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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靠剥夺原住民家园和土地建立起来的国家，何以成为世界上最具典范的民主国家？这个问题困扰着美国，也困扰着其他殖民国家。 1 历史学家对此常常沉默不语，而非有所作为。受美国扩张影响最大的是原住民，但历史学家一直不愿意从原住民的视角来审视美国的多样性。 2
这一点其实并不意外。美国像大多数国家一样，也以自己的历史为荣。在其革命领袖看来，美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理念。1783年6月，乔治·华盛顿写道：
美国公民享受着最令人羡慕的地理条件，他们是这片广袤大陆唯一的主人和所有者。这片土地拥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物产丰富，生活便利，且如今通过令人称道的方式实现了和平，成为绝对自由和独立的国度。这片土地似乎是上帝的天选之地，从现在起，美国公民将登上这座最耀眼的舞台，演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 3
历史学家基本上如法炮制，大多专注讲述欧洲人及其后代的故事：清教徒在荒野中治理国家；开拓者在西部边疆艰苦度日；欧洲移民在大西洋沿岸抱团取暖。 4 诸多学者一直将美国历史与欧洲人捆绑在一起，将美国视为英国殖民地演变的产物。 5
在更复杂的叙事中，拥有多元文化的美国正在努力践行国家承诺，按照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宣言，造福每一位公民。不过，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的民主实际是建立在剥夺美国印第安人的基础之上。（P1）如果说，历史为国家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的养分，为其未来的发展打开了窗口，那么现在是时候摒弃那些排斥和误解原住民的旧有观念，重构美国历史了。要想应对时代的挑战，化解种族冲突，应对气候危机，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需要新的概念、方法和承诺。人们是该放下20世纪的叙事工具，重新解读美国历史了。 6
实际上，连“美洲”（America）这个词本身也得名于欧洲人及其探索。1507年，地图测绘师马蒂亚斯·林曼（Matthias Ringmann）和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使用这块新大陆发现者的名字，即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cus Vesputius），重新命名了最近发现的世界“第四大板块”。 7 与15世纪90年代的哥伦布不同，韦斯普奇于1503年宣称，自己发现的并非通往亚洲的通道，而是其他事物——“一个新世界”。 8
几个世纪以来，“美洲”和“新世界”这两个概念一直传递着“发现”二字所暗示的奇迹和可能性。发现是一种历史活动，而探险家是主角，是这场演出的演员和主体。他们思考和命名，征服和定居，治理和拥有。正如华盛顿所言，这些探险家登上了“最耀眼的舞台”中心，而美国印第安人要么在这场演出中缺席，要么以敌对或被动的形象出现，等待着被发现、被统治。 9
将原住民排斥在外，是美国历史研究一贯以来的传统。为此，本书以近年来的原住民历史研究为基础，与正在创造不同研究视角的诸多学者一道，调整了美国历史的叙事方向。 10 这是因为，要想完整讲述美国历史，就必须正视美国原住民生存、斗争与复兴的历史变迁；要想对美国历史开展研究，就必须对美国原住民的历史投去关注的视线。如果现有研究范式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些范式便算不上完整。我们需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叙述，而不仅仅是将新的人物塞进那段历史，敷衍了事。研究美国历史，必须认清这样的事实——原住民、非裔美国人，还有数百万非白人公民，并没有从《独立宣言》所宣扬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受益，即所谓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许多人一直被美国排斥在外，连公民身份都无从谈起。（P2）直到1924年，美国原住民才获得公民身份，但那时，联邦政府已经通过300多项条约，从原住民手中夺走了数亿英亩的土地。 11 美国内战时期，成千上万原住民被定居者组成的民兵队以及美国武装部队杀害。截至1928年，由美国政府赞助，夺取保留地社区儿童的运动导致40%的印第安儿童被送往寄宿学校，与家人分离。 12
在美国的历史故事中，普遍存在的暴力和剥夺绝非微不足道的补充。相反，它们唤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核心主题的强有力质疑。对原住民的排斥被明确写入美国宪法，并贯穿整个美国内战时期。到20世纪，这种排斥又在立法层面加以重申。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相反，它促进了美国的发展。然而，美国对原住民在这段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从未作出表态。
最近，一些学者开始将非裔美国人奴隶制视为美国建国的中心，但很少有人从类似的角度看待美国原住民。在过去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种族观念，而非多元种族观念，奴隶制代表的是美国思想的对立面。前沿学术研究认为，奴隶制既是美国的原罪，也是其基本制度。 13 最近的一本美国历史畅销书写道：“在美国的创世纪当中”，“自由与奴隶制的关系就像亚伯与该隐的关系一样”。 14 然而，人们能想象一个没有原住民耕种的美国伊甸园是什么样子吗？过去，原住民被排斥在美国的起源之外。如今，他们在等着历史的正视。毕竟，正是他们的美丽家园孕育了美国。
提出新的历史理论并非易事。这件事需要数年时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为新的理论需要确定新的主题，开展新的地理研究，制定新的大事年表，提出新的观点，以及更好地阐释美国历史的进程。这项事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那些面向非原住民讲述印第安人种种经历、历史和政策的部落成员来说，他们肩上的担子显得尤其沉重。
美国的起源是一种遭遇，而不是发现。50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移民来到北美，来到原住民的故土。印第安人后来的转变和艰难求生为理解美国历史提供了指引。原住民群体讲数百种语言，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组织中，这个社会既包括小型家族部落，也包括拥有皇帝和附庸国的庞大帝国。他们与外来移民的接触始于15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探险家，并且有明确的史料记载。（P3）
如要理解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形成，需要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角度出发，审视原住民的社会组织。就像新来者漂洋过海、经历颠簸一样，建立在原住民故土上的北美早期殖民地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动荡。殖民进食的物品，赖以生存的经济，无一不依赖原住民的存在。抛开原住民的参与、生存和发展来理解美国历史，是误入歧途。原住民与各殖民帝国的关系解释了欧洲在美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差异（包括殖民时期的新墨西哥），其中一些殖民地接受欧洲统治的时间比它们划入美国版图的时间还要长。
正如下文所述，欧洲人的到来，在原住民的家园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其余波体现为多种形式，其中一些甚至没有载入史册。众多学者用50余年的时间，希望评估欧洲人介入美洲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进程中，原住民的世界遭到无情破坏，永远无法复原。欧洲疾病的传入导致原住民人口大幅下降，瘟疫摧毁了很多社区，导致大规模迁徙和变化。1492-1776年，北美总人口几乎减半：从700万-800万人降至400万人。 15
令人震惊的死亡人数和人口骤减，对美国建国的光辉形象提出了质疑，也解释了美国印第安贸易、外交和战争的动机，这些因素全部影响了欧洲殖民地的演变。从1609年新法兰西的崛起，到1769年对加利福尼亚的殖民，美国印第安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从来都是帝国决策制定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建国百年内做出的外交承诺中，经美国参议院批准、与美国原住民部落签订的条约占比最大。这些事实表明，要理解美国，就必须了解美国原住民的历史。
对历史叙事的修订是历史研究的固有组成部分，每一代人对历史的重新解释，都是对新环境、新思想和新条件的回应。（P4）在旧有的历史框架中，英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而然的过程，21世纪初，一些英联邦学者对这种历史框架感到不满，开始推广新的范式，即“定居者殖民主义”。 16 这些学者将殖民主义视为持续存在的过程，并通过新的方式、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将焦点放在原住民身上。他们质疑民族国家建国的基本叙事，批判清教徒“开拓荒野”的神话或“边疆”定居点的民主性，因为这种做法不仅将原住民从历史中抹去，而且将历史本身变成自然现象，剔除了殖民主义带来的暴力。 17 此外，随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相继发表道歉声明，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评估原住民被强制同化的历史，许多人开始要求历史界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视原住民的种族灭绝问题。 18 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的定义，历史学家在美国原住民的历史中找到了种族灭绝的迹象。 19
如果承认美国历史上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这段历史的基本前提将变得复杂化。事实上，美国原住民的历史与美国理想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美国原住民研究学者经常认为，美洲被征服的过程就是各原住部落接连遭受大规模暴力的过程。 20
本书参考了大量最新的学术研究，目的是汇集各种新见解，探索解读美国历史的新方法，调和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争议性理解。
尽管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揭示了全球殖民主义的持续遗产和原住民的抵抗活动，但这种研究仍具有局限性。 21 原因在于，它通常将“种族灭绝”作为美国原住民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并将原住民的权力和能动性最小化。 22 这种研究难以评估原住民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动态变化，也不利于承认原住民长期以来对广阔领土的主权。 23 要建立新的美国历史理论，需要承认原住民对殖民地经济、定居点和政治的决定权，同时承认这些因素对原住民的塑造作用。（P5）
面对原住民被学科领域抹去的事实，美国原住民和土著研究学者做出了回应，他们强调的是该群体的生存，而非灭绝。 24 2008年成立的美国原住民与土著研究协会（The Native Americ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NAISA）扩大了全球原住民研究学者发挥专业才干的机会。 25 过去，原住民研究学者只能在已有的学科领域中争取人们的关注，如今，他们开始与部落社区合作，并在1993年由奥吉布瓦族文学评论家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首次提出的“生存”概念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多探索。 26
本书深受这些学术发展成果的启发，承认美国原住民非同一般的多样性以及能动性，这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发现之旅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历史的现有范式建立在排斥原住民的基础之上，则原住民能动性的历史化将成为重塑这些范式的重要途径。像所有民族一样，美国原住民的斗争、历史传承与传统也延续了数百年，最终形成了多样化的族群。要理解这些族群的多样性和能动性，历史化途径必不可少。 27
本书探讨的是一种特殊的原住民能动性，即印第安人与新来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关系是二者在数个世纪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不可分割和延绵不断的方式，将新诞生的社区连接在一起。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西班牙殖民时代直至冷战时期，审视了美国历史的几种范式，揭示了原住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各章节对二者关系的转型展开了辩证研究，讲述美国原住民遭遇欧洲殖民者之后的故事，并将二者关系的相互影响作为叙述主线，探讨是否有可能抛开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以及欧洲“伟大”的固定框架，在新的角度下叙述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历史。
一直以来，美国的历史范式并没有体现这个国家真正的多样化程度。因此，讲述原住民与欧洲新来者几个世纪以来的辩证关系，将面临令人生畏的重大挑战。实际上，美国的历史研究削弱了自身的多样化程度，加深了重新审视该领域基本原则与方法论的必要性，尤其是最近很多综合研究淡化了“殖民时代”，暗示称美国宪法的起草才是重中之重。 28
美国的建国神话没有给原住民多少容身之处。美国《独立宣言》称原住民为“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哪怕他们对内陆殖民定居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29 与托马斯·杰斐逊不同的是，乔治·华盛顿等更为老练的领导人主张采用外交而非暴力手段，并利用现有的印第安条约来扩大联邦权威。（P6）正如本书前半部分所述，深入研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完整而复杂的原住民历史，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美国社会乃至国家的权力。
美国的历史故事从何时何地开始？谁是这部历史剧的主要角色？这场演出的主题或内容是什么？英属北美殖民地是不是美国历史的起源？那些自称“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人，是否真的愿意分享手中的独家权力？19世纪美国扩张对原住民家园造成的历史影响是什么？原住民部落如何应对联邦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压倒性存在？
几代学者一直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从20世纪末开始，学术界以及部落项目开始将这段纷繁复杂、曾经被忽视的历史展示在人们面前。从华盛顿州尼亚湾的玛卡文化与研究中心（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到康涅狄格州马萨图格佩科特博物馆与研究中心（Mashantucket Pequot Museum and Research Center），近200个部落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如今正在讲述各个原住民社区的历史。 30 新的资料来源，如口头叙事、人种志、土著语言以及各个帝国的档案记录，也有助于开展新的历史和文学研究。 31
如今，美国原住民已经从历史的忽视中苏醒，展现出全方位的复杂性。他们生活在多样化的社会中，讲着有数百年历史的土著语言，而且往往统治着广阔的领土。今时今日，许多原住民仍然生活在祖先的家园，照看着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花园，比如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21个普韦布洛（Pueblo）
印第安部落，这里的原住民便维系着北美最古老的、薪火世代相传的社区。
这种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发现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每年都有新的课程推出，新的出版物问世，部落社区与非部落机构也在达成新的合作关系，不断塑造着研究人员、教师、部落成员和广大学者的实践与工作，他们渴望的是，了解更准确、更多元的美国历史。部落政府的规模和能力也在不断壮大，这是部落社区在美国政治框架之下享受固有主权的最佳证明。纳瓦霍（Navajo）等部落管理着数十万公民以及数百万英亩的土地。（P7）其他部落则雇用了数千名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工人，参与当地的工业与经济建设。 32 这些部落位于美国的版图之内，与联邦政府共同享有自治权、主权与权力。 33
如果美国各阶段的学校教育要保持活力，有关这个国家起源、扩张与现状的叙述就必须更加丰富、更加真实。学习和教授有关美国原住民的真相，将重新揭示美国多元化的意义。
本书旨在重新定位美国历史，纠正美国印第安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缺席。全书跨度500余年，借鉴和参考了许多其他学者的工作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书的研究并未涵盖所有的原住民部落、研究主题和地理位置。印第安人与欧洲帝国史诗般的交锋，与美国政府的主权斗争，推动了美国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原住民都扮演了核心角色。
本书结合了不同流派关于美国与美国原住民历史的观点，其本意并非将二者割裂，而是将其视为相互关联的因素，同时强调二者之间自始至终相辅相成、相互交织的关系。
目前，有关美国原住民历史的综述或单一出版物较少。该主题的时空跨度之大，人种志的多样性之广，仅靠一两册出版物将难以尽述，但学者、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已经发展出新的解释范式，重塑了特定地区的历史，为大规模发掘新的历史时期、地理位置与主题做出了贡献。曾经被人忽视的美国原住民历史，如今已成为蓬勃发展的领域。正如下文所述，由此得出的见解甚至动摇了美国历史的现有假设。
虽然有关美国原住民的历史研究不断发展，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过去的几代人仍然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大学校园、教科书和公共纪念馆也仍然排斥原住民部落。正如波尼族（Pawnee）学者沃尔特·埃科-霍克（Walter Echo-Hawk）所言：“有关原住民的种种问题，我们普遍缺乏可靠的信息和资料，这是当前美国原住民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 34
美国原住民的历史文化需要投入更多研究，评估原住民的能动性与权力如何塑造部落和非部落社区。（P8）本书将对人们熟悉的主题进行去自然化研究，揭露美国社会形成过程中不确定的偶然时刻，从不同的时间线对美国历史展开叙述。本书将美国原住民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背景中，并将原住民社区经久不衰的主权视为美国政治格局中的核心要素。
本书第一部分“印第安人与殖民帝国”强调了暴力对美国早期形成的重要性，分析了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帝国在北美的殖民基础，探讨了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的碰撞，阐述了美国印第安人在美国独立战争起源中的地位，尤其是他们在决定性时刻的影响力，即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宾夕法尼亚定居者与英帝国陷入冲突之时。当时北美爆发庞蒂亚克战争（Pontiac's War），1764-1765年英帝国企图夺取五大湖印第安家园的控制权未果，自称“黑脸男孩帮”（Black Boys）的定居者民兵卷入其中。正如这几章节的注释所示，对俄亥俄河谷印第安人-定居者冲突的研究，仍然是美国印第安历史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每年均有重要作品出版。此外，本书的前半部分还揭露了美国宪法史及早期美国史研究人员对该领域大量学术研究的忽视。
作为后半部分“主权斗争”的过渡，本书第一部分以“殖民主义宪法”结尾，讲述的是在抛开原住民历史的情况下，人们将无法理解美国宪法的诞生与制定。作者分析了美国《邦联条例》以及后来美国宪法中的国家治理结构，重点阐述了美国如何通过纳入内陆土地，利用《邦联条例》继承的“缔约权”开展土地割让谈判，确定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事务的至高地位，并建立联邦制度。在许多建国者的心目中，美国原住民在宪法中的地位类似于外国公民，正如美国宪法商业条款所述：“国会有权……监管与外国、各州以及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商业往来。”这种建国理念体现了原住民的哲学观。几个世纪以来，原住民一直主张与联邦政府共享自治权。美国和原住民部落的历史仍然受到宪法区别对待不可磨灭的影响。 35
本书第二部分聚焦的是美国与原住民部落的主权斗争。（P9）作者从比较与关联的视角评估了美国的民主、种族形成和印第安人迁徙，强调了印第安事务为何始终在美国早期的治国方略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最早的两项外交决策，即《杰伊条约》（Jay's Treaty）和《路易斯安那购地案》（The Louisiana Purchase），均起源于与印第安人的条约签订。这些发现表明，人们有必要重新定位19世纪的美国历史，改变以前聚焦北美东部的做法，突出整个北美大陆在美国扩张过程中发生的变革。因此，本书的后半部分将这种扩张置于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框架之下，在讲述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的历史时，更为关注的是印第安社区在快速殖民和淘金热时代经历的转变。
本书后半部分重点讲述的是南北战争后，美国原住民对国家权力扩张的回应。美国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联邦政府在西部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包括军队、条约签订者和印第安事务官等。要塞、保留地管理机构和寄宿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保留地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开始。这一时期，美国陆军上尉理查德·亨利·普拉特（Richard Henry Pratt）等联邦领导人启用军事化教育体系，试图将儿童从原住民家庭中带走，动摇部落政府和原住民的根基。
正如这些章节所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强迫儿童离开家园和剥夺保留地的土地一直是美国的主要政策。超过7.5万名儿童被送往联邦政府赞助的寄宿学校，近1亿英亩保留地被剥夺。截至1912年，根据《公共法案219号》
，国会已将印第安社区置于“绝对管辖和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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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对印第安事务行使权力的原则，被称为“全权主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一代美国原住民活动家对联邦政府的干预做出了回应。本书最后几章，作者阐述了此类行动主义如何勾勒出美国联邦政策的轮廓，尤其是在印第安新政以及冷战时期。书中的分析借鉴了对保留地活动主义、美国印第安人协会（The Society of American Indians，简称SAI）及其领导人出版物的研究，其中包括劳拉·科尼柳斯·凯洛格（Laura Cornelius Kellogg，奥内达族）、齐特卡拉-沙（Zitkála-Šá，达科他族）、亨利·罗伊·克劳德（圣语族）和伊丽莎白·本德·克劳德（Elizabeth Bender Cloud，奥吉布瓦族）等人。（P10）
新一代活动家敢于直面美国政府的干预和虚假承诺，挑战“美国无辜”的神话，并寻求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凯洛格的倡议深深植根于恢复原住民治理的历史实践，特别是易洛魁（即Haudenosaunee，住在长屋里的人）社区内的性别权威。罗伊·克劳德、本德·克劳德和美国印第安人协会的其他成员建立了跨部落的联盟机构，这些机构在冷战期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德·克劳德本人是两家主要印第安权利组织的共同创始人，即1911年成立的美国印第安人协会，以及1944年成立的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简称NCAI）。
本书结尾对20世纪原住民复兴过程中令人惊讶的矛盾之处作出了评估。除了突出原住民的能动性之外，这种审视还呼吁学者将原住民视为复杂和矛盾社会结构的主体。联邦政府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导致原住民部落面临法律和政策原则的挑战，特别是终止政策时期（1953年至20世纪70年代）和自决时期（1975年至今）。
在这两个时期，部落主权的行使面临着巨大挑战。当时的参议院和联邦领导人，例如印第安人事务局专员狄龙·迈尔（Dillon Myer），利用新政时期的改革，将原住民部落土地索赔与接受旨在“终止”部落主权的政策捆绑，实现打击原住民部落的目的。虽然终止政策削弱了原住民部落，但催生了一代原住民活动家，其中包括埃达·迪尔（Ada Deer，梅诺米尼族）等保留地领导人，也包括城市和非保留地成员，如美国印第安人运动（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简称AIM）的成员。20世纪60年代末，原住民活动家不仅占领了旧金山湾的恶魔岛（Alcatraz Island），还成功吸引了整个美国的目光，原住民的斗争和行动一时成为新闻头条。在迪尔等原住民领导人的立法倡议之下，这些活动对国家政策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最后几十年，印第安改革运动展现出巨大潜力。这是因为，要在美国的统治之下乘风破浪，就必须进入立法机构，特别是国会和联邦法院。长期以来，原住民一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途径寻求补偿——倡议与行动主义往往代表着原住民政治的两面。20世纪末，在与欧洲人接触500年后，新一代原住民领导人挺过冷战时代的动荡局面，迎来新世纪的曙光，原住民社区从此再也不会面临危及生存的根本威胁。（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