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1942年夏天，北京大学史学系一位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假期游历中，途经大同市郊外三十里处的一片岩石山川。他被恢宏壮美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并记住了那个极美的名字：云冈。

彼时的北京大学已经南迁，与清华、南开一同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位年轻人也并没有深入云冈，因为那里被日本人占据了。一支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调查队，在长广敏雄、水野清一两位学者的带领下，正在对云冈石窟进行考察和发掘。

这名白净、斯文的年轻人，名叫宿白，来自东北。他当时绝不会想到，荒野石窟深处的那两位日本学者日后会成为他在学术上的论敌。他更不会想到，这一场驻足凝视，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起点。在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遍历中国所有石窟寺的研究，而他与云冈之间一场超越大半个世纪的缘分也就此开启。

云冈石窟，世界佛教艺术之瑰宝，历经千年，大美犹存。宿白先生说：“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此时的宿白，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云冈可以说是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的起点。1947年，宿白在参与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无意中在金石学家缪荃孙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一条所引用的《析津志》中，发现了一篇名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的碑文，碑文记录了自唐迄金武州山一带石窟寺的兴修设置。

碑文不长，仅2100多字，记述却很详备，征引宏博，前所未见。

如今细读《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依然能感受到古人的文辞之美：

微尘刹土随缘赴，感应现前。当此之时，宝山（之）相，满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见；狮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听闻。……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

在宿白先生录文附校注的版本里，“与天地而同久”六字接连出现了两次，宿先生怀疑此六字为衍文，即因缮写、刻版、排版错误而多出来的字句。但这重复的字句，恰恰反映了石窟历代开凿者孜孜念念的雄心：欲与天地同久。

缪荃孙所抄《金碑》，抄录年代并不久远，却成了孤本。他抄录的几册《永乐大典》，已在庚子事变中不知所终。

当时的宿白敏锐地意识到，碑文里记载的武州山大石窟寺，应该就是他曾经深深凝望过的云冈石窟。只是早在辽金时期，还没有“云冈”这个名字。

云冈，这个极美的名字，起于何时、起于何因呢？

答案留待晚些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