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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参与的最佳方式是退出——暂时退出。从暂停开始。这是反直觉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即时沟通的世界中，人们期望快速反应。但是我们面临的大多数冲突情况都需要完全相反的方式。当你被诱惑通过攻击、回避或讨好来做出反应时，暂停一下。因为另一方可能试图像钓鱼一样钩住我们，而我们并非必须上钩。
1997年5月，我在海牙担任了一场激烈谈判的调解员，调解俄罗斯联邦时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国家安全顾问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车臣共和国领导人瓦哈·阿尔萨诺夫之间的争端。
数年前，高加索的车臣共和国爆发了一场血腥内战，当时它还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车臣的分离分子正在与俄罗斯军队交战。这场战争已经夺走了8万名平民的生命，其中超过3万人是儿童。
双方同意停火，但情况并不乐观。
会面一开始就不顺利。当车臣代表团的专属飞机从他们的首都格罗兹尼起飞之后，俄罗斯战斗机要求他们紧急迫降。激愤之下，车臣政府要求俄罗斯公民立刻离开车臣。当俄罗斯当权者终于允许车臣代表团搭乘飞机出行后，代表团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被拦截了下来，因为他们拒绝使用俄罗斯护照，而要求以车臣护照入境。当这些障碍被扫清，代表团终于抵达历史悠久、优雅美丽的海牙德斯因德斯酒店时，实际上他们内心早已积愤难平。他们坚持认为，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一定住了比他们更大的房间。最终他们非得看一眼对方的房间，然后才愿意入住。
我们在和平宫举行会面，那里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与此同时，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审判也在那里进行。车臣代表迟到了，他们的保镖随行而来。他们拒绝与俄罗斯联邦代表握手。气氛非常紧张。
在第一场会议中，车臣领导人阿尔萨诺夫发起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猛烈抨击，谴责俄罗斯压迫车臣人民。他给所有人上了一堂历史课，从两个世纪前俄国首次入侵并征服车臣讲起。他带着几乎压抑不住的怒火讲述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对车臣人民施加的暴行。他在发言结束时，还戏剧性地指着桌子对面的俄罗斯联邦代表，大声喊道：“你们就应该留在和平宫，因为你们自己很快就会因战争罪行受到审判！”
当俄罗斯人还在消化他的全力攻击时，阿尔萨诺夫环顾桌子四周，突然指着我说：“你们美国人，你们的克林顿总统是鲍里斯·叶利钦的朋友，支持他在车臣犯下的这些罪行。你们都是同谋。你们不仅支持俄罗斯对车臣的殖民压迫，还在压迫波多黎各人民！你对此有什么可说？”
房间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我。我感到非常意外，突然就成了众矢之的。
那个房间又热又闷。
当车臣领导人带着控诉指着我时，我感到脸颊发热，血压升高。那是漫长的一天，我也已经感到疲惫了。会谈的风险很高，且似乎毫无进展，成功的希望渺茫。思绪在我的大脑中盘旋：“我对波多黎各了解多少？”
有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正要开始回答，准备含糊其词地说些关于波多黎各的事情，突然我意识到车臣领导人是在试图诱导我上钩。
幸好，交替传译给了我额外的时间来暂停并做几次深呼吸。我注意到胸部的紧绷感和肚子的沉重感。当我吸入空气并觉察这些感觉时，它们开始减轻。那一天虽置身于充满掷地有声的愤怒言辞的迷雾中，但我试着记住我的目标——我在这里试图做成什么？
然后，多亏了这短暂的停顿，我想到了一个可能的转化性回应。我直视车臣领导人，并回答道：“谢谢您，阿尔萨诺夫先生。您关于车臣人民悲痛历史的叙述，让我深感同情。有谁听了不会动容呢？而且，我将您对美国直率的批评视为我们是友盟的一个标志，因此我们可以坦诚相对。所以，请允许我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讨论波多黎各的问题的，尽管那也很重要。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找出如何结束车臣人民长时间以来可怕苦难的办法的。现在让我们专注于这个问题吧。”
随着我的话被翻译，车臣领导人开始点头。当我环顾房间以观察人们的面孔时，我能感觉到紧张情绪开始被缓解。
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就此重新回到了正轨。在一两天内，各方能够就一项联合声明达成共识，政治局势暂时被稳住了。
当我离开时，我收到了车臣领导人私下见面的邀请。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隆重地迎接我，送给我一把古老的车臣剑，这把剑工艺精湛，银鞘上的装饰精美——他在代表车臣人民表示感谢。
我认为这一小但显著的转变归功于我当时暂停了一下，而且没有上钩——尽管那个诱饵可能很诱人。
25年后，通过集体创伤的视角，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我调解过的许多棘手冲突——从家庭纠纷到内战——都根植于过去的深层创伤，那些痛苦和苦难的事件压垮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创伤可能会使我们情感上冻结，并且反应过度。
我无法确定，但我可以想象车臣领导人的激烈反应至少部分源自潜在的创伤。他对我的攻击在那一刻似乎是针对我个人，但实际上与我无关；他是在向外表达他的愤怒和痛苦。只有当我暂停时，我才能理解这一点，并使对话重新回到正轨。只有当我恢复平衡时，我才能帮助我周围的人。
在有对立双方的高压情况下，我学会了暂停并保持好奇——首先思考我自己的反应，然后思考他们的反应。带着好奇心应对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