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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断面临伟大的机会，而这些机会被巧妙地伪装成无法解决的难题。
——玛格丽特·米德
那是一通改变了我人生的电话。
1977年1月初，天气寒冷，有天晚上10点，电话突然响了。当时，我正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栋老木屋阁楼上一间租来的小房间里。那栋老木屋就坐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街道上。我当时23岁，正在写学期论文，阅读我所教学生的作业，并且努力准备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生考试。
当我拿起电话时，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是罗杰·费希尔教授。谢谢你把你的论文寄给我。我喜欢你以人类学的视角看待中东和谈的方式。我冒昧把其中主要的图表发给了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我一直在为他做顾问，我想他可能会觉得你的想法对中东和谈很有价值。”
我一时无言。我是在做梦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接到一位教授的电话，更不用说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了。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写学生论文时脑海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想法，会对华盛顿的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有实际用处，而他正在处理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挑战的国际冲突。
和许多处于我当时那个年纪的年轻人一样，我试图弄清楚我希望为什么事业奉献终身。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学科是迷人的，但对我来说缺少了一些东西。我渴望将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一个能更直接和更实际地帮助人们的项目。我想知道：我能否将我的所学应用于目前没有解决方案的一个重大人类难题——冲突和战争的长期问题？
费希尔教授继续说道：“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很愿意。”
那么，费希尔教授喜欢的是我论文中的什么想法呢？这个想法源于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看着我那间小小的普通阁楼房间的墙壁，我想象自己是一位人类学家，作为不引人注目的旁观者，隐秘地出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一间华丽的房间里，中东和平谈判即将在这里展开。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能从谈判各方的谈话方式中观察到什么，以确定谈判进行得是否顺利？
我猜想，如果谈判进展不顺利，我会听到谈判者相互指责，他们将深陷过去的泥潭，关注出问题的地方。
如果会谈进展顺利，我会听到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内容。相较于停留在过去，会谈将更关注现在和未来。谈判者将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哪里出了问题，而会讨论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不会互相攻击，而是会共同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我只是在猜想，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方式要么会削弱沟通的可能性，要么可以为达成一致增加新的可能性。
来自罗杰·费希尔的那通深夜电话是我接触在看似棘手的冲突中创造可能性艺术的起点，研究这门艺术将成为我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