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曜何人？

关于昙曜，历史记载不多，只知他少时出家，在凉州修习禅业，曾追随过天竺高僧昙无谶学佛法。昙曜生卒年不详，是何方人氏亦不详。一说他就是武威郡姑臧人，也有说他跟昙无谶一样，来自西域佛国，只不过昙无谶来自天竺，昙曜来自罽宾。

北凉覆灭，昙曜随僧团迁抵平城之后，与太子拓跋晃交集颇多，深受礼重。太武帝废佛期间，中原北方一切佛事断歇，佛像被捣毁，僧尼全部被坑杀，造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空前劫难。沙门为求自保，大多还俗避祸，唯有昙曜坚固道心，一心持守，坚决不肯还俗。太子晃几次三番苦苦相劝，昙曜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密持佛经和法器。在对僧徒迫害得最厉害的日子里，他仍坚持贴身穿着僧衣，不暂离身，以示宁可殉教，也绝不放弃自己佛家弟子身份的决心。北凉名僧在京城实在目标太大，玄高、慧崇等相继被杀，同情佛教的太子晃暂缓宣诏，争取到了一点时间，部分僧人得以逃匿避难，昙曜也因此死里逃生，在太子晃等人的帮助下，遁至中山（今河北定州）隐居。

根据《魏书·释老志》，兴安二年（453年）五月，得到文成帝复兴佛法的消息之后，昙曜即从中山赴京，途中恰遇登基不久的文成帝东巡，昙曜避让道旁。皇帝巡幸是法驾出行，所驾游观辇由三十六乘俊美御马组成，其中一匹白马见到昙曜，张嘴衔住了他的衣角，停下不肯再走。文成帝一惊，心中不免暗忖，这是否为佛教复兴之兆？眼前之人必是佛法精深的高僧。询问之下，方知眼前之人便是昙曜，是自己父亲生前曾经信任和保护过的僧人，于是文成帝马上延请昙曜到京师。后值师贤圆寂，文成帝便让昙曜接任，主持北魏举国佛事，改“道人统”官职名为“沙门统”。

坊间另有一种心机派的演绎，认为这次奇遇，不过是昙曜自导自演的一幕情景剧。为了争取信任，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昙曜提前将马儿最爱吃的草料盐汁染在袈裟上，又提前候在文成帝出行的路旁，诱使御马配合他演出了这个神通故事。

无论如何，经历过灭佛的惨痛，昙曜常思可有万全之策。高僧道安曾留下遗训：“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想办法使佛教能够恒久流传，不因政治权力的一时翻云覆雨导致经像法物荡然无存。

在担任沙门统后，昙曜便提出要在山体凿窟。金可熔，木可朽，土可崩，但大山坚牢永固。依山开窟造佛，便是他的整体计划之一。

而皇室这一边，太武帝拓跋焘生前对废佛已经追悔莫及，文成帝即位后，作为新生政权，既感念父亲拓跋晃的壮志未酬，又希望能安抚民意，替祖父忏悔灭佛之过，为祖先祈福，同时向天下昭示复佛的决心，因此爽快地答应了昙曜的建议，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支持。

正是在这种合力下，公元460年，昙曜在平城武州山开始建造巨型佛窟，为我们今天所知的云冈石窟拉开了最初的序幕。其中最著名的五个洞窟便出自昙曜之手，这也是武州山石窟的第一期工程，世称“昙曜五窟”。正是在昙曜开窟的这一年，文成帝再次改了年号，新年号昭示出新皇帝的新愿景，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公元460年从此在历史上有了另一个新名字：和平元年。

这可能不是昙曜第一次开窟。早在北凉（397—439）的时候，当时的北凉王沮渠蒙逊召集能工巧匠，在今甘肃武威城南50公里处创凿的天梯山石窟，相传便是由昙曜主持的。

天梯山石窟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说它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也不为过。天梯山石窟历经北朝、隋唐、西夏、明清的相继营建，穿越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存续至今，在学术界历来有“石窟鼻祖”之称。

昙曜五窟全貌

从第20窟窟前看昙曜五窟（第16—20窟，第20窟为最西）

北凉所处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便是沟通华夏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要道，是多民族不断交锋融合的核心区域，也是佛教东来的重要传播之路。正是在那片区域，公元366年，一个名为乐僔的和尚，“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希望找个地方虔心修道，当他杖锡林野，行游至宕泉河畔的鸣沙山麓时，“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于是他在山上寻觅僻静精妙之处，架空凿岩，修建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

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交集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同为修行人和造窟人，昙曜多半见过敦煌莫高窟，他应该也了解西域佛影窟的形制，再加上主持天梯山石窟的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开凿武州山石窟的知识储备。

昙曜选择武州山的断崖作为开窟之所。武州山山体属于水沉砂岩，石质利于雕刻造像。平城多巧匠，负责雕凿的石工多是太武帝平北凉后由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设计方案则应出自昙曜本人，他有旧例可参循，又精通佛教教义，更胸怀复兴佛教的卓绝雄心。

武州山扼于平城之西，符合拓跋族“迎神于西”的传统，也暗合佛教里西方极乐净土的意象。早在云冈石窟开凿之前，武州山即为北魏祭祀祈福的神山，此山的崖壁被称为“灵岩”。昙曜向文成帝建议，开窟五所，每个窟中供奉一尊大佛，分别象征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礼佛便是礼帝，皇权与佛法因此结合起来。

对于昙曜来说，把佛陀雕刻成当朝皇帝的模样，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佛教中历来有转轮王成佛的典故，说的是世俗统治者皈依佛陀，彻底觉悟后修得正果。昙无谶在北凉所翻译的《悲华经》中，就有大量内容讲述宝海梵志如何度化转轮王成佛。僧人一路传播佛教、借统治者弘法，宣扬天子就是当世佛陀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手段。比如高僧法果如此吹捧道武帝：“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转脸又向他人解释：“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为了弘法，僧人的身段可以说是相当灵活。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沙门不拜帝王。在西域佛教国家，只有帝王拜佛，岂可反其道行之？东晋咸康六年（340年），车骑将军庾冰代晋成帝下诏，规定佛教僧人见皇帝必须行跪拜礼。这是佛教传入中原后，史书中记载的首次佛权与王权的冲突。但到了南朝，一百多年过去了，只有慧远这样的高僧还在坚持佛教与政权相分离的独立姿态，坚持“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

北魏的沙门别无选择，灭佛运动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传法必须得到王者的支持。

甫经废佛一劫，仍心有余悸的昙曜决定开凿五窟，象征五位帝王，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起码可以保证佛像不会再次遭到强行破坏—试问，又有哪个皇帝会下手捣毁自己和祖先的肖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