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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约了汉斯·希伯，到霞飞路上的玛斯克饭店来吃生煎鱼排。下了班正待出发时，汉斯打来电话说，他正赶写一篇快讯，要比预定时间晚会儿到，请罗森谅解。罗森看了看晚霞普照的大街，换上西服，按时出发了。
进了玛斯克饭店，罗森照例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他要了杯开胃酒，而后取出汉斯送他的《太平洋事务》杂志，饶有兴趣地浏览着。两周前，罗森是在南京路上的莎莉文酒店，与汉斯·希伯邂逅并一见如故的。他们来自同一块土地，操同一种语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天涯相遇，志同道合。实际上早在维也纳时，罗森便阅读一个叫“亚细亚人”的文章，想不到这人是汉斯·希伯的笔名。
汉斯十几年前就来到上海，以记者和《亚细亚》杂志撰稿人的身份工作，足迹遍布中国的半壁江山。有关他在中国的经历，汉斯曾说：我是带着青春的冲动来到上海的。而浑浊的黄浦江边，迎接我的不是远东乐园的妩媚，而是租界英军的铁蹄和杀戮。我为“五卅运动”的血腥而震惊，为大革命的澎湃而兴奋不已。
汉斯的东方之行，日后演变成《从广州到上海1925—1927》这部德语畅销书，为全欧洲的读者打开了一扇探秘东方的窗口。由此，汉斯还意外收获了一份爱情。
这时酒店的门敞开了，走进来一位端庄贵气的女士，罗森不由凝神：黛蓝色丝绒旗袍，象牙白披肩，黑而亮的头发优雅地绾在脑后。女士坦然落座后，年轻的欧仆捧着菜单走上前去。只见她歉然含笑，用娴熟的英文告诉侍者，还是老规矩，一份紫叶甘蓝鸭，外加油焖青笋和一碟五香烤麸。女士讲话时眉目舒展，温婉和气，一派安详。
罗森正自嗟叹，厅前的钢琴师奏起了舒伯特的《冬之旅》。那高亢的旋律仿佛从天际飘入平川，裹挟着孤寂与叛逆的气息，动人心魄。罗森回过神来再看时，女士正埋头细品着鸭块，桌上没有酒，而是一壶红茶。她举止那样文雅、内敛，和着缭绕的钢琴音韵，罗森联想起莫奈笔下一位贞静娴雅的法国贵妇。
不知过了多久，汉斯终于来到。罗森吩咐欧仆迅速上菜。红酒当然不能少，今晚要敞开了喝。猛然发现那位女士不见了，罗森不禁面露失落。汉斯忍不住询问，罗森的情绪中带着留恋，并说那是他从未见过的仪态万方！
没想到，汉斯笃定地说：中国人能够时常出入玛斯克酒店，并且如此高贵而恬淡的女士，唯有“宋氏姐妹”。怪不得，我刚才看到一辆雅布罗纳的黑色敞篷马车，在酒店门前一晃而过。定然是孙夫人！
孙夫人？罗森心下迷茫。是的，你刚才遇见的那位女士，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紧接着，他将下颚伸向罗森神秘道：远东第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就是在她的支持和亲自操办下组建起来的。
可她一点也不招摇，一个人坐下来默默用完了餐，连个随从都没带。
这就是孙夫人，而不是她的胞妹蒋夫人。也许你还会遇到蒋夫人，姊妹俩同时在美国学习生活过，并且都喜欢这里的紫叶甘蓝鸭。但蒋夫人出行则是另外一番阵仗，没有两排全副武装的车队护佑是不可能的。
见罗森好奇，汉斯进一步解释道：蒋夫人才情卓著，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借助太太的魅力和宋氏家族的威望，蒋先生如虎添翼，得以在强手如林的大上海稳扎稳打。
罗森忽地想起奥地利《皇冠报》上的一篇报道，题目叫作“西安事变”。汉斯得意地说，那篇报道是我写的。讲述1936年圣诞前夕发生的那件事，时任中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蒋介石，被坚持抗日的手下软禁在西安的骊山脚下。那张学良也是个人物，曾到欧洲游历，拜会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去欧洲还有个目的，戒掉自己多年的鸦片瘾。
一轮弦月垂落在窗前，两人约好了下次再见的时间，便一前一后出了饭店。
正是炎炎夏日，许多人把草席摊在街上，仰面对着天上的星星睡觉。仅仅隔了一条街，只见高耸气派的露天阳台上，衣着华美的男女，在凉风习习中享用美味佳肴，手捧威士忌，对着璀璨的夜景吞云吐雾。罗森不禁感慨，一面是摩登而现代的豪华别墅，另一面是苦力栖身的简易窝棚。同一座城市，奢华与贫穷，是如此触目惊心。
浑浊的月光下，印度女人听到了脚步声，黑袍拖曳地快速隐没在廊檐下。罗森沿着朱红色楼梯，轻轻迈上阁楼时，一抹栀子花的香味，伴着上海女人那纤细的问候，从回廊上传过来，罗森脱帽致意礼貌回应着。屋顶上消夏的人们，不紧不慢地闲聊着，邻家的大花猫噌地一下爬上树干。罗森猛然意识到，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已闯入了中国人的生活领地，分享着他们的活动空间，却从未遭到丁点冷遇和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