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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费希尔的慷慨邀请与我几乎从记事起就感知到的召唤不谋而合。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当时欧洲正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恢复，那两次无法言说的恐怖的世界大战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从被摧毁成废墟的建筑，以及内心满是创伤的幸存者所分享的故事中，你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痛苦，甚至对一个没有直接经历过的孩子来说也是如此。
而在此之外，第三次世界大战仿佛迫在眉睫，而且这次由于原子弹的存在，它甚至可能是世界末日式的大战。我们对它避而不谈，因为它太可怕了，甚至让我们不敢想象，而且似乎没有人能做什么来阻止它。但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提醒物警示着我们。我所在的瑞士学校有一个强制建造的核弹防空洞。到了冬天，它又成了我们的滑雪仓库，所以我经常去。而当我在铰接于入口处的巨大钢质防爆门前停下来时，我时不时会感到一阵寒意。
“我不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对朋友们说，“每次我们和俄罗斯人之间发生危机，领导人就能决定发动一场核战争，将整个世界炸得粉碎。这怎么能行？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我的学校里有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拥有不同信仰的孩子就读，但我们基本上相处得很好。而且，我们之间发生的纠纷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群体之间的。因此，即使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也可以想象一个人们可以相对和平共存的世界。
每当我看到我的父母在餐桌边争吵时，我就会意识到冲突不仅存在于世界上，也存在于家里。听着他们争吵不休我很痛苦，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试着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天我突然意识到，冲突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从我们家庭的幸福到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最终生存。
作为一个好奇的少年，我一直被一个基本问题困扰：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最深层的差异，而又不破坏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共同生活和工作，即使冲突的发生不可避免？
我在大学学习人类学，是希望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解更多关于人类本性和文化的知识。人类学家经常研究面临外部威胁的小型濒危族群。我担心的濒危族群正是人类，以及我们对自己构成的存在性威胁。为什么每当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或国家之间出现严重差异时，我们总是会陷入破坏性的冲突？
但我不想只研究，还想动手实践。我喜欢人类学的一点是，要真正理解另一种文化，你需要成为参与者和观察者。我想参与冲突，而不仅仅是从旁观察。我想深入其中，在那些最难解决的地方实践谈判的艺术。
那通来电开启了我近50年的旅程，让我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谈判者在世界各地漫游，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来激发我对一个基本问题的探寻：如何将艰难的冲突从破坏性的对抗转化为合作性的谈判？
我在许多传统文化族群中提出过这个问题，从卡拉哈迪的夸族（音译）社区到新几内亚岛的氏族战士。当我在最棘手的冲突中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法时，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些冲突包括：从激烈的煤炭业罢工到美苏核对峙，从董事会的斗争到家庭纷争，从党派政治纷争到中东战争。我寻找着最艰难、最高风险的冲突，因为我认为在这些冲突上奏效的方法，可能在任何地方都能奏效。
我还在与我的家人和我所爱的人发生的冲突中问过这个问题。我从挫折中学到了经验，也从成功中学到了经验。
通过所有这些实验，我孩童时就有的直觉得到了证实：要处理严重的分歧，我们绝对还有更好的方法。作为人类，我们有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