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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罗森想方设法，在历史与现实的接口中寻找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踪迹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令自己饱受摧残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依然晃动着几个中国人的身影。眼下的罗森热切期盼着远赴中国的通行证，而集中营里的华人正苦苦挣扎于死亡的边缘。在魏玛郊外的采石场上，罗森和他们甚至擦肩而过。
不远万里的中国人，是如何成为德国集中营里的囚犯的呢？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艘艘满载东方古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的欧洲商船，频繁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和德国汉堡港之间。一个萧瑟的深秋，满载而归的商船里走下来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男人及其家属。他们随德国商船在海上漂泊了大半年，囚徒似的扎进船舱做燃煤工、供暖工、机房工和洗衣工。在德国人眼里，这些勤勤恳恳的中国人远比他们从非洲劫掠来的黑奴还要任劳任怨。他们的女人就在船上做饭、熨衣、打扫卫生，为船员们缝缝补补，同时解决性问题。
这一年，抵达汉堡后的船员和他们的女人，因疾病或生孩子，无法登船返航，就遗落在码头。这些人在港口的圣保利区，或结伴合租房屋，或共同搭建窝棚，彼此照应，抱团儿取暖，久而久之便长期滞留下来，并且越聚越多。
1921年，中国在汉堡正式设立领事馆时，圣保利区首饰街上的华人已超过两千人。他们靠着生命换来的积蓄和五花八门的手艺，在码头开起了餐馆、茶楼、杂货店和洗衣房等，随着人气的兴旺，舞厅夜店赌场和鸦片馆也应运而生。中国人的店面里喜欢敬奉佛像、菩萨和关公像，用来驱鬼镇妖，招财进宝。因了神秘的东方色彩，汉堡首饰街被德国人誉为“唐人街”，其规模虽然与同时期的伦敦、纽约和洛杉矶唐人街难以匹敌，但中国饮食兼西方娱乐，连同鲜明的异域风情，已演变为享誉全德的一道风景。
德国著名作家路德维希·于尔根斯（Ludwig Jürgens）在他的《中国城》（ Chinesenviertel ，1930）里，如此描述他眼中的汉堡唐人街：
圣保利的中国依然是一副安静、平和、永远微笑的面容，但没人能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它的真面目。首饰街边的房舍全是黄种人的家，每一个地窖墙壁或者大门上方，都透着一种奇异的感觉。窗户紧闭，偶尔射出一束狭窄昏暗的光，或者一个人影转瞬即逝，但没有丝毫声音传出。一切都半掩在神秘的面纱背后。他到底是沉浸在鸦片的迷幻中，还是跑去赌博，没人知道。
在众多族人的拥戴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成立。与此同时，中德之间的贸易额高达3.48亿帝国马克，中国成了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希特勒上台后，跟中国有过一段相交甚好的蜜月期，不断扩张的德国急需中国的钨铁锰等战略物资，而中国政府需要德国的枪炮和技术来加强军需装备，两国间的互访和军事合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着。德国专家马克斯·鲍尔上校赴华考察投资，并在广州被蒋委员长任命为高级顾问。
希特勒本人对中国文化也颇为赞赏，即便不像对待日本人那样赋予其“荣誉雅利安人”待遇。他鼓励从中国留学生和船员当中精选一部分骨干，进入帝国服役大军，让他们在军官学校里接受正宗的军事训练。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来辅佐军务。蒋介石认为，要加速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务必学习和借鉴德意志历史经验，他誓言将自己的警卫全部训练成普鲁士式的保镖，除此之外还把儿子蒋纬国派去德国，接受正宗的德意志军事训练。
这样的大环境下，汉堡官员自然对唐人街刮目相看，不仅热心为华人提供各种便利，还着力改善那里的基础设施。不少金发碧眼的德国女子甚至避开种族偏见，甘愿嫁给唐人街上的中国商人。
然而，随着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以及法西斯联盟的缔结，日本以其军事上的野心和优势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随之破裂，随后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将中德关系推向了深渊。
1938年，希特勒悍然抛出“纯净德国血统”政策，使得大批在德华人遭遇了和犹太人一样的厄运。秘密警察开始在唐人街四处巡视，那些嫁了华人丈夫的德国女子被逼迫离婚，以免“玷污日耳曼人纯正的血统”。丧心病狂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你能想象）一个黑鬼或者中国佬能变成一个德国人，就因为他学过德语；将来因为他能说德语，就可以对德国政党投票吗？
之前，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中，多半具有左翼激进政治倾向，其中不少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朱德、廖承志，以及专门来柏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周恩来。其中一些，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在柏林创立了“华人左翼知识分子沙龙”。
德国人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一直都在，加上唐人街隐约出现的黑帮和走私活动，德国媒体公然将中国移民称为“黄祸”。随着愈演愈烈的纳粹种族歧视，他们大肆围剿对立派，拥有左翼政治倾向的德国华人也成了纳粹打压的目标。加上中德关系交恶，导致中国领事馆撤出，在德华人失去了最后一层合法保护。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和海关人员动辄对唐人街上的中国店铺突击搜查，刁难掠夺驱逐变得明目张胆。
“水手馆”的陈老板人脉广，他从警察朋友那里得到风声——华人即将大祸临头，于是火速通知街上的族人和同胞快逃。不少人闻风而动，由汉堡逃往巴黎、伦敦、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等港口，进而横跨大西洋到纽约、旧金山。大批华侨和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回国，部分左翼激进人士前往西班牙，加入内战中的马德里国际纵队。
1939年春，当罗森在布痕瓦尔德的采石场上埋头苦干时，几名中国人被押进了集中营。他们是一批嗅觉迟钝的中国人。一方面穷家难舍，迟迟不愿收拾行囊离去；另一方面，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当局不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于他们。
德国北部的冬季，一群中国人被勒令脱掉衣服，光溜溜地站在早晨的院子里，哗啦啦的冷水从头浇到脚。折磨、虐待和严刑拷打之下，中国人咬牙承认了自己“在德国从事非法间谍活动”。接下来不是倒头死去，便是精神失常，最后仅剩下了四名。
陈盛是四名幸存者中的一个。他万万没想到，若干年后，就在自己的家乡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居然和集中营里的难友——奥地利医生罗森·菲尔不期而遇，并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