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阳和启蛰

《宋史·乐志》：“条风斯应，候历维新。阳和启蛰，品物皆春。”

《诗经》：“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惊蛰节气，通常是在3月5日前后。

惊蛰节气日，春的领地达到近169万平方千米，夏在海南崭露头角。而且惊蛰时节，夏的地盘由约1.5万平方千米扩张到约5万平方千米。冬天虽仍是霸主，但疆域面积减少约85万平方千米，而春姑娘终于跨过了长江。

是惊蛰还是启蛰？雨水和惊蛰，谁先谁后？

惊蛰，是指蛰伏冬眠的动物复苏，《夏小正》便有“正月启蛰”之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太初历》，二十四节气由民间智识上升为国家历法。但当时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启蛰被改为惊蛰。

当然，最初的春季节气次序也不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而是立春、启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

在古代星宿范畴，启蛰意味着“龙宿见于东方也”，东方青龙七宿见于东方天际。而在古代气运理念中，启蛰当于雨水之前，因为龙行而雨施。龙的蛰伏尚未结束，何以有甘雨时降？

隋唐时期，不用再避刘启的名讳，隋文帝时期开皇十七年（597年）颁布的《大业历》中，恢复了启蛰之名。到了唐代，唐高祖时期武德二年（619年）颁发的《戊寅历》中，又恢复了立春、启蛰、雨水的次序。唐高宗时期麟德二年（665年）颁发的《麟德历》中，春季节气的次序为：立春、启蛰、雨水、春分、清明、谷雨。清明、谷雨的次序自此确定。而在这之前的145年间，是谷雨在前、清明在后。

开元十七年（729年），唐玄宗颁发的《大衍历》中，启蛰又被改为惊蛰（毕竟几百年的时间，民间已经习惯了惊蛰这个名字），并且又改成了立春、雨水、惊蛰的次序。此后，雨水、惊蛰的先后次序又经更易，直到唐穆宗时期，长庆二年（822年）颁发的《宣明历》中，春季节气的次序改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此次序沿用至今，再未变更。

这意味着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代表万物复苏的惊蛰原来应该是第三个节气，而随着气候变化，惊蛰应该是科学意义上的第二个节气了。这便是古代惊蛰节气有时是第二个节气，有时是第三个节气的原因所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气次序在现代社会不再更改，但特定节气的气候或物候内涵却在不断变化。

关于启蛰、雨水谁先谁后的次序问题，从气候学上看，是温度条件和水汽条件的问题，是由冰冻到消融的温度临界值、由雪到雨的降水相态临界值谁先谁后的问题。于是，启蛰、雨水谁先谁后的次序，被视为气候偏冷还是偏暖的一种间接证据。

雨水节气所表征的初雨时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惊蛰节气所表征的物候春始时间，却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物候春始时间是在惊蛰时节，还是提前到雨水时节，可以反映气候变化趋势及幅度。

惊蛰与雷有关系吗？雷有着怎样的人文意象？惊蛰节气之名，与雷无关，而是“阳和启蛰，品物皆春”，是渐至的温暖唤醒了蛰伏冬眠的动物。

在汉代，人们将阳气所激发的战鼓般喧天震地的声音，称为“春分之音”。七十二候中“雷乃发声”和“始电”也都是春分的节气物语。可见，在二十四节气创立之初，春分便已被确定为初雷鸣响的气候时间。

根据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数据进行统计，惊蛰时节雷电预警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预警数前三位的省区分别为江西、福建、贵州。以1981—2010年气候期为例，节气体系起源地区是在春分、清明、谷雨时节迎来初雷。所以，使蛰伏的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比雷霆更有力量。

就连乾隆帝也深知惊蛰与雷无关。清代《大清高宗皇帝圣训》记载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隆帝一次与雷有关的震怒。他说：“钦天监每岁奏报初雷观候，仅据占书习见语，于惊蛰后照例具奏，并非闻有雷声。故套相沿，甚属无谓，嗣后此例着停止。”钦天监认为“惊蛰闻雷”，于是在惊蛰节气观测初雷，然后将观测结果奏报给皇帝，但几乎钦天监每次都没有观测到雷声，所以受到斥责。

乾隆帝斥责的是脱离气候规律的墨守成规，叫停的是惊蛰节气日的初雷观测（零报告制度）。但钦天监在执行圣意的过程中，居然擅自取消了初雷的全部观测任务长达40年。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才恢复观测。

汉代《洪范五行传》载：“雷以二月出震，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

元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蛰虫惊而出走矣。”

震对应自东而来的春风，春分又至，万物复苏。人们将雷视为震卦的卦象，但卦象之雷，泛指勃发与激荡，并非特指天气现象的雷。

虽然惊蛰和北方的初雷无关，却与南方特别是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初雷高度吻合，《淮南子》成书之地淮南地区将惊蛰称为“雷惊蛰”。所以在这些地区，人们完全可以将初雷作为惊蛰节气的标识。

随着农耕的重心南移和士大夫的南迁，农民和诗人都留意到了南方惊蛰与初雷的契合。“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是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的时候看到的田园，描述的是安徽的惊蛰物候。

通过诗词、谚语的演绎和流传，惊蛰鸣雷的物候特征逐渐得到了夯实。这虽然不是惊蛰的古义，但恰恰是对南方惊蛰物候正确的本地化修正。而且，惊蛰节气祭雷神也是南方部分地区的习俗，习俗的形成自然有它的气候依据。

《吕氏春秋》曰：“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时雨降，则草木育矣。”谚语说：“春雷响，万物长。”其实春雷不响，万物也长。人们乐于将渐变的累积机制简化为突变的触发机制，于是将雷视为春暖的标识。

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历年时间均值与惊蛰节气对应。冬季，虫也蛰伏，龙也蛰伏。到仲春时“蛰虫咸动”。所以在我看来，惊蛰和龙抬头，是同一事项的“互为另一种”表达。龙抬头是惊蛰（冬眠期结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最隆重的部分，或者说标志性的部分。

古人将雷视为“天地长子”。“雷出则万物出，雷入则万物入”，雷之发声、收声与万物启、闭相对应，所以古人认为雷“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象也”。

古时候人们特别惧怕雷，所以也就特别在意雷，从前“冬雷震震，夏雨雪”都被当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写进誓言里了。但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隆冬时节冬雷震震的事情也偶有发生。

从前，人们往往按照初雷的早晚来推断气候是否异常。

在江浙一带，如果恰好惊蛰打雷，那算是好兆头，所以有“惊蛰闻雷米似泥”的说法，指米像泥一样多，也像泥一样便宜。类似的说法也很多，比如“惊蛰吼雷，风调雨顺”“惊蛰鸣雷，谷米成堆”。

但如果没到惊蛰就打雷，通常会被人们视为灾异之兆。民谚说：“未蛰先雷，人吃狗食。”在这一点上，大家很有共识。惊蛰之前就打雷，说明暖湿气流异常强盛，所以很可能造成连阴雨。相关的说法也很多，比如“未到惊蛰雷声响，四十八天无太阳”“惊蛰未到雷先鸣，喑喑哑哑到清明”“未到惊蛰先动鼓，幽幽雅雅四十五”。

惊蛰，是物候春始的代名词。在人们心中，其实有五个春天。第一个是阳气之春，始于冬至，冬至阳生。第二个是节气之春，始于立春，与春分日所代表的回归年意义上的天文春始不同，它是节气意义上的春始。第三个是形而上的物候之春，在惊蛰时节数九数完的“九尽日”。第四个是古人眼中“寒暑平”的天文之春，即春分日，此时太阳位于黄经0°，是天文意义上的春始。这四个春天都是“一刀切”的、无地域差异化的春天。第五个春天，才是体现地域差异化的气候之春。

农历二月被称为丽月，即景色俏丽的月份；也被称为令月，意思是美好、吉祥的月份；还被称为如月，如者，表随从之意，意为万物相随而出。也有人将“如”解读为顺从，万物顺应着渐渐回暖的天气，相继复苏。也有人将“如”解读为延续，温暖在承上启下地延续着，生命的活力也在延续和增长。

惊蛰时，气候之春尚在江南，而物候之春已降临节气起源地区。我们今天数九数的是什么？数的是结局，这结局是数完九，物候意义上的春天便会来临。于是，“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是春耕期开始的标准时间。山东谚语“冬至饺子夏至面，八十一天柳两岸”，说的便是数完九，物候春始。

随着气候变化，物候意义上的春天来临的时间大体上提前了一个“九”，九九无须加一九，便可耕牛遍地走。

人们平常还可以闲聊，但是一到惊蛰，就没闲工夫了，“惊蛰节一过，亲家有话田里说”。跟亲家聊个天儿的时间都没了，有什么事，也只能在田间地头抽空儿说几句。

当然，大家在春耕夏耘的间隙，也想着乐和乐和、热闹热闹。田野之中，也需要一张一弛，也需要有娱乐精神。

清代《清嘉录》记载：“二三月间，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jù，集资）钱演剧，男妇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年祥。”另有关于烧青苗的记载：“是时，田夫耕耘甫毕，各醵钱以赛猛将之神。昇神设场，击牲设醴，鼓乐以酬。四野遍插五色纸旗，谓如是则飞蝗不为灾，谓之‘烧青苗’。”

人们春季农忙时抽空看个“春台戏”，夏季农闲时搞个“烧青苗”。辛苦，但是不单调，人们总在找寻适当的调剂方式。而且搭台唱戏，鼓乐拜神，也顺便防灾，考虑得很周全。

惊蛰时节，开始热闹了：一个是热，天气回暖了；一个是闹，蛰虫复苏了。

各种虫子都“满血复活”地回来了，有很多是人们惧怕或者讨厌的害虫。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了祛除害虫的诸多习俗。

这些习俗不是真的去捉害虫，而是象征性地治理害虫，只是走个形式。因为这个时候，害虫们刚刚苏醒，还没怎么出门呢。有的地方把惊蛰的前一天定为“射虫日”，人们晚上在田里画出弓箭的形状，举行模拟射虫的仪式。意思是说，害虫们，你们来呀，弓箭伺候！有的地方有“扫虫节”，人们在田里插上扫帚，象征着用扫帚扫除鬼怪、疾病、晦气、虫害等。有的地方在惊蛰当天，人们会在院子里生火烙煎饼，用这种烟熏火燎的方式来象征性地祛除各种害虫。还有不少地方是象征性地“爆炒害虫”。比如用浸泡过盐水的黄豆在锅中爆炒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仿佛是热锅上的虫子发出的声音。还有些地方的“爆炒害虫”，不仅要炒，还要吃，甚至边吃边喊。当然，炒的不是虫，而是玉米。待到玉米炒熟，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喊：“吃炒虫啦！吃炒虫啦！”

当然，在人们心中，还有另外一种害虫也要治理，所以有些地方有惊蛰时节祭白虎的习俗。传说白虎是代表口舌、是非之神，白虎每到惊蛰都出来找吃的，所以人们要把肥腻的猪肉抹在白虎的嘴上，请它不要再开口搬弄是非。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又是一年春来早”已经成为各地的一种常态。本来应该在春分时节入春的地方，往往在惊蛰时节就匆匆忙忙地入春了。

节气春季气候时间大幅度向前漂移，使北京的入春日期由从前的清明时节逐渐提前到了惊蛰时节，入夏日期逐渐由芒种时节、小满时节逐渐提前到了立夏时节。气候入夏时间正在与天文入夏时间趋于吻合。

惊蛰时节盛行晴暖天气，正所谓“九九艳阳天”。很多地方的日照时数既大于之前的雨水时节，也大于之后的春分时节。

我们也可以从歌曲《九九艳阳天》选段中看出一二：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哪

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个唱呀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晴暖，也就伴随着干燥，而且惊蛰时节的干燥程度有明显加深。以北京为例，惊蛰已成为一年之中最干燥的时节。

惊蛰时节，在南北方日照“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温度的“贫富差距”缩小了。北方地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气温往往反超南方。但是快速回暖的过程中，昼夜温差迅速增大，仿佛一天当中包含了两个季节。而且，惊蛰时节是阳光先行，雨露滞后，所以显得天干物燥。尚未脱去冬装的人们，忽然就有了一种燥热的感觉。

有人坚持“春捂秋冻”，但越来越多的是“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宽”，走起路来，冬装就有点穿不住了。

从前，人们对惊蛰时节的回暖持有高度的理性。

谚语说：“惊蛰热，要反春。”“惊蛰暖，棉衣到小满。”如果惊蛰气温偏高幅度太大，很可能遭遇倒春寒，寒凉的天气或许会一直持续到初夏。惊蛰时节，正好是北方供暖季陆续结束之际，气温暴跌也就显得更有杀伤力。

其实，古人早有应对天气的制度弹性。比如北宋时期“自十月朔许置火，尽正月终。近岁多春寒，常特展火禁五日，亦不过展”。这就是说，原本取暖季从农历十月初一开始，到正月底结束，历时四个月，但是如果赶上料峭春寒，还可以通融一下，取暖季延长五天。根据天气实况，适当延长供暖时段，这不就是现代所说的“看天供暖”吗？

我们盼望春姑娘，但惊蛰时节，却是她最任性的时候。众里寻“她”千百度，她想几度就几度。

天气快速回暖，往往气温虚高，一旦冷空气杀个回马枪，就会是一场气温的大跳水。所以也就有了“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感慨，有了“惊蛰刮风，从头另过冬”的民谚。

大家当然希望天气赶紧暖和起来，但是对回暖的节奏，还是希望稳扎稳打，别太唐突，别太冒进。这样，天气才能平和一些，“惊蛰宁，百物成”。

惊蛰三候

古人梳理的惊蛰节气的节气物候是：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

春天的物候，常常是人们关于美的参照物。“柳叶来眉上，桃花落脸红”，柳叶眉、桃花面几乎是古代美女最经典的妆容标准。

所谓桃始华，指的是多见于北方的山桃，而非多见于南方的毛桃。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为例，现代物候观测，山桃盛花期为3月5日（惊蛰前后），毛桃盛花期为3月25日前后，山桃的花期比毛桃要早20天左右。

山桃原产于中国，《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便有“梅、杏、杝桃则华。杝桃，山桃也”的记载，山水诗人谢灵运也曾作诗“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

北宋《图经衍义本草》记载：“山中一种，正是《月令》中桃始华者。但花多子少，不堪啖，惟堪取仁。《唐文选》谓‘山桃，发红萼’者，是矣。”

虽然有人理性地评价桃花很好看，桃子不好吃，桃仁尚可用，但作为物候标识，食用性并非首选。古人遴选物候标识，一要讲究代表性，要常见；二要讲究规律性，要守时；三要讲究观赏性，兼顾颜值。《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就刻画了仲春时的物候之美。

北京的“桃始华”由3月28日（春分二候）逐渐提前至3月21日（春分一候）。2023年，“桃始华”的时间更是提前到了惊蛰二候。

人们将桃花始开，作为春阳的标识；将桃花渐落，作为春雨的预兆。所以绵绵春雨，也被称为“桃花水”。

正所谓“花开管时令”，除了桃树，“红杏枝头春意闹”，杏树也是农耕时令的“消息树”，因此《隋书》中有“瞻榆束耒，望杏开田”的说法。桃花是将雨之候，杏花是可耕之候。

秋的妙处在于眺望远处，而春的妙处却在于端详近处。仲春之美，就在于草之新绿、木之初华。

《诗经》：“仓庚于飞，熠耀其羽。”这是说黄鹂鸟在飞，羽毛闪耀着熠熠光泽。《诗经》：“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这是说黄鹂时飞时落，欢快婉转地鸣唱。

仓庚，即黄鹂鸟。清代《钦定授时通考》中记载：“仓庚，黄鹂也。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鸣。”在古代，黄鹂的称谓有地域差异。汉代《方言》曰：“自关而东谓之仓庚，自关而西谓之鹂黄。”

“莺歌暖正繁”，黄鹂鸟被视为春阳清新的感知者和报道者。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黄鹂鸟“鸣则蚕生”，黄鹂鸣叫说明真正的春暖开始了。

从惊蛰一候桃始华，到惊蛰二候仓庚鸣，这标志着鸟语花香时节的开始。谚语说：“惊蛰过，暖和和，蛤蟆老角唱山歌。”在人们眼中，莺歌燕舞，代表的是春天里最好的歌唱家和舞蹈家。

宋代《埤雅》载：“仓庚鸣于仲春，其羽之鲜明在夏。”黄鹂的鸣音报道春天，黄鹂的羽色报道夏天。从“两个黄鹂鸣翠柳”到“阴阴夏木啭黄鹂”，人们从黄鹂鸟鸣音和羽色的变化中，感受着由春到夏的时令变化，正如谚语所言：“立夏不立夏，黄鹂来说话。”

对仲春天气，《诗经》里写的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天的阳光承载着和暖之气，黄鹂鸟快乐地鸣叫。

“鹰化为鸠”是说老鹰惊蛰时变成了布谷鸟。

清代《钦定授时通考》所载：“（鸠）即布谷也。仲春之时，鹰喙尚柔，不能捕鸟，瞪目忍饥，如痴而化。化者，反归旧形之谓，春化鸠，秋化鹰。如田鼠之于鴽也，若腐草、雉、爵，皆不言化，不复本形者也。”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春暖之后，食物多了，鸟类的性情不那么凶猛了，变得温顺了，由“鹰派”变成了“鸽派”。

唐代诗人韦应物云：“微雨霭芳原，春鸠鸣何处。”到了仲春，人们看不到鹰了，但鸠忽然多了起来，于是人们以为鹰变成了鸠。实际上，是鹰躲起来忙着孵育小鹰，鸠忙着鸣叫求偶，是鹰和鸠的恋爱与婚育存在时间差。

古老的节气物候标识中，有不少是某种生物变成另一种生物的说法，例如鹰化为鸠、田鼠化为鴽、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雉入大水为蜃等。

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为”，一个是“化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唐代《礼记正义》中说：“化者，反归旧形之谓。故鹰化为鸠，鸠复化为鹰。若腐草为萤、雉为蜃、爵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复本形者也。”可见，“为”是不可逆的，比如“腐草为萤”，说草腐烂之后变成萤火虫，但萤火虫不能再变成草。

清代《七十二候考》中说：“鹰鸠必无互化之理。豺獭宁知报本之诚。验虹藏于小雪，气已稍迟。考雉雊于小寒，时犹太早。蜃蛤成于大水，原非亲见之言。”“鹰化为鸠”只是古人的假说而已，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鹰鸠必无互化之理”。

在古人看来，惊蛰时布谷鸟是以“鹰化为鸠”的方式亮相的，然后便以春神的身份开始了它辛勤的催耕工作。

在七十二候中，有四项与鹰相关：一是惊蛰三候鹰化为鸠，二是小暑三候鹰始挚，三是处暑一候鹰乃祭鸟，四是大寒二候征鸟厉疾。这是古人以鹰的神态和行为为时令标识，界定一年之中的寒热温凉。

惊蛰节气神

民间绘制的惊蛰神，几乎只有一个主角——雷公。这体现着民间信俗中雷与惊蛰的对应关系。

雷公有着孙悟空的面容，也被称为毛脸雷公嘴。雷公长着鸟嘴，长着鸟的爪子和翅膀，手里拿着鼓槌，击鼓轰雷，如同一只狂躁的大鸟，在天空中一边捶打天鼓，一边任性地张牙舞爪扇翅膀，云天鼓震，电闪雷鸣。

在古代，雷神也被视为惩罚罪恶之神，为人主持正义。所以人们对雷电，既有恐惧，也有尊崇。古代有专门负责雷电天气的雷神，这是人们对雷电威严的神化表达。

《论衡》中这样描述雷神的形象：“图画之功，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山海经》是这样描述雷神形象的：“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

虽然古代雷神的形象不断演化，但大多是鸟嘴、猴形，且有一双翅膀以及槌形武器，可以在空中击鼓而雷。在很多国家的文化中，雷神都被认为是鸟。因为雷来自空中，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鸟，猜测或许是什么鸟扇动翅膀激发了雷声。

在民间的版本中，作为惊蛰神的雷公，形象和服饰大体近似。但雷公的肌肤，有的是肉色的，有的是青色的。雷公手中的法器也各有不同，有的双手执槌；有的一手执楔，一手持锥，这也被称为雷公凿和雷公锤。在人们的想象中，雷公的一锤定音，便是万物启蛰的“发令枪”。

汉代《春秋元命苞》载：“阴阳聚而为云，阴阳和而为雨，阴阳合而为雷，阴阳激而为电，阴阳交而为虹霓，阴阳怒而为风，乱而为雾。”

古人试图以阴阳之间的互动关系，解读各种天气现象。古人认为“阳与阴气相薄，雷遂发声”。春暖之后，阳气不再潜藏，而与阴气正面交锋，于是“震气为雷，激气为电”。

随后，雷神又被分为两个角色：雷公和电母。雷公执锤，电母执镜，联袂造就炫目震耳的声光电效果。对流性的雷电现象，其“管理者”仿佛是一对夫妻。 4TQz3BFWcRDCbxYy6iyd/WAEhKce2FZ4mRze9M8EHzEuA9QC/Aj4tk8O3lyRln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