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万物齐乎巽

汉代《三统历》道：“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

宋代葛长庚曰：“清明也，尚阴晴莫准，蜂蝶休猜。”

清明节气，通常是在4月5日前后。

清明节气日，春的领地达到约380万平方千米，已占全国陆地面积的近40%，平均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上地区大多已被春收入囊中。整个清明时节，春逐渐取代冬的霸主地位。春天地盘扩张约130万平方千米，冬天地盘缩减161万平方千米。清明开始时，春之疆域为冬的约67%；清明结束时，春之疆域为冬的约124%。同时，夏在岭南蔚然成风。

清明至少具有三个维度的意涵。

首先，清明是一个节气。清明，气清景明，是兼容了天气现象和物候现象的节气。其原始语义中侧重天气清新明媚。但时值“句者毕出，萌者尽达”，即弯曲的芽儿皆破土，鲜嫩的叶儿初长成。万物皆显，草木新绿，也是清明时节专属的物候现象。

其次，清明是一个节日。在现代中国，清明是唯一的“一岗双责”（既是节气也是节日）的节气。在节日体系流变的过程中，清明以其节气之身，逐渐融汇了与其时段相近的上巳节、寒食节等一众节日，成为阳春时节的总汇和集成型的节日。这几乎是中国节日体系中最大的一宗“兼并重组”。

最后，清明是一种人间理想。清明二字，是人们描述自然物候和政治环境的共用词语。如同中国古人最高的气候理想是风调雨顺一样，清明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的最高理想，正所谓“盛世清明”。

因此，有人甚至认为清明似乎存在不可译性的问题。

自宋代开始，《清明上河图》逐渐成为体现气候物候清明和社会政治清明的特定绘画题材。

清明是物候类节气。清，包括温度清爽、草木清新；明，包括阳光明媚、万物明丽。

什么是清明？元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时有八风，历独指清明风，为三月节，此风属巽故也。万物齐乎巽，物至此时，皆洁齐而清明矣。”万物齐乎巽。巽，特指东南风，也泛指风。在古人眼中，万物出乎震，万物齐乎巽。是盛行风的转变，是和暖、湿润的风，造就了万物春生，一切因风而齐。

风，是清明节气的特定标识。《淮南子》甚至将清明称为“清明风至”，也就是说，清明时节的风速达到极致。

阳春时节的谷雨和清明是风最大的节气。当然，各地风最大的节气各有不同，不同的气候期也有微妙的差异。

北京春季大风天气最多，以清明、谷雨为最；秋季大风天气最少，以处暑、白露为最。

大风天气减少，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各种气象要素变化最醒目的一个类项。

阳春时节，温暖而强劲的春风是暖湿气流的“急行军”。在“春风得意”的行进过程中，如果遭遇抵抗，形成交战，便有可能造成降雨。所以人们赞颂春风，实际上赞颂的是暖湿气流的暖和湿，第一是暖，指春风送暖；第二是湿，指春风化雨。

但中国地域辽阔，还有春风“鞭长莫及”之处，正如古诗所云“春风不度玉门关”。

我们以日均降水量首次≥4毫米作为“春风化雨”的雨季开始的标志。雨季在立春、雨水时节抵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立夏、小满时节抵达黄河中下游地区。尽管已然很近了，但直到仲秋之时回撤，都始终未能触及玉门关。

对北京而言，清明是花事最繁盛的时节。北方大风多，所以有“风归花历乱”之说。“京华尘土春如梦，寒食清明花事动。”一切都很梦幻，但是“马上风来乱吹塕（wěng，尘土），秾桃靓李杳然空”。

尽管阳春时的风很狂躁，甚至带着黄土，但人们对此却很宽容，因为“行得春风有夏雨，落得夏雨有秋成”。

西藏民谣是这样描述草原的四季颜色的：“冬季的草原白茫茫，春季的草原绿茵茵，夏季的草原花斑斑，秋季的草原黄灿灿。”而草原色彩斑斓四季的背后，是“没有春天的风尘滚滚，就没有秋天的油脂汪汪”的因果。

阳春时节的天气，之所以被说成是“最美人间四月天”，可能至少有三个理由。

一是此时人们的体感舒适度最佳。天气宜人，既不冷，也不热。

我们经常说到一个概念——“年平均气温”，比如北京的年平均气温11.5℃。那什么时节的气温最接近年平均气温，即古人所说的“寒暑平”呢？北京便是在清明时节，节气起源地区也大多如此。正如《月度歌谣》唱的那样：

正月寒，二月温，正好时候三月春。

四暖五燥六七热，不冷不热是八月。

九月凉，十月寒，严冬腊月冰冻天。

二是此时有着最佳的能见度。“清明”的本义就是清（clear）、明（bright），天气既清新又明媚。

三是此时是最佳的物象。古人说“春梦暗随三月景”，意思就是我们想及唯美的情境，就会下意识地“脑补”阳春三月的物象。

以人的视角，四月天最美；但以天的视角，却是做四月天最难！按照农历，就像民谣说的那样：“做天难做三月天，稻要温和麦要寒。种田郎君要春雨，采桑娘子要晴干。”做人难，其实做天也难。

与冬天不同，到了春天，人们对天气好坏的判定标准出现明显分化。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不同生长时段对冷暖、晴雨有着不同的需求，所以往往是你之所盼，恰是他之所怨。

阳春虽好，但清明时节天气变化节奏过快。

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说：“清明前后，阴雨无定。俗呼神鬼天，或大风陡起，黄沙蔽日，又谓之，落沙天。”有诗云：“劈柳吹花风作颠，黄沙疾卷路三千。寄声莫把冬衣当，耐过一旬神鬼天。”可见在南方，清明时节的天气，神也是它，鬼也是它。一天之中，天气给人的感觉，有可能是天堂地狱一日游。

清明的天气就如同贾平凹先生在《老生》中说到的一句话：“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清明时节，阴晴不定，时风时雨。所以我用宋代葛长庚的词来概括清明时节的天气：“清明也，尚阴晴莫准，蜂蝶休猜。”如此悬念丛生的天气，“动物气象台”也就别奢望可以预报准确了吧？这个时候在南方，是晴霁便若夏，阴雨即成冬，有点春如四季的感觉。

苏轼的《定风波》便是写于1082年的清明时节，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意象的苏式解读：“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寒食帖》的天气背景，其实都是清明时节。王羲之写的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响晴天，而苏轼写的是苦雨如秋、小屋如舟的连雨天。

阳春三月称为炳月。《尔雅·释天》中说：“三月为寎（bǐng，嗜睡）。”

“三月阳气盛，物皆炳然也。”天气快速回暖，万物快速成长。不过现在常常有人也将三月称为寐月，春困之月。

虽然天气喜怒无常，但在古人眼中，“三月阳气浸长，万物将盛，与天之运俱行不息也”。

清明毕竟是“气长物盛”的时节，所以有风，也被视为“习习祥风”；有雨，也被视为“祁祁甘雨”。人们对清明时节的天气，心怀感恩与包容。

清明时，物候春天终于跨越长城，进入人们欣欣然的新绿时节。全国而言，清明越来越成为一年之中升温最快的节气。

从前，清明通常被翻译为Pure Brightness（纯净明亮）或者Clear and Bright（清晰明亮）。后来，清明被译为Fresh Green（新绿）。我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因为它诠释了清明“万物皆显”的特征，更具有物候上的普适性。

清明的新绿之时，远山也变得饱满。人们对自己的身材，是喜瘦厌胖，却会因为秋天山容的日渐清瘦而感伤，因为春天山容的日渐丰腴而欢愉。正如《汉书》所言：“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涨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花水。”宋代欧阳修有诗云：“古堤老柳藏春烟，桃花水下清明前。”

清明时节，北方和南方的天气大不相同，从民歌中就可以看出差异。陕西民歌春天唱的是：“阳婆上来丈二高，风尘尘不动天气好。”岭南民歌春天唱的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

“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南方的天气常态。南方清明的明，不是天气的明媚，而是草木的明艳。

明代文徵明于嘉靖九年农历三月八日（1530年4月5日）在他的纪事画作《雨晴纪事》中道出了久雨初晴时的无限感慨：

入春连月雨霖霪，一日雨晴春亦深。

碧沼平添三尺水，绿榆新涨一池荫。

这是在说下雨的时候一直湿冷，一放晴才感觉已是春深时分。

被称为华南前汛期的春雨季，平均始于4月8日清明时节，73%的年份自春分至清明时节春雨连绵。“山歌好比春江水”，春雨落，春江涨，春水在春歌中流淌。

人们守冬寒、熬夏暑，“风雨忧愁”之时尚能“受用清福”，气清景明之时更是要快意酣畅地让自己的心神与物候约会。而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人们早已经没有了“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的闲暇，没有了“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的心境。

宋代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清明时节，大家真的是早出晚归，“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到了晚上，依然心绪难平，“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

毕竟春日短暂，人们岂可错过？正所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当然，有人也会很超前地伤感起来：“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没到谷雨，刚过清明，正是春意最盛之时，就已经开始伤春了，这便是诗人心态，并非着眼于当下的繁荣，而是繁荣之后的落寞。“喜中愁漏促，别后怨天长”，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相思的时间总是太长，关于时间的情感“相对论”，古今无异。

正如宋代周邦彦的《应天长》所言：“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台遍满春色。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藉。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强载酒、细寻前迹。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

清明插柳

宋代《梦粱录》道：“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凡官民不论小大家……”

这是在说因为寒食禁火，火种都没了，到了清明，又要钻木取火，这些火就被称为“新火”。皇宫里先取火，然后就把刚刚钻取的榆柳新火赐给大臣们，以示宠幸。有一首诗《清明日赐百僚新火》比较写实，诗中写道“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然后大臣们觉得很有面子，因此“荣耀分他日，恩光共此辰”。

达官显贵以能获得皇帝赐火为荣耀，于是就把传火的柳条插在门前，让大家看看，他家享受了皇帝赐火的待遇。后来大家纷纷仿效，唐代之后，柳条插门成为百姓习俗。

人们折柳，最初是以柳枝乞取新火，看中的是其“雪中送炭”的功能。但后来人们又有了折柳、插柳、戴柳习俗，是因为传说柳枝有辟邪和益寿的功能，就算是锦上添花了。

所以清明时节，人们会顺手折下软嫩的柳条，把玩一番，然后将其编成帽子戴在头上，或带回家插在门楣或者屋檐之上。人们还编出很多谚语。

这些谚语或者简单粗暴地吓唬你：“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或者文雅一点地吓唬你：“清明不戴柳，童颜变皓首。”意思就是，柳条挺神的，您还别不信！

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写道：“清明日摘新柳佩带。”可见直到清代，插柳的习俗依然在延续。

清明最具代表性的习俗——插柳、踏青、放风筝其实都是人们与阳春物候的快乐互动。从前清明风行插柳，所以清明，也有“柳户清明”之说。

宋代晁端礼《玉胡蝶》云：“淡淡春阳天气，夜来一霎，微雨初晴。向暖犹寒，时候又是清明。乱沾衣、桃花雨闹，微弄袖、杨柳风轻。”

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写道：“清明日，满街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谚云檐前插柳青，农夫休望晴。”

元代娄元礼《田家五行》道：“清明日喜晴，谚云檐头插柳青，农人休望晴，檐头插柳焦，农人好作娇。”

大家以插柳这一天的天气，以及树叶是焦是青来占卜后续的天气。所谓插柳，既有屋檐插柳，也有妇女头上簪柳、男子身上佩柳、儿童以柳为笛。阳春时节，人们有各种关于花草枝叶的行为艺术。

阳春三月的别称“雩（yú，古代求雨的祭祀）风”，出自《论语》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说的是暮春三月，穿上春装，约上五六个成人、六七个孩子，一同在沂水中洗浴，然后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风，一路唱着歌回家，体现的是孔子认同的一种生活情趣。

与清明时段临近的本有上巳节。上巳节，原为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后确定为农历三月初三，人们在水边沐浴禳灾，称为“祓禊”，后又增加了宴饮游春、曲水流觞等习俗。杜甫《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写的便是上巳节。

与清明时段临近的还有寒食节。《周礼》中写道：“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禁火盖周之旧制。”这相当于现在电视天气预报里的森林火险预警吧。

季春之月，天干物燥，风高火急，所以全国都要禁火，这是周朝旧制。或许当初整月禁火而寒食，是为了避免火灾，只不过借用了介子推与重耳的故事，使冰冷而刚性的制度有了易于获得情感认同的人文温度。

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写道：“相传百五禁厨烟，红藕青团各荐先。”“红藕青团各荐先”，也就是说供物祭祖的习俗还在，但寒食禁厨烟的习俗已经成了“相传”的往事。

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说：“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已。”作为中国历史上曾经第二大的节日，寒食节在气候寒凉的明清时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最终，上巳和寒食被相近的清明“兼并”，但清明承袭了上巳节的踏青习俗，也承袭了寒食节的祭祖习俗。于是，气清景明的清明，景色俏丽、踏青游春的清明，也成为慎终追远的清明。

其实我们回溯清明寒食的过程中，会有这样一种感触，就是所谓民俗，都是动态的，既有传承也有流变。一些原有的习俗淡出，一些新生的习俗融入，有的故事不再传说，有的信仰不再被人笃信，有的禁忌不再是禁忌。一些曾经只在民间流传的俚曲登上大雅之堂，一些被官书标注的“鄙俗”成为新的传统。

古人曾以繁复的规制祈求上苍，曾以华美的礼乐祭拜神灵，而先秦的礼乐没有延续到今日。这并不是礼崩乐坏，而是人们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有了新的存在感和仪式感。所以，民俗没有天然的正确与否，没有恒定的标准答案。人们的认同和践行，才是民俗的生命之本。

记得有一段时间，人们在争论过年的时候福字能不能倒贴，就有民俗专家坚决地说福字倒贴是原则性错误。其实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以包容的心态看待民俗中的新样态、新寓意。现在有人说福字的各部首、构件分别象征着房梁、人口、田地，有人、有房、有田便是福。上古的福字则是人用双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以向天祈求。农事、经济、科技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都会为民俗注入活水、增添新的内容，我们应当乐见其变，乐见其成。继承传统、弘扬文化，不是抱残守缺。

清明时节，不再禁火，不再折柳，但踏青的习俗依然活着，祭奠先人的传统更是完好地延续至今。人们的祭祀也渐渐地由敬神到敬人，由“生之本”到“类之本”，从神道到人道，这是一种庄重又温暖的文化。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传统的独特时间法则，在时间量化更加细致、气象原理更加清晰、生产方式更加先进和多元的时代，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更契合现代生活的方式，成为既有陈香又有新意的文化。

阳春三月，也被称为“蚕月”。谚语说：“清明捂蚕，小满使钱。”从前养蚕，特别在意清明时的和暖天气。捂，指温暖。小满时将蚕卖了，就有钱给孩子们花了。

清明时节，田里的活越来越多，但家里的粮越来越少，粮食供给有些青黄不接。在人们看来，清明时节的花草之美，也是花草之鲜美。一花一草、一芽一叶，都可以是人们的充饥之物。野草野花，都是青黄不接时的时鲜。

从前，从南京到北京，都有临近谷雨采食香椿的习俗，故有“雨前香椿嫩如丝”的说法。但现在气候变了，清明时节就可以采食芬芳醇厚的香椿芽儿了。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清明物候榆钱。

唐代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诗云：“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榆钱虽然不能当钱花，但是可以当粮吃啊。鲜嫩、脆爽，又有淡淡的甜。撸榆钱，蒸榆钱饭，煮榆钱粥，拌榆钱馅儿，算得上是春天里的清鲜之食。榆钱，音同“余钱”，听起来好像是余下的钱。所以在人们看来，榆钱真是意好味佳之物。寓意好，味道鲜。

榆钱以为食，而榆枝以为薪。“清明一日，取榆柳作薪煮食，名曰换新火，以取一年之利。”所以在清明时节，要特别感谢榆树。

清明三候

古人梳理的清明节气的节气物候是：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鴽，三候虹始见。

从前，人们以梧桐开花作为阳春的物候标识，梧桐落叶作为初秋的物候标识。

从《诗经》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梧桐非寻常之木：“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凤凰择梧桐而栖。琴瑟由梧桐而成。

在人们心中，梧桐乃“比德”之木，是高贵品德的代言物。

明代《群芳谱》曰：“桐，木名，有三种。华而不实曰白桐，《尔雅》所谓荣桐是也……今始华者，乃白桐耳。”

唐代韩愈《寒食日出游》诗中的“桐华最晚今已繁”，便是清明一候的桐始华。所谓桐始华，指的是白桐（泡桐）。而青桐（梧桐）的花期通常在仲夏，并非阳春。

但在中国古代，梧桐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了青桐，也包括了白桐。有人认为“桐”与“梧桐”是两类不同的植物，例如《说文解字》说“桐，荣也。荣，桐木也”，而“梧，梧桐木也”。有人认为“桐”就是“梧桐”，例如汉代高诱对《吕氏春秋》的注释：“桐，梧桐也，是月生叶，故曰始华。”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将桐树细分为四种：青桐、梧桐、白桐、岗桐。青桐和梧桐可由茎皮颜色区分，青桐色青，梧桐色白。白桐和岗桐可由花来区分，白桐有花，岗桐无花。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在对桐树类别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了前人之谬：“桐华成筒，故谓之桐，其材轻虚，色白，有绮文，故俗谓之白桐。泡桐，古谓之椅桐也，先花后叶，故《尔雅》谓之荣桐，或言其花而不实者，未之察也。陆玑以椅为梧桐，郭璞以荣为梧桐，并误矣。白桐，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与岗桐无异，但有花、子，二月开花，黄紫色。《礼》云三月桐始华者也，堪作琴瑟，岗桐无子是作琴瑟者。”本草用桐华，应是白桐。

在古代诗文之中，与桐花花期相近的梨花更为出名，所以清明风也被称为梨花风，比如诗中说“梨花风起正清明”，再如李白诗云：“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从早春时的柳色，到暮春时的梨花，它们概括了整个春天的物候历程。

什么是鴽（rú）？《夏小正》中说：“鴽，鹌也。”《本草纲目》写道：“鴽乃鹑类。”

鴽，有的解释是“古书上指鹌鹑类的小鸟”，有的更简单：“鴽，一种鸟。”那现在还能看到鴽吗？这种鸟恐怕已经绝迹了。

从字面的意思看，“田鼠化为鴽”是老鼠变成了鹌鹑那样的鸟儿。清明时节，人们发现田里的老鼠少了，那它们到哪儿去了呢？哦，可能是变成了颜色、个头都与老鼠差不多的鹌鹑。但真实的情况是，随着天气快速回暖，老鼠躲到地下“避暑”去了。

无论是清明二候田鼠化为鴽，还是惊蛰三候鹰化为鸠，都只是古人对物候变化所做的猜想而已，谈不上科学。可见古人归纳的节气物候标识，有些是观测型的，是亲眼所见；有些是观测加猜测型的，现象是亲眼所见，但原因是什么，犹未可知，那就给出一个基于猜测的“参考答案”。

在古代，“化”是一个很玄奥的概念。先秦的师旷在《禽经》说：“羽物变化转于时令。”田鼠化为鴽的“化”是状变而非实变。《荀子》对状变和实变的阐述是：“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

具体到田鼠和鴽之间的转化，按照孔颖达的说法是：“凡云化者，若鼠化为鴽，鴽还化为鼠。”也就是说，阳春时田鼠化为鴽，然后仲秋时鴽再化为鼠，它们之间只是状变。

古人所谓的“化为”，是可逆的。天暖的时候，田鼠可以变成鹌鹑；天凉的时候，鹌鹑还能再变成田鼠。古人认为鼠是至阴之物，而鴽是至阳之物，阴与阳可以相互转化，一个冬半年活动，一个夏半年活动，就像一个值白班，一个值夜班。

“化为”更像所谓的轮回。当然，这一切都是古人对物候变化的无关科学的假说。

先秦时期能够入选节气物候标识的鸟类，想必都是山野田园当中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鸟儿。但是现在，有些变成稀有物种了，有些绝迹了，甚至关于节气物候的古籍都成了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它们已无法代表节气物候了，这也是我们在二十四节气古老的节气物语中所感受到的一种沧桑和遗憾。

“白云飞夏雨，碧岭横春虹。”清明时节的“气清景明”包括雨后天边的虹彩。

舒婷《致橡树》写道：“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些天气现象中，此生当与恋人共享的，包括了虹霓之美。

从前，人们认为彩虹乃是阴阳交会之气，是阴阳势均的产物。是阴阳消长、气序更迭过程中的平衡态造就了虹霓之美。人们还认为虹霓有雌雄之分，鲜盛的虹为雄，暗微的霓为雌。

早在唐代，学者孔颖达就在对《礼记》的注释中说：“虹是阴阳交会之气，纯阴纯阳则虹不见。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宋代学者沈括写道：“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可见在古代，虽然人们通常以阴阳学说解释彩虹，但已经有人对彩虹的生成原理做出了比较正确的论述。

《诗经》中便有“朝隮于西，崇朝其雨”的描述，这是说早晨西边天上有彩虹，中午之前就会下雨（此说适用于西风带地区）。与之相应的谚语这样表述：“东虹日头西虹雨。”“有虹在东，有雨落空；有虹在西，人披蓑衣。”

人们很早便开始借用彩虹来预测天气。彩虹之所以形成，是阳光照在雨后飘浮在天空中的小水滴上，被分解成七色光，即光的色散现象。彩虹是多与雷雨相伴的绚丽的气象景观，而古人以为祥瑞，所以往往对彩虹进行穿凿附会的解读。

在古代，彩虹也是雄浑之气的写照，正所谓“气势如虹”。在唐代诗人卢照邻“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唯余剑锋在，耿耿气成虹”的诗句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意象。

清明节气神

俗话说：“正月寒，二月温，正好时候三月春。”

在我看来，如果以人格化的形象表征宜人的清明，那清明应是沈从文笔下“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女子。如果必须彰显“清明风”的特质，清明也应该是清爽、明快、令人如沐春风的“风一样的女子”。

中国古代的二十四番花信风，“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最初特指阳春三月时应和花季的风，即“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

风有常，花有信，这是风与花私相约会的时节。以一位如花女子代言花事繁盛、风气含香的清明，似乎再好不过了。

但民间绘制的清明神，却往往是很邪魅的形象。民间的清明神，大多是绰号“白无常”的谢必安。人们尊称其为七爷，这是一位源自道教的神祇。

他的常见形象通常身着便服、草鞋，甚至赤裸上身；手持纸伞或芭蕉扇，或手持羽扇或者折扇，甚至手持旧时拘传之用的火签；口吐长舌，呈行走的步态。他身材高挑，面容白皙，满面笑容，头顶的官帽上写着“一见生财”或“一见大吉”四个字。

为什么民间的清明神是白无常呢？或许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明习俗，二是清明气象。谢必安这个名字的寓意是“酬谢神明者必然安康”。人们在清明时节祭拜神灵、祭祀先祖，希望谢必安这位节气神能够保佑自己安康，并且驱鬼逐魔。“谢必安”，似乎可以为清明祭祀的人们提供一种心理慰藉。

从气象层面看，阳春虽好，但清明时节天气变化节奏过快，体现着无常，正如诗中所言“春雨如暗尘，春风吹倒人”。

《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

道，象征的是有常的定数；神，象征的是无常的变数。人们祈盼气候守常态，风调雨顺；担心气候生异象，风邪雨霪。无常，是人们对变数的一种刻画方式，体现着人们对未知和不测的忧虑和恐惧。 ARVF8lsLyQKpbYg1RxpQpYwlrfjmv3jGqTXc8BgNV42wKPXOnhBrIcnojxmCgp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