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可能主义者

在多年处理看似不可能的冲突后，人们经常问我：“你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实际上”，我回答，“我是一个可能主义者。”

我对可能性充满热情。

我相信人类具有达成共识的潜力，我们有能力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我们的差异。

我相信人类天生就有合作的能力，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大的鸿沟。

我相信，无论一种冲突多么具有挑战性，我们都可以学会解决它。简而言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冲突的时代生存，并且繁荣发展。

可能并不意味着容易。没有任何事情有快速解法。处理冲突可能是我们能做的最艰难的工作。这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然而，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能。这项工作虽困难，但可能做成。

可能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它不意味着“胜利并结束”。在我曾处理的大多数情况中，紧张关系仍然存在，冲突仍在继续，但是破坏、暴力、战争可以结束。

可能并不意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解决方案。更多时候，它意味着关系的渐进式改善，这些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产生关键的变化。关系或许会很混乱。可能意味着在看似没有出路的地方寻找前进的方式。它意味着创造小的突破，这些突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构成更大的突破。可能意味着渐进的转化过程。

可能意味着将我们全部的人类潜力应用于我们周围的冲突，意味着利用我们天生的好奇心、创造力和合作能力，开启我们以前未曾想象的新可能性。

在束缚我们、困住我们和令我们沮丧的冲突中，可能意味着自由、选择和机会。

可能是新的“是”。

我为什么是一个可能主义者？因为我亲眼见证了人类能做的事情。我看到了看似不可能之事变得可能。

在20世纪80年代，我花了10年的时间努力避免意外的核战争，频繁地往返于华盛顿和莫斯科。我见证了美苏关系的显著转变，见证了柏林墙倒塌，见证了冷战结束，这一切事件都违背了所有的概率和预期。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访问南非，亲自了解冲突并提供谈判培训时，经验丰富的政治观察家认为，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可能只有通过一场血腥的全面内战才能解决。然而，几乎与所有的预测相反，几年后，这场破坏性的冲突就发生了转变，被囚禁了27年的纳尔逊·曼德拉还被选为总统。

又过了数年，我有幸成了哥伦比亚总统的顾问，陪伴他做大多数人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结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这场内战使数十万人死亡，受害者超过800万。 经过6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最终打造了历史性的和平格局，而且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主要的游击队力量都选择放下了武器。

我的经历不仅限于战争。我也看到家庭弥合了它们的裂痕。我见证了竞争激烈的商业对手再次成为朋友。我看到美国各个政治倾向的领导人学会了一起工作。我看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开始选择直面将破坏性对抗转化为产出性谈判的挑战。

如果这一切曾经发生，那么我相信它们可以再次发生。

我对人性的黑暗面并不抱有天真的幻想。经过近50年，时不时在感觉像是黑暗中心的环境下工作，我不会低估人类的无知和残忍。我也见证过冲突的负面可能性。

40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在波兰特雷布林卡纳粹集中营遗址独自度过一个下午。我穿行在高高的草丛中、长长的隆起的土堆之间，土堆上散布着白色的骨头碎片。我怀疑我的许多远亲都埋葬在那些土堆中。我觉得那里的每一个灵魂都是某个家庭的一员，因此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算是家人。我经受了浪潮般的悲伤的侵袭，对我们施加给人类同胞的非人性行为无言以对。我默默地对自己发誓，我不会坐以待毙，而是要竭尽所能，避免威胁我们所有人的核浩劫的发生。

13年后，当我在南斯拉夫研究战争时，我和儿时就认识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恩一起拜访了一群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彼得当时是美国驻克罗地亚大使。这些难民被困在1千米宽的区域内，一边是一排塞尔维亚坦克，另一边是一排克罗地亚坦克，所有的大炮都指向中间的无人地带。在穿着防弹衣、装备着自动武器的加拿大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的护送下，我和彼得步行经过坦克和士兵，进入一个村庄的废墟。这里的房屋大多被摧毁。一枚误入的导弹卡在了一棵树的树干里。

成千上万的妇女、男人和儿童在单薄的帐篷里安营扎寨，随着寒冷的冬天临近，这些帐篷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保护。他们茫然四顾，然而无处可去。地雷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们，每隔几天就有人不小心踩到一个地雷，失去一只脚或一条腿。令人痛心的是，当我们到达时，恰好有一名女子在学校体育馆的一个临时病房里分娩。我不禁反思起这些无辜者所象征的人类困境——我们被随时准备释放灾难性破坏的核超级大国夹在中间。这是冲突的负面可能性的又一个活生生的提醒。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主要争端解决工作集中在乌克兰可怕的、悲惨的战争上。在柏林墙倒塌35年后，世界再次处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一场危险的新冲突中，负面可能性此时展露无遗。就像20世纪上半叶一样，欧洲再次成为激烈战争和暴行的现场。核武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们头上，岌岌可危。这几乎让人觉得又一次进入了历史的轮回。

过去这些年，我原本打算只专注于写作，但我发现自己无法坐视不管。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认真地参与到频繁的对话当中，与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美国人和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许多人一起，努力寻找可以平息恐怖事态并帮助结束战争的实际措施。我刚刚打完一个电话。在这通电话中，我们的乌克兰同事回顾道，仅仅在这个寒冷冬日的某条10千米长的战争前线上，战争各方每天都各有100名士兵被杀，而这仅仅是其中一条战线。人类的损失与日俱增。

成为一个可能主义者意味着要直面负面可能性，并将其作为持续寻找正面可能性的动力。这项工作永远是待完成状态。可能并不意味着必然，甚至并不意味着大概率。可能仅仅意味着可能。

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我们。 FKtwb/8KIpfeh3fQ07I0vFQLXd2Y+HJvU7UFLohmvNZGUjmsWVKzHcHjRBVfki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