明各,接着是附近村庄,普韦布洛的俘虏被砍掉了手脚。 122 整个社区目睹了行刑的过程,也见证了巨大的痛苦、羞辱和恐惧。2月15日,圣胡安普韦布洛接受惩罚,事情告一段落。“在国王陛下军队驻扎的地方……其他被判为奴的印第安男女”,被分配给了奥纳特的士兵。 123 这500名原住民从此成为士兵的私人财产。西班牙人在征服北美的第一年没有发现矿藏,但是数百名被奴役的普韦布洛人为殖民者带来了各种利润和享受,这些正是西班牙这一个多世纪殖民主义的特征所在。 124
新墨西哥建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普韦布洛的奴隶、劳动力和资源构成了殖民地经济的组成部分。(P36)就像在墨西哥中部和银矿区一样,原住民在整个新墨西哥的辛勤劳作,促进了当地的贸易、商业、宗教和治理制度的发展。普韦布洛社区建造了教堂,原住民将部分收成上交给西班牙人担任的地方长官(即西班牙语中的“encomendero”),并学会了放羊、牧马和放牛,他们还在西班牙神职人员和普通人的家中劳动,负责打扫卫生和烹饪。 125
每个普韦布洛家庭每年都必须上交一次贡品——一法内格(fanega)
的玉米(约两个半蒲式耳,约63.5公斤),还要上交一大片织好的布、水牛皮或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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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马大屠杀的导火索是殖民者对普韦布洛食物的篡夺,这次屠杀之后,普韦布洛人却世世代代都要忍受奴役和缴纳贡品,当地社区的土地被侵占,资源也遭到剥夺。
普韦布洛社区维系的是自给自足的季节性经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这种季节性周期跟各种仪式联系在一起,比如全天隐修、祈祷仪式和各种舞蹈等,没有这些活动,庄稼就不能收获。 127
西班牙殖民者逐渐了解到,对原住民农耕生活的暴力入侵,对普韦布洛资源的夺取,不仅威胁了普韦布洛的生计,也破坏了当地的仪式和传统。普韦布洛人害怕殖民者的入侵和征收,就像害怕自然灾害一样。
奥纳特入侵时,普韦布洛社区稳定、繁荣,而且多样化。当地的原住民居住在墨西哥北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讲四到五种语言,包括数十种方言。他们开展贸易,互相通婚,有着庆祝春天归来和收获雨水的习俗。
被殖民者征服之后,他们生存了下来,但从17世纪中叶开始,原住民人口急剧下降。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正是西班牙统治带来的暴力,还有如影随形的恐怖,导致数百人逃离该地区,迁往更远的霍皮族和祖尼族(Zuni)村庄。其他原住民开始长期分散定居——重新联合的模式。1598年,当地共有81个村庄,后来总数不断减少。 128 普韦布洛社区经历了死亡、疾病和流离失所,这些苦难夺走了新西班牙许多原住民的生命。圣菲市(1610年成立)南部的很多村庄都空无人住。到17世纪30年代末,14个皮罗-汤皮奥洛(Piro-Tompioro)社区,有11个荒无人烟,而在格兰德河中部地区,18个蒂瓦(Tiwa)普韦布洛,只有5个幸免于难。 129 到1643年,总督阿隆索·帕切科·德·埃雷迪亚(Alonso Pacheco de Herédia)报告称,自己管辖的普韦布洛只剩下38个。(P37)
普韦布洛人的分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劳动、资源和宗教的要求对较小的村庄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越来越多西班牙定居者、士兵和神父的到来,对单个社区的劳动力提出更加集中的要求。此外,靠近西班牙定居点、大路和小路的村庄,会面临反复挑战。西班牙殖民者对普韦布洛妇女的抢夺,导致当地社区要么加强集体防御,要么搬离有西班牙人侵扰的定居点。干旱时期,西班牙的牲畜会消耗庄稼所需的水。此外,殖民地领导人还强迫普韦布洛农民种植紫花苜蓿和谷物,而这些作物经常被牲畜吃掉。
此外,欧洲的病原体也破坏了原住民的社会生活结构,导致村落的分散。与加勒比、今天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中部的情况一样,疾病促进了殖民主义的扩张。根据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报告,“天花,还有墨西哥人称为科科利兹利(cocolitzli)的流行病非常普遍”。 130 这些新疾病从墨西哥传入,通过人和动物宿主传播。仅1640年,该地区便有多达10%的普韦布洛人死于这些流行病的侵害。 131
殖民暴力造成的破坏也影响了其他印第安人。这些原住民被西班牙人称为“野蛮印第安人”(indios bárbaros),是住在殖民领地之外的游牧民族,专门掠夺殖民地内部没有西班牙士兵把守的普韦布洛人。
这些印第安部落既塑造了新墨西哥的演变,也受到这种演变的影响。他们从西班牙定居点和普韦布洛社区获得了新的技术和物资,包括金属、欧洲布料、牲畜、新的食物和马匹。一开始,这些印第安部落参加的是夏季交易会,但后来,他们常年带着盟友一起来,建立起庞大的贸易和劫掠经济体系。这种贸易、旅行和劫掠贯穿了随后的几个世纪。在周围原住民势力和西班牙殖民者占主导的新格局面前,普韦布洛人开始巩固自己的力量,对抗人数众多的新敌人,无论这些敌人来自本土还是海外。(P38)
17世纪,北美西南部的世界围绕着3个独特且混杂的社会群体展开:西班牙定居者、士兵和修士;普韦布洛村民;外部原住民部落,即后来人们口中的阿帕奇人、纳瓦霍人和尤特人。1680年,即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后,过了四代人的时间,这片大陆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重构,其后果之深远不亚于征服本身。在这次重构过程中,北美北部的普韦布洛人展现出惊人的团结、组织和军事战略,抵御了新西班牙的统治。这些原住民之所以起义,是为了反抗几代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还有罄竹难书的侵略、恐吓和暴力行为。而且,他们成功了。
1680年8月起,普韦布洛村民烧毁了祖辈建造的大部分教堂,杀死了管理教堂的神父,将西班牙定居者赶到了圣菲。8月13日,总督安东尼奥·德·奥特明(Antonio de Otermín)命令其他神父、来自北部的定居者,还有派得上用场的士兵前往首府,因为当地的所有原住民部落准备团结起来,直捣黄龙。总督奥特明决定,西班牙人在主要的政府办公室(即西班牙语中的casas reale)集结,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 132
普韦布洛起义或许称得上第一次美洲革命,它重新塑造了西班牙与普韦布洛的关系,对整个美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西班牙殖民者对普韦布洛领导人,还有坚持普韦布洛传统仪式和精神实践的人,持续镇压了数十年。尽管西班牙殖民者对当地的普韦布洛实施了无休止的惩罚(比如绞刑、殴打、奴役和监禁),还是没能破坏当地原住民社区的文化传统。 133 五花八门的惩罚,尤其是繁重的奴役,加剧了原住民对西班牙人的憎恨和绝望。 134 霍皮族领袖埃德蒙·尼克特瓦(Edmund Nequatewa)讲述了西班牙人为了建造教堂而强迫当地人劳动的情形。他的祖先被迫从附近的圣弗朗西斯科峰运回松木和云杉:“这些横梁粗略地切割成型,留待下一年干燥。一开始,他们想把木材背在背上,但是这么大的横梁很难搬运……如果有人在路上累得走不动了,会被丢在原地等死。劳工们苦不堪言,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有人就这样死去,还有人身上长了疮,肉都烂了。” 135 于是,普韦布洛和西班牙殖民者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共存之后,在圣菲市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战斗。(P39)
战斗刚打响的时候,西班牙人感到震惊,他们吃了败仗,士气变得低落,不过他们仍然拥有军事和战术优势。当时,约500名普韦布洛人聚集在城外,西班牙一方只有100名士兵,两门小型火炮,一些枪支和铸剑,还有周围的防御工事。他们在等着其他西班牙定居者的支援,这些援兵正在陆续涌入圣菲,但他们也很担心,远处一些村庄的普韦布洛士兵正在赶来,而且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其间,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巷战,西班牙人组织了一次意外进攻,约300名普韦布洛士兵阵亡。打了一个星期之后,总督决定彻底放弃圣菲,向南撤退。这座城市的建筑被烧毁,团团烟雾在天空中弥漫,附近的佩科斯普韦布洛也浓烟滚滚,而这座村庄40英尺(约12米)高的宏伟教堂曾是新西班牙北部最高的建筑。 136
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岁月产生了令人震惊、旷日持久的影响。在奥凯奥温盖(Ohkay Owingeh)普韦布洛宗教领袖波佩(Popé)的领导下(起义时约50岁),普韦布洛士兵团结起来反抗西班牙人,几乎完全摆脱了殖民者的控制。他们焚毁了教堂和天主教的标志——十字架、圣徒像和祭坛。他们还瞄准殖民政府大楼,破坏楼里存放的档案,争取摆脱西班牙殖民者对自己的影响。原住民厌恶的、按照天主教圣礼缔结的婚姻关系被解除,马鞍等西班牙技术产物也被焚毁。
普韦布洛领袖通过抵制西班牙的风俗惯例、信仰和制度,重申并振兴了自己的传统,他们还跳起传统舞蹈来庆祝胜利,纪念逝者。 137 当地原住民终于获得了长期以来渴望的宗教、文化和政治自治。但是,大多数社区都抵制集中领导,因此治理起来并不容易。 138 随着西班牙统治的威胁逐渐消失,起义的团结开始瓦解,普韦布洛村庄重回地方领导的统治之下,波佩建立的革命领导结构因此遭到削弱。 139
当时并非所有普韦布洛社区都揭竿而起,即使那些参战的社区,好战程度也各不相同。阿科马的差会教堂尚在,这座建筑是该村庄遭受奥纳特的入侵之后,由那些在屠杀中失去家人的人修建的。当地社区遭受如此多的破坏,以至于教堂本身成为劫后余生的象征。(P40)数百名普韦布洛居民跟随奥特明的队伍,向南移动。许多人与西班牙殖民者一起定居在格兰德河南岸的德帕索大道附近。这些难民在该地重新建造了村庄,并逐渐合并为规模较小的传教点。1684年,由于阿帕奇人的袭击,这些村庄又经历了一次合并。 140
一方面,普韦布洛起义扑灭了当地的西班牙主权,夺回了原住民村庄的独立,也摆脱了殖民者监督、税收或劳役的束缚。但另一方面,虽然西班牙的统治是侵入性的,伴随着致命的后果与暴力的威胁,但它也起到了保护作用。没有了西班牙士兵、马匹和技术,普韦布洛变得更容易遭受外部攻击,而且这些攻击变得越发频繁。西班牙人被赶走之后的数年里,印第安掠夺者袭击了普韦布洛的田地,尤其是当地的马厩,因为从西班牙人那里夺来的马匹就关在这些马厩里。
1681年,奥纳特打算重新征服当地的普韦布洛,结果吓了一跳,只见以前的教堂已经成了马厩。大多数教堂的屋顶已经烧毁倒塌,只剩下厚厚的泥砖筑成的墙壁,教堂里空荡荡的。尽管奥纳特和后来的西班牙领导人听到普韦布洛抱怨,说受到邻近部落的攻击,但没人意识到,这片大陆上发生了何等深远的变革。以前,周围的原住民部落出门只能靠步行。如今,他们用上了逃跑的、偷来的,还有买来的马匹。1680年之前,这种转变是缓慢和渐进式的,但起义之后,骑术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地区。 141 没人预料到,这些原住民的袭击最终会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因为不同部落的原住民力量逐渐横跨了整个北美大陆。
多明戈和埃斯卡兰特描述的世界是在普韦布洛叛乱的余波中创造的。新墨西哥如今受到周围原住民势力的影响,尤特族印第安部落已成为新西班牙的重要盟友,他们欢迎并引导修道士穿越自己的家园,甚至邀请西班牙总督派出队伍前来探险。尤特人在大山谷中牧马,跟随季节变化,来到平原地区和新墨西哥开展贸易、外交和娱乐活动。18世纪,当地有数十个类似的骑马民族势力,其规模和地位均有所增长。 142
正如多明戈和埃斯卡兰特所知,1776年的普韦布洛世界处于自治状态,而不是臣服于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当时西班牙的领导人和定居者承认,也支持普韦布洛的权威。(P42)有的霍皮社区将西班牙牛引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些社区虽然一直抵制在当地重建传教点,但他们明确认定,这些牛归自己所有。 143
在接受传教的普韦布洛社区内,村民公开敬奉天主教的神,包括圣人,但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仪式和精神信仰。为纪念这些圣人而举行的庆祝活动是普韦布洛各地仪式活动的一部分,且与普韦布洛的宗教周期和舞蹈同步。即使殖民者重新征服新墨西哥之后,宗教共存和多元主义仍然存在。1692年,西班牙军队再次北上,重新夺回格兰德北岸的主权,不过这一次与当年奥纳特的征服方式迥异。原因在于,在遭受10年的骑兵袭扰之后,许多普韦布洛愿意接受西班牙的保护,不过前提是对方用更大的文化自治权和宗教自由来交换。
这种适应使18世纪的新墨西哥与17世纪大不相同。现在,普韦布洛士兵跟随西班牙历任总督,前往北美大平原寻找其他原住民和法国人。他们一起打过胜仗,也一起吃过败仗,其中包括1720年在北美大平原上,被称为“维拉苏尔大屠杀”(The Villasur Massacre)的毁灭性失败,当时以新法兰西为首的法国-波尼族联盟击溃了新墨西哥副总督佩德罗·德·维拉苏尔(Pedro de Villasur)指挥的新墨西哥主要军事单位。 144
新的忠诚关系与新的社会形式互相呼应。自1754年开始,一些脱离部落的印第安人(即“杰尼萨罗”,genízaro)
族群向西班牙总督申请了土地。在殖民经济体系中,这些人的主要身份是仆人或佣人。他们既非得到正式承认的普韦布洛社区成员,也非每年夏天以数千计的规模来到该地区的周围骑马部落的成员。他们诞生在殖民主义环境之下,是边境地区的特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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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4个村落定居点共有149户人家,650多名杰尼萨罗,之后其人数还在增长 146 。他们拥有的自治权凸显了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多样性。本质上,这些杰尼萨罗是流散的原住民。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经历和社会联系,因此在种族与经历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中创造了共同的身份。(P43)
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新墨西哥已成为西属北美边境最大、最密集、最古老的连续统治部分。格兰德河沿岸的西班牙定居点与普韦布洛古老的治理、宗教和文化机构共存,而且这种模式贯穿整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直至现代世界。普韦布洛的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自治延续至今,使该地区与北美其他地区不同。
尽管西南部的殖民主义本质上充斥着暴力和征服,但西班牙人从来没有实现彻底的殖民统治。普韦布洛起义爆发后,以及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西南部没有任何群体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的行使,依靠的是各社区内部以及相互之间不断的协商和调解。
定居者社区对权力的谈判与交涉,是根据西班牙社会对男女地位和阶级的解读,因此,像杰尼萨罗这样被贴上种族标签的群体被排除在外。此外,这些社区一直相信种族纯洁性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常常具有神话色彩。 147 正式和非正式的西班牙权威塑造了殖民地的内部结构,而在殖民地的外部,骑马部落势力占主导地位,重塑了北美的格局。
西班牙帝国在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传教点受到大型原住民势力的控制,其发展不像新墨西哥那样成熟。像圣奥古斯丁这样的沿海定居点,主要扮演的是加勒比海到西班牙帝国战略前哨的角色。这些地区人口稀少,传教程度较低,越发受到其他势力的觊觎,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后来的美国,这些国家最终通过条约、征服或购买等方式,将这些地区收入囊中。
对这些地区的原住民来说,西班牙帝国的权力受到限制,既带来了自治,也带来了挑战。在北美东南部,病原体摧毁了无数原住民的世界。在疾病面前,新兴的原住民社区联盟凝聚起来,但他们同时面临着周围邻居的施压,其中有的来自邻近原住民部落,有的则来自殖民帝国。在西班牙帝国第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进程中,东南部变得支离破碎,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重大苦难,有的苦难甚至没有载入史册。 148
西班牙帝国一直把精力放在帝国的北部边境,主要是因为墨西哥已经是繁荣的矿业经济体。多明戈和埃斯卡兰特前往圣菲,是因为西班牙想把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连接起来。当时,西班牙对后者的殖民才刚刚起步。新西班牙与西属太平洋帝国的最西边接壤(该帝国以菲律宾为中心),在广泛的全球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P44)但到了18世纪中叶,西班牙帝国开始陷入行政和财政衰退。为了维护现有的治理机构,防范英格兰、法国甚至俄国的进一步入侵,这个庞大的帝国尝试了多次改革。正如下文所述,整个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新一批传教士、海军远征队和探险家穿越新西班牙北部,进一步扰乱了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乃至更遥远的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原住民世界。 149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