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在，我在大学里主要担任临床心理系的授课工作，不过我原本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三年前我来这所大学任教，在那之前我从事法务专家的工作，在做法务专家之前，我还曾是大阪一家公立精神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我在医院的门诊和住院部接诊过很多存在发育障碍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孩子、厌学的孩子和一些受青春期症状困扰的孩子。这家医院规模很大，在整个关西地区首屈一指，所以我遇到过各种类型的病患。不过来这里看病的患者实在太多了，几乎妨碍了它作为医院发挥作用。例如如果有一名患者想来发育障碍专科门诊看病，那么他从提出申请开始，可能甚至要等上4年才能接受初诊。我的工作非常充实，除了为儿童患者看病，还有很多机会为涉及杀人等重大犯罪的成人或儿童做精神鉴定。

那时，我还定期到某家机构出诊或提供儿童发育方面的咨询，然后在那里遇到了一名存在发育障碍的男孩。这个孩子在性方面存在问题行为，无论面对多大年纪的女性，他总会不由自主地触摸对方的身体。于是他经常到很多女孩或成年女性聚集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目标触摸对方。从结果来看，与这个孩子的相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

我在这家机构为他做了长期治疗。当时，北美地区根据认知行为疗法制定了一套纠正和预防性犯罪的训练方案，据说效果很好，于是我决定把它翻译成日语，用这套方案给这个孩子做治疗。与此同时，我也要求他到医院门诊接受药物治疗，以便缓解他的各种压力。

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治疗方法，旨在通过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从而强化适当的行为、想法和情感，减少不合理的行为、想法和情感，以及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等，在心理治疗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例如，A向B问好，但B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此时，如果A认为“B故意对我视而不见，他一定是讨厌我”，就会感到愤怒，可能决定自己以后也要同样无视B的存在，或者故意为难B。针对这种情况，认知行为疗法会引导A采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比如“是不是我刚才说话的声音太小了，B没听到？”“会不会是B正在想着什么心事，所以没注意到我跟他问好？”这样一来，A可能就会想“算了，我再叫他一次，这次我大声一点”，然后再次向B问好。然后如果B这次做出回应，A就会发现事实并非自己认为的“B故意对我视而不见，他一定是讨厌我”。这样更有利于A在以后形成适当的行为、想法和感受，同时也能帮助他提升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如怎样向别人问好更合适等。

像这样，认知行为疗法可以通过改变思维方式引导患者做出更适当的行为，也成为针对性犯罪者的治疗方法的核心。有时，一些错误的思维方式会导致性犯罪者做出侵害别人的行为，他对性的认知可能是扭曲的（比如认为“女性其实愿意被别人侵犯”等），或者在人际关系方面采用攻击性或被害妄想式的思维方式，认为“全社会都是我的敌人”“所有人都躲着我”“我没有任何价值”等。在这种情况下，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帮助患者纠正这些错误想法，促使他们做出适宜的举止。我针对前面提到的孩子使用的训练方案正是根据这种方法制定的。

每次训练结束时，这个孩子都会说“我知道了”，而且在门诊也反复保证：“我再也不那样做了”。所以我几次都认为他应该不会再犯了，然而情况却依然如故。他在下一次复诊来见我之前，总是又做出一些性方面的问题行为，反反复复，屡教不改。我十分苦恼，为什么一点不见成效呢？后来我才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这个孩子在智力方面同时也存在障碍，认知功能低下，所以他根本没有理解训练方案本身的内容。

采用认知行为疗法需要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患者的认知功能没有问题。对于认知功能有问题的患者来说，这种方法的效果还没有经过验证。那么，哪些孩子的认知功能会有问题呢？是发育障碍或智力障碍儿童。也就是说，对存在发育障碍或智力障碍的孩子们来说，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方案很可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些孩子们在实际生活中将会遇到重重阻碍。

那么应该怎么办？在医院是找不到答案的。很多人认为，医院是他们在世上最后的希望，但其实面对发育障碍或智力障碍导致反复出现各种问题行为的孩子们来说，医院说到底只能通过药物缓解症状，却无法根治。

发现医院对这个问题能采取的措施极为有限之后，我一直非常苦闷。因为除了医生的工作，我还会为犯下杀人或杀人未遂等罪行的存在发育障碍的孩子做精神鉴定，所以我十分清楚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问题所在，但对具体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却没有一丝头绪。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一对一心理咨询、认知行为疗法和作业疗法等应该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除了这些办法，我又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在日本国内，我没有找到哪里有专门提供这方面治疗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后来又经过多方调查，我得知日本三重县有一家机构（医疗少年管教所）专门收容存在发育障碍或智力障碍的犯罪少年。

对存在发育障碍或智力障碍的孩子的家长或监护人来说，少年管教所应该是他们最不希望孩子去的地方。这些障碍儿童原本是最应该受到悉心呵护的，可他们却成了罪犯，伤害了别人，被送进管教机构。这种情况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的溃败”。去这个“也可以说是最坏的结局”的地方看一看，或许能找到帮助他们的线索。我怀着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辞去了之前工作的精神医院的工作，决定到医疗少年管教所赴任。

曾在公立精神医院担任儿童精神科医生的我，认为自己应该还是比较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的，然而到了少年管教所，我才发现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这里的孩子与我在医院见到的孩子们一样，都存在发育障碍，但他们面临的境遇却截然不同。相比之下，有机会到医院看病的儿童和青少年要幸运得多。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人曾经遭受过虐待，但一般来说，都是有家长或监护人带他们来医院他们才会来的。而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孩子出现问题也不会被送到医院来看病，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存在障碍，直到他们在学校遭到霸凌，触犯法律伤害了别人，被警察逮捕，又被送进少年管教所，才会有人意识到他们原来存在障碍。包括现有的特殊支援教育在内，学校教育在这方面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继医疗少年管教所之后，我还在女子少年管教所工作了约一年时间，因为我也很想了解犯罪女孩们在女子少年管教所里的实际情况。女子少年管教所与医疗少年管教所有一些共性，也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不过本书的主旨并非讨论失足少年在性别上的不同，而且我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性质和解决方法在男孩和女孩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决定本书不对男孩和女孩加以区分。此外，本书介绍的案例中也包含我在女子少年管教所遇到的情况，因为在管教机构里，女孩也被统称为少年，所以我也统一使用“少年”这个词。这些孩子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促使他们重生？以及如何避免出现同样的失足少年？我将根据自己在少年管教所工作期间获得的知识，在这本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书主要是以我在医疗少年管教所工作的经验为材料写成的。目前日本共有约50所少年管教所，但并非都收容存在发育障碍或智力障碍的失足少年。不过综合在女子少年管教所的工作经验和我了解到的其他少年管教所的孩子们的情况，我发现医疗少年管教所的孩子们并非特例。很多少年管教所收容的犯罪少年都具有本书介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