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寺疑云

武州山不高，不过30余米，其岩石质地跟敦煌大不相同，这决定了窟内造像的方式也不一样，云冈用雕，敦煌用塑。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它们都位于一整片绵延山麓的截壁之上，山前都有水道，这意味着行商走脚的人们很容易就能看见和瞻仰它们。

杭侃说，学术界常常会把云冈石窟和敦煌石窟放在一起比较，倒不是打擂台，而是两处石窟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的特色，很有代表性。实际上，直到民国，云冈和敦煌的名气都不相上下。云冈石窟属于皇家工程，洞窟数量比不上敦煌，但工程体量却远超敦煌，工程时间也比较集中；敦煌洞窟众多，大大小小几百个，前后时间跨度很大，但每个洞窟的规模跟云冈比起来则较小。从自然条件来说，岩石质地的差别带来了雕塑造型手段的不同：云冈用“雕”，直接在石头上大规模造像；敦煌用“塑”，木胎包泥造型敷彩，就是因为石质不适合，所以敦煌流传下来的多是壁画。从风格和内容上来说，云冈作为皇家工程，追求宏伟庄严；敦煌则更加民间。敦煌壁画里的内容，除了佛传故事有一定规制外，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大：生老病死、养老送终、婚丧嫁娶，甚至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凡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表现，充满趣味，这些内容在云冈就不会有，可能出于皇家对死亡的避讳，云冈连涅槃题材都极少表现。敦煌壁画中，有大量榜题，每个供养人都希望能够留下自己的痕迹，这就为后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信息；但云冈的题记特别少，仅有的几块记事碑也大都风化湮灭，不可辨识—这恰恰是因为云冈石窟的皇家背景，它不用去特意昭示什么，它的存在与营建，本身就是一种“官宣”。

远眺云冈石窟

从功能上来说，敦煌石窟多为禅修而存在。最早的营建者乐僔，就是出于这个动机才在崖壁上居空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按美术史家巫鸿的观点，最初选址开凿的这间洞窟，架空凿险，位置应该处于崖壁中部，高于山前植被，属于僻静幽深、难以抵达之处。在敦煌的数百间石窟中，禅窟占大多数，有些洞窟两侧凿有耳室，多是僧人休憩的居所。到了唐、宋、西夏，实力雄厚的节度使或地方官员，为家族祈福报，修建了面积和体量较大的洞窟，敦煌石窟才渐渐具备了供人瞻仰朝拜的功能。

云冈石窟恰恰相反，云冈石窟所在的武州山区域，自古就是交通要地。它东连大同盆地，西接河套平原，沟通关内关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沿武州山北岸开通的道路，一路向西通往北魏的旧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这一路总长三百三十公里的要道，沿线皆有军事防御设施。自汉代起，这里就设有武州塞，不但是交通要道，也是农牧分界的战略要地。北魏国都从盛乐迁至平城，也同样昭示了一种化游牧文明进农耕文明的决心。武州山石窟建在通衢大道旁，从一开始就并非为禅修而存在。早期的大型洞窟尤为明显，这些大型洞窟内有巨大造像，并不能满足僧人禅定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皇家规范来说，也于礼不合。由此可知，云冈石窟的营建，其功能是供人瞻仰礼拜，宣传教化，彰显功德，不太可能供僧人在里面禅修。

即便不与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敦煌石窟相比，就在北魏平城，除了云冈，还有一处著名的鹿野苑石窟。其名来自印度，《鹿苑赋》中写“凿仙窟以居禅”，道破了鹿野苑石窟的营建初衷：用于禅修禅定。功能不同，选址即不同，鹿野苑石窟深藏高山之中，“开凿在大沙沟三叉口北侧山体的‘U’形弯处，此大沙沟乃古代河流的遗迹，河滩上现仍有泉眼，洞窟坐北朝南，高出河滩十多米。石窟西、南面临大沙沟，隔沟眺望是高低起伏的山峦。”整个石窟处于山水环抱之中，是僧人修禅习定的理想场所。

早期洞窟中的巨大造像

对比同处在北魏平城的这两处石窟，便可以知道云冈石窟建设之初就并非为了禅修而存在，它选在通衢大道旁边，行旅者来来往往，皆可瞻仰朝拜。在云冈石窟现存的洞窟中，绝大部分洞窟有造像，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禅窟，也没有僧房窟。与禅窟大小相仿的洞窟，也往往内部空间狭小，人很难直立，只能弯腰或盘坐，且这些洞窟大多凿于山体直壁，登临极为不便。从这些小窟中仅有的几处尚未湮灭的题铭来看，这些小窟的作用仍是发愿祈福供养，并不具备禅修功能。

《续高僧传》中“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共千人”的记载，透露出当时云冈沙门僧人之多。人们往往会把这段记载跟云冈最大的洞窟第3窟做对应，因为从规模来看，要想容纳千人，云冈的若干大窟中只有第3窟勉强能有这个容量。可问题是第3窟一直没有完工，直到今天看起来依然像一个大型烂尾施工现场：窟内外地面保留着大量的取石痕迹，开采下来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石料东一块西一块地铺陈在窟室之中，地面起伏不平，难以想象上千人如何挤在这样一个工地上同时入定禅修。

《金碑》曾经提到武州山石窟有寺庙十所：“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成华二十一年（1485年）纂修的《山西通志》中也出现了相似的名字：“石窟十寺，在大同府城西三十五里，后魏时建。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有一年。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

十座寺院，历经七任皇帝，前后一百余年，足见云冈石窟在当时的影响力。这十座寺院在其他史书间或有记，只是名称略有不同，约在明朝中期之后，荒废无闻。宿白先生在第1窟到第20窟的窟前崖面发现了曾经容纳木结构的梁孔、椽眼和人字形沟槽，推测出当时覆盖在石窟前面的有九或十处木质建筑，但这十处木建筑是否就是十寺，并不确切。宿白先生根据《金碑》中所记录的云冈十寺来研究云冈石窟中寺院的历史，采用注释的体例，谨慎地推测了其中五个寺院的位置。

云冈石窟并不能满足僧人禅修功课及日常生活的需要，那么相关的功能空间，就要去石窟之外寻找。

在宋代之前的文献中未曾见有吟咏云冈寺院的内容，因此宿白先生曾推测十寺之名起于辽代。但后来在1993年的发掘中，于云冈山顶发现一处塔基遗址，距离南面崖壁只有10米，可能是寺院的一部分。塔基南北皆有踏道，底层建筑由塔心实体、环塔心殿堂式回廊两部分组成。到了2010年，云冈石窟在窟顶做防渗水工程，为配合工程进行了大规模发掘。2010年到2011年，前后发掘面积超过8600平方米，发现了北魏时期的塔院寺建筑遗迹，以及辽金时期的铸造工场，工场中甚至留有铸造大型铜钟的痕迹。

这些居于山顶的寺院，处于石窟所在山体的腹地，位置相对独立，离山下道路亦有一定的距离，环境清幽。部分发掘工作还揭示出寺院周边围合有一间间并排的僧房，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曾有相当数量的僧侣在此禅居生活。山顶禅寺与山下石窟结合，才是完整的宗教场所。《续高僧传》中说昙曜“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应该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