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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年。十年前，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疲劳和捆绑，我离开了那个终日碌碌的所谓肥差，来到这个被称为“清水衙门”的部门。这地方虽然理论上也在机关序列，却是机关的边角，而且是被裁到一边闲置的边角，是奔涌向前的河流靠近岸边的一个浅水洼。从外部看，它只是机关序列里的小摆设。
这个地方的清净与此前的喧嚣形成了触目的对比。尽管人人都知道这地方是清闲的，但它的清闲程度还是让我暗暗惊讶。
到这里上班的第一天，我来到我整饬一新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张办公桌，一把转椅，一张长沙发，一只茶几，两个文件柜，别无长物，连电脑都没有。我依据原来的办公习惯，把办公必需品列了长长一张单子，要求当天配齐。负责采买的会计一看单子就结巴起来。这这这，她满脸吃惊地说，我得去找领导问问。仿佛这件事很离谱。
整整一周，我的办公室没来过一个人。因为办公楼几乎是空的，除了头儿的办公室亮着灯，单位办公室有两三个年轻人支应差事，没有别的人。每天下班，头儿的办公室便热闹起来，有四个人关起门来在里面玩扑克。我每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根本没人过问。我便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到单位，看看书，吃午餐，午休，再看看书，就可以回家了。
紧绷了十多年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我都在睡懒觉，每天睡到自然醒，把十几年欠下的觉都补回来了。一个月过去了，我从补觉的松弛中缓过神来，新电脑也摆到了办公桌上。
十多年的淤积等待清理，而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却不容易掀动。我总觉得隔着什么，意弱词穷，力道不够。我于惶惶之中，答应了朋友的约请，开始为一家晚报的周刊写专栏。千把字的小豆腐块，一周一篇，一直到年底。其间和几个朋友一起，把伊城周边的旮旮旯旯走了一遍，并且以此为主题，为另一家炙手可热的都市报写专栏。有限的储备迅速消耗。而这种小机灵卖弄久了，我怕我的经验会全都碎成芝麻粒。于是忍住，停止。
当“写什么”成为一个必须经常自问的问题，写作本身，就多多少少带了些装腔作势。不时遇见同行，问，最近写什么呢？我手中的一杯酒便有些难以下咽。假如我在写小说，写着长篇或中短篇，那似乎说起来更像一件事，可以说说的。写诗的人似乎就不大好意思把写诗当成一件事挂到嘴上，不过，大致也可以说说的。但我一直在写散文。虽然不是那种小豆腐块，也不是用妩媚言辞劝人或哄人的小插花，但我还是不能够坦白，我在写什么。这显得煞有介事。而散文似乎是不能煞有介事、不能预谋的。
往事沉重含混，经过了多年的发酵。其中有多少是已经消化并且打开的，可以构成写作意义上的有效经验，我不确定。有些沉积不敢轻易去碰。怕自己下手没轻重，白白弄坏了材料。我不能无限隐藏，不能无动于衷，我是与无限的人与事物同在的那一个，我的悲欢常常缘于琐屑，一点也不比他们更重大，那么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意味着什么，是否仍有可能成为一个创造者？如果不能，我的过往岂不是与他人毫无关系，而仅仅是我的负担？
不知不觉已经十年了。年底，当我突然意识到“十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对自己很是失望。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算年轻，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信心洋溢，以为只要自己愿意，就能所向披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十年了，那些曾经在记忆里滚涌喧嚣、让我夜不能寐的往事，此刻何在？
初来时的清静不复存在。当初的陌生人，现在都熟悉起来，交往起来，一重新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这小小的人群便不再是（也许从来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派一派的。我们这个族群不知怎么了，到处都是一派一派的。人们争排名，争职位，缺少实质性标的物的时候，争上风。那些标的物，那些风头、面子，我曾经司空见惯。都是徒有其表的勾当，没意思。好不容易脱身而出，那些东西不可能再吸引我。我不想加入任何一派。我跟任何一派都没有共同诉求，我对他们在意的虚荣和实利由衷地不感兴趣。我觉得本质上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同样的标的物上。在他们之间我就像一只蝙蝠，非禽非兽，非左非右——这一向是一个处于道德凹点的角色，一不留神，两派三派的砖头都会砸到你头上。这个因为怠惰过甚所以一事无成的群落，不仅是奔涌向前的河流靠近岸边的一个浅水洼。清浅只是当时的错觉。现在，这一摊长期不流动的死水，下面已经沤成了淤泥。
河流有底，淤泥无底。我的双脚已经感到向下沉坠的引力了。春节前后，我在寒流的袭击下感染流感，卧床半月，结结实实病了一场。
在接踵而来的纠缠之中，我不时想起去年深秋，在那片草木繁茂的园子里，她双手笼在衣袖里悠闲踱步的样子。那一层防尘的心罩，要经过怎样的试炼才能获得呢？那一条隐在荒草中的冷僻路，我似乎望见了，却又相隔太远，辨认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