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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亚·西奥多里杜是希腊小说家、学者，号角写作班毕业生。我们曾刊登过她的世界奇幻奖获奖小说《化鸟：一个童话故事》。本次，她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场“复活”事件的全过程，以细腻的描写和深入的洞察展现了各方的利益纠葛和复杂情感。
我是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干记者这一行，听到这种事并不稀奇。如果你每次一听到有人喊“着火了”就跑过去报道，那你就被当猴耍了。哪怕你能有一两次被火苗燎到胡须，也算得上幸运了。
但这次的事？
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阻止他们？我就在现场，我是那里唯一理智的人，不是吗？那场悲剧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反正法官是这么说的，虽然我并没有被起诉。至少谴责我的并不是法律。来自别人的疑问最终还是平息了，但这些年来我一直自责不已，也许永远都不会停止对自我的拷问。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躲在那一套职业话术后面：我们该做的是报道新闻，而不是去影响事件的发展，诸如此类。如今我能为自己辩护的是：无论你的怀疑心有多么强烈，头脑有多么清醒，你难道真的忍心亲手剥夺一群人的奇迹吗？对吧？
最后，我在想，我们是杀了一个孩子还是杀了一位神明，以及这二者到底有没有区别。
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所有故事的主角，不是吗？就算不是所有故事，至少在讲述我们的儿子躺在棺材里的那些故事中，我们必须是主角。我一直在回想葬礼前的守灵，反复回忆每一个细节，想不明白为什么复活的是她的儿子，而不是我的。是我祈祷得不够虔诚吗？是不是我为他的葬礼选错了衣服？是不是没有把他的身体洗得足够干净？是不是心存杂念？——我确实心存杂念，不是吗？
我说他们除了眼睛里渗出的血迹以外，看起来都像睡着了一样，我这话有没有冒犯到别人？所有的尸体就那么并排躺着。乳香的气味灼烧着我的喉咙——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那是不是毒药，来索我们剩下所有人的命了。想到这里，我差点笑出来。多么不敬的行为啊，你能想象吗？
当然，我没有笑，我没有笑。我跪了下来。
“还那么年轻。”有人哭喊道，另一个人重复了这句话，我也跟着重复，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替哪一个孩子惋惜。肯定不是我的儿子。还那么年轻，还那么年轻，还那么年轻。
他们每一个都还很年轻，不是吗？只是刚到去工厂工作的年龄，还不能算作成年人。即使是年长一些的，他们的父亲、兄弟和阿姨们，也都还太年轻。我们整晚都在为他们的年轻哭泣。
第二天早上，狗群开始狂吠。狗跑到教堂里来做什么？人们把它们驱赶出去，但它们又跑了回来，继续咆哮，嘴角流出泡沫。是狂犬病吧，我们想。
但随后，玛丽亚的儿子醒了过来。别跟我说狗群的狂叫和这没有关系。就算我们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狗有这方面的天赋。那个男孩就那么从他的棺材里站了起来，后脑勺的头发因为躺在绸缎枕头上而有些扁平。他用迷迷糊糊的眼睛环顾四周，为看到我们而惊讶，似乎他只是从一场长长的睡眠中醒来而已。人们说那是一场无梦的睡眠，但他们又怎么知道？
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不记得多少了。人们纷纷跪下祈祷，有人昏倒，有人尖叫。有许多手举向天空。他的母亲扑上去不停地亲吻他，哭喊着。她可能说的是方言——因为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然后她退了一步，看了看旁边棺材中男孩的哥哥，他还冰凉地躺在那里，和我的儿子一样。
晕倒的人苏醒过来。男孩被扶出棺材，接受大家的拥抱和亲吻。太阳正好升到教堂上方。人们开始抬起其他棺材，扛在肩上。
我一跃而起，双腿因为长时间跪在儿子身旁而瘀青。“你们要干什么？”我问道。连我自己都能听出声音里的慌乱，“你们抬他们干什么？要把他们抬到哪里去？”
去墓地，他们说，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但如果……”我问道，“如果他们也都会回来呢？”我对着他们大喊。让他们随便怎么想我好了，我才不在乎。“你们刚刚亲眼见证了一场奇迹。昨晚那个男孩还冷得像石头，现在却活蹦乱跳。谁能保证会复活的只有他一个？谁能说其他人不会回来？你们的信仰就只有这么点儿吗？真可耻！真可耻！”
告诉你们吧，这话让他们都沉默了。
他们没有埋葬其余的人。他们将其余的孩子留在教堂里，棺材依然敞开着。人们来来往往，看看他们，指出自己家的孩子所在的棺材，就像在医院的婴儿室里，从那些看上去全都一个样的婴儿中指出自己的孩子。
人们后来窃窃私语说，也许他本来就没死，也许是医生弄错了。但不对，他是死了。彻底死了，散发着尸臭，尸体冰冷，四肢僵硬。他的眼神中有一种惊恐，仿佛他跨过了人类不该跨越的门，见过了另一侧的样子，然后竟然还能活过来讲述一切。
那个和我弟弟恋爱的邻居女孩第二天来看望我们，我想，她难道闻不到气味吗？弥漫在家里的死亡气息。外婆像个哀悼的幽灵般坐在角落里安静地流泪，邻居女孩只是看着她，什么也没说。外婆自从得知事故的消息，就一直在哭，就连她最爱的孙子复活后，她的哭泣也一刻都没有停过。
“他怎么样了？”女孩问我妈妈。妈妈的眼睛很大，眼中有了新的神采。可她变得笨手笨脚。她给女孩倒咖啡时，把牛奶洒了；她准备坐下时，碰倒了椅子上的垫子；她扣上衬衫的扣子时，划伤了自己。仿佛她的四肢已经忘记了该如何保持正常，听人指挥。
“他就盯着窗外，就那么盯着。”她说。这是真的。他不吃不喝，什么也不做。
但我想说，他一直都是个安静的孩子。他从前也老是盯着窗外。即使在工厂，监工们也总因为他走神而责备他，说他老爱盯着墙壁或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干脆完全放空。我们的哥哥才是欢乐生活的代言人。他喜欢唱歌跳舞，天不亮就起床，从不抱怨。他会在我心情不好时给我送花。工作、狩猎、游泳、喝酒，他都是第一。
我本来会跟哥哥一起去工厂的。如果那天不是他注意到我发烧了，坚持让我留下，还没收了我的工作证，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工作，现在我就会躺在他旁边的棺材里了。真幸运，是吧？
“我很高兴他能回来。”女孩轻轻地说，然后关上门离开了。
“我也是，我也是。”妈妈气喘吁吁地答道，她最近说话总是这样，喘不上气。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在想念他？为什么我会因为想他而憎恨自己？他回来了，我却好像不在了。我们所有人似乎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但总得有人留下来守着其他人。男孩的父亲这么说。谁能责怪他呢？没人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其他人也可能回来，还是因为只想多陪陪他的另一个儿子，但不管是因为哪一个，谁又能责怪他呢？
两天过去，他看着另一个儿子的尸体仍然躺在棺材里，体液慢慢渗入下面洁白的布料。他的头周围放满了花，正在腐烂的百合花看起来太像肉了。儿子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蓝绿色。儿子眼中渗出的血、儿子肺部被烧成炭、儿子被剖开再缝合——这些画面他都能承受。但他无法忍受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让他崩溃。儿子变成这样了，他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父亲？
索菲亚还在那里，守着她自己的儿子，寸步不离，也不允许别人搬动尸体。自从他的小儿子复活之后，索菲亚一直这样。
他走到她面前，紧紧握住她的肩膀，但语气温柔。“索菲亚，”他说，“是时候了。”她没有回应，只是茫然地看着他，他崩溃了，哭了出来。他弯下腰，抱住她的膝盖。“求你了，”他说，“是时候了。”
于是，穿着黑裤子、白衬衫的男人排成长队，以肩膀扛起重负，抬着棺材走出教堂。天没有下雨，但他后来回想这一刻时，他会记得这是一个湿漉漉的下雨天，他会清楚地记得，一场冰凉的倾盆大雨将他全身淋透。
他去世前我就很喜欢他，自从事故发生后，我发现自己更是无法停止想他。出事之后的第一个晚上，我整夜都在想象他们在工厂地板上的场景，想象他们挣扎着呼吸，眼中流出鲜血。他们有没有用力捶门，用指甲抓墙？有没有伸手去抓住彼此的手？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而他，临终时，他在想些什么？他有没有想起他的妈妈、爸爸、姐姐？有没有试着先救哥哥，再救自己？
他有没有想起我？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橄榄树下的吻？风拂过我的裙子，稍微掀起了一点点，我直到确定他看到了我的袜子顶端和裙摆之间短暂露出的一点肌肤，才重新遮住。
在守灵期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尽管他灰暗的皮肤让我很难回忆起他活着时的样子。多么奇怪啊，他死去后的这张新面孔就这么取代了那张我认识好久好久的脸，那张我从小看到大的脸。
他醒来时，我感到自己的脸僵住了，血液从头部涌向手脚。我昏倒了。
我恢复意识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做了个梦，但他们告诉我，这不是梦，他还活着，在走路，在呼吸，在用简短的句子说话。
第二天，我去拜访了他妈妈，但他根本没有理我。那天晚上我又去了，像小时候那样朝他的窗户扔小石子，直到他打开窗户，我溜了进去。我觉得他的皮肤看起来黯淡无光，但也可能是因为透过脏玻璃洒进来的月光太过微弱。他坐在床上，我坐在他旁边。由于我们的膝盖已经有了触碰，所以我握住他的手放在我的腿上，也并不显得奇怪。
“你好吗？”我问他。他说：“我在呢。”我觉得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也许这就是答案。
我帮他捋头发，把发丝夹到耳后。他的头发干燥而稀疏。我靠近他，却被一股气味熏得差点退缩——那是一种泥土的气息，像是潮湿的土壤——但我克服了厌恶，亲吻了他的嘴唇。他没有回应我的吻，但也没有躲开。他只是看着我，睁大眼睛凝视着。
“是什么感觉？”我问他，“死去是什么感觉？”
“我梦见了树根。”他说。
索菲亚来我家看我，问可不可以见他。她的头发散乱打结，几天没洗。我猜我的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索菲亚跪在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端详他的脸。“他是个奇迹。”她说，“你的奇迹。玛丽亚，你多幸运啊。”他试图抽回手，她却没有立即松开。
我的奇迹。我的第二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经过多年努力后，终于怀孕生下他的哥哥。那些年里，我的孩子一个个流产。而这个？这个是奇迹吗？一个人一生中真的能两次受到奇迹的眷顾吗？我触摸他时，手会颤抖，我害怕自己如果在他身边呼吸太重，他就会像蛾子翅膀上的灰尘一样散去。
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分一杯羹。他们给他带来礼物——小圣像；生病的身体部位的画，仿佛他是圣人，仿佛他能治愈他们；属于已故亲人的戒指。我把它们堆在他的房间里，直到房间再也装不下。我告诉他们不要再送东西来，并在门口谢绝他们，可他们又在后院聚集，在他的房间外守夜，手持蜡烛祈祷。
有人来找我丈夫商谈——是个我从未见过的工会代表，但丈夫对他很友好。工会代表认为我的儿子根本不是奇迹。他认为整个复活事件可能会影响我们和工厂打官司的赢面，可能会让律师们轻易把我们都描绘成骗子和妄想狂，剥夺每个人获得赔偿金的机会。好像钱能让他们死去的亲人回来似的。
但话说回来，我又怎么知道让人复活的究竟是什么呢？
到了第四天，我再也无法忽视那股气味。我烧掉了给他守灵时为他穿上的衣服，洗了他剩余的所有衣服。我洗了床单，然后又洗了一遍。我拖了地，擦了墙，用漂白剂清洁了一切，直到再也无处可藏。是他。有气味的是他。我很害怕。母亲注意到了我的恐惧。“不要害怕，”她说，“去找你的儿子，去找他，去找他。”所以我去了。
我看到那个女孩围着他打转，他却对她视若无睹。她表现得像个合格的女朋友，牵着他的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安排他的四肢围绕着自己模拟拥抱，而他任她摆布，毫无抵抗，像个洋娃娃。
我想到另一个儿子还冰冷地躺在地下。我不敢想自己居然曾经感到过快乐。我羞愧不已。我崩溃了。
我想哭出来，我更爱那个没有复活的儿子。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小镇，但在他作为保险公司专业顾问的职业生涯中，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造访这种山穷水恶、满是刁民和酒鬼的偏僻地方，也不是第一次奉命将所谓的“奇迹”处理干净。他检查了工厂和所谓的泄漏点，男孩空出的棺材，教堂。他甚至让人挖开了几座坟墓。他注意到他们请来了一名记者，试图证明那些毫无疑问无法证明的事情，或者至少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他只见了那个男孩几分钟，因为他的母亲坚持说他太痛苦了，不适合长时间交谈。他注意到，甚至在职业允许的范围内，有些欣赏这场表演的细节：男孩蓬乱的头发，涂在他皮肤上的苍白妆容，涂抹在他身上的腐烂气味，以及巧妙地用来稍作掩盖的好闻一些的气味。那是一种廉价的花香——也许是接骨木，或者是铃兰。
他得出结论，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而且事故中工厂的责任也被人为夸大了。他宣布整座小镇的人就是一群江湖骗子，为了吸引眼球，或者是为了表达对工厂的不满。可这家工厂只是在艰难的时代努力维持经营罢了。他写完报告，立刻发给了雇主。
镇上的人对他的结论报以毫不掩饰的嘲讽。他们用举起的拳头为他送行，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知识丰富的学者，正在从愤怒的下层暴民中逃离——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人没有拿着叉子。
“我们会证明给你看的，”他们对他说，“你会看到你的错误。你会看到的。”
他们说这话时的表情让他不安。回到车里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威胁，尽管并没有人直接威胁他本人。
回去的路上，他努力去想自己喜欢的东西，好让自己感觉好些：他的丝绸浴袍；手指滑过狗毛的感觉；早晨烤面包的香味。他的心跳慢了下来。他现在平静多了，呼吸也重新变得轻松。小镇逐渐淡出了他的生活。他继续想着他最喜欢的那些东西。他试图回忆母亲做的烧烤大餐的味道，但想不起来了。
我相信奇迹。我相信他确实死而复生了。我相信他甚至有可能拯救我们不朽的灵魂。
但他不能拯救我们的凡胎肉体。人们跑到牧师那里寻求救赎和奇迹。如果奇迹不能让我们吃饱穿暖，不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甚至心灵——抵抗日复一日的损害，那它有什么用？
我相信奇迹。但奇迹意味着例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奇迹。奇迹不能改变世界。既然不能改变世界，那它还有什么意义？
自从那个男孩复活以来，我丈夫一口面包都没有吃过。他不吃，不睡，也不直视我的眼睛。我突然发现自己希望那个男孩最好还是死了算了。如果这让我成了坏人，那坏人就坏人吧，这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不断有人来到我们门前询问关于他的事，我不得不给他们发放祈祷绳
，可我打结的速度根本不够快，新做的祈祷绳一下午就发完了。我的指尖因为不停地打结而变得粗糙，我发誓，因为在昏黄的灯光下熬夜打结，我都要变成斗鸡眼了。但我不敢抱怨。我看到了丈夫的痛苦和危机。我知道他在以为我听不见的时候，会喃喃自语。
我在花园里种罗勒时，一个工厂工人跑过来大喊，说那个脸颊红扑扑的小玛丽昨晚莫名其妙地死了，他们需要请牧师来排除超自然的死因，看看是不是死神缺个年轻的身体。我差点当着他的面笑出声来，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搬出两百年前的老故事来吓唬人——偏偏在这个时候！但他额头上的皱纹和紧绷的下巴肌肉让我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这不是玩笑。
我让他冷静，告诉他我会转达牧师，会让牧师尽快赶过去，他最近状态不太好。就在这时，我丈夫突然从房里冲了出来。这是他自从复活事件发生以来第一次踏出房门。他眯着眼睛，适应光线。他只穿着内衣，没有穿长袍，也没有戴帽子。他的头发看起来没有梳过，凌乱不堪，就像有一束灰色的鬃毛缠着他的头。风恰好吹过，将他的头发吹得更乱，仿佛是在故意给场景增添一些庄重感，一些神圣的气息。
我看着丈夫的眼睛，意识到他心中渐渐有了打算。这是他走出痛苦的方法，也是那个问题的答案。这些天来，他一直不敢将问题说出口，但我一直都知道问题的存在。
“是那个男孩，”他说，语气中的挣扎就像一个溺水的人那样，“是那个复活的男孩的错。”
许多年前，我们做了那些情谊深厚的年轻人有时会做的事——割破掌心，将手握在一起，让血液混合，幻想我们结成兄弟，认为兄弟情谊比友谊更坚实。多么愚蠢的行为啊。我们可能渐行渐远，有时甚至几个月不见面，但我们的心并没有疏远半分。当我得知那场事故时，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死者名单中，我紧握拳头，感觉到手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断裂了。我向妻子和孩子道别，搭上了第一班回家乡的巴士，尽管我知道，连最后一次亲吻他的脸颊也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当我到达时，迎接我的是与想象完全不同的场景——我的朋友还活着，他的家庭却分崩离析，他母亲害怕自己的儿子，父亲精神恍惚。他们周围是一场疯狂而绝望的闹剧，人们谈论着奇迹，谈论着短暂的死亡和欠下的人命，谈论着上帝的旨意，谈论着考验、信仰与救赎。整座小镇都疯了。
我控制不住我的泪水。眼泪不停地流出来。
我一直很爱那个男孩，我对他的爱比应有的还要多。
然而，我明白了。
沉默渐渐降临在我们身上。男孩走进房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们也是。我们仍然拿着蜡烛祈祷，但现在，我们避开了他的目光。他的目光深邃而冰冷，像坟墓一样。
我正在为三日纪念仪式煮小麦浆果，这时听到了那个小女孩的噩耗。其他人像羊群一样跟着牧师跑来，我女婿在外面迎接他们。他如今就好像变成了他自己的影子。他曾经像柏树般高大挺拔，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树桩。
我也赶紧跑了出去，听到牧师把这场新的死亡怪罪在我孙子头上，说这是他导致的，说一切都是他导致的。牧师把阴霾的天空、灰暗的大海，甚至是那场事故本身，全都归咎于我孙子。“但这不可能，”我告诉他，也告诉他们，“他办不到。我孙子没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能力吗？
突然，一声巨响。玻璃破碎的声音。一声尖叫。
我尽可能快地回到了屋里。屋里弥漫着糖的香味，掩盖了男孩身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土壤的气味。我女儿倒在地上，装沸水的锅翻倒了，融化的糖烫伤了她的手，打碎的盘子散落在她脚边。男孩伸出手，试图靠近母亲，她手里却抓着一块碎玻璃让他远离。她害怕自己的儿子。她把碎片抓得太紧，割破了自己的手，鲜血直流。男孩盯着她，眼神迷离。
“妈妈。”他低声呼唤。陌生的声音。不友善的声音。
几乎是作为回应，我女儿开始干呕。现在，我明白了。终于，我看到了这一切的本质。
这不是他。不是我的男孩。不是我的孙子。
没有人再碰我了。甚至连那个说在和我恋爱的心碎女孩也不碰我了。妈妈曾经说我“回来”了。我想问从哪里回来，但我的嘴里满是泥土，话语太过巨大，无法说出来。从哪里回来？
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不会有答案。妈妈的身影变得模糊。爸爸也模糊了。外婆泪流成河。
其他人都被埋葬在地下，有一定距离，但并不遥远。我能听到人们对泥土低声吟唱的歌曲，一个个名字串联成歌词，就像一条长长的线上的绳结。在我的名字应该出现的地方，是一次停顿。
为什么回来的是我，而不是某个女孩，某个别的男孩，或者他们所有人？
思绪退去。一层薄纱在我和世界之间展开。我的姐姐，这些人，他们的礼物和蜡烛。他们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眨眼间，早晨融化成夜晚，黑夜绽放成黎明。接着，人们在后院争吵，提到了魔鬼。有人崩溃，有血渗入地面，我努力尝试，我真的努力了。我想要存在。人们喊叫、恳求、和解。他们的脸扭曲成了我不认识的面具。这是爸爸吗？这是妈妈吗？蒙在我眼上的这层薄纱，是裹尸布吗？它一直都是裹尸布吗？
他们的手伸过来，伸向我，触碰我。我任凭他们触摸我。
最后，我们用白床单包裹住他，把他带到海边。
他的朋友试图阻止我们，他看向记者，寻求支持，但没有得到回应。他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以为我们会伤害这个男孩，但我们不会，对吧？我们把他浸入水中。我们说这是洗礼。这是一次洗涤、一场试验、一种仪式。就算没有在具体的用词上达成一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他的头按入水下。悲伤的母亲们、疲惫的父亲们、心碎的人、苦涩的人、信徒们、依然怀有希望的人，我们全都按住了他的头。起初他没有反抗，但后来他开始挣扎，他的双腿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超出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男孩应有的力量。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的呼吸停滞了，想着“万一，万一呢”。
但紧接着，我们卷起了袖子，用嘴喘气。
“这是我们的奇迹，”我们说着，一双双手毫不颤抖，再次将他的头压入水中，直到挣扎减弱，并最终平息，“我们自己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