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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本书主题的相关性，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下将好莱坞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论著。针对该形象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迄今为止，研究资料比较丰富，且整体上具有理论与文本紧密结合、研究工具灵活多元、研究视角微宏兼备的特点。而对比国内外研究来看，国内研究基本沿袭海外研究的方法，在海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进行深化，进而针对国内的电影创作展开讨论。
由于20世纪70年代新黑色电影随着新好莱坞开始崛起，因此新“蛇蝎美人”也逐渐引起学界的讨论，如今看来，单独针对经典好莱坞时期“蛇蝎美人”形象的著述比较少见，而绝大部分都是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经典“蛇蝎美人”形象和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新“蛇蝎美人”形象进行比较展开研究。其中，论文集《黑色电影中的女人》（ Women in Film Noir ）几乎集结了关于这个话题讨论之初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观点。
1978年，由E.安·卡普兰（E. Ann Kaplan）编著的《黑色电影中的女人》是第一本针对黑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进行梳理、讨论和研究的论文集，自1998年起该论文集再版了三次，重印了十余次，最新版本包括14篇论文，其中专门针对“蛇蝎美人”进行研究的达12篇之多，对于经典时期和新时期的好莱坞均有覆盖。这些文章对“蛇蝎美人”的定义、叙事、影像等方面展开讨论，深入探究了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现实，并引用了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相关理论，具有创新性和丰富性，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几乎均为当时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她们对于“蛇蝎美人”研究的成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蛇蝎美人”研究始终是女性主义学者、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者们借以探讨学术、表达思想的重要场域。
20世纪90年代之后，“蛇蝎美人”的形象更加千变万化，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其他电影类型中，她们不仅仅成为电影中的升级版的“奇观”，还召唤出了不同类型电影中的“黑色性”。2010年问世的《“蛇蝎美人”：形象，历史，语境》 [1] 正式以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形象为研究对象，但它所设定的“femme fatale”的范围相当宽泛，并超出了好莱坞的范围，涉及北美大陆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研究重点也出现了一些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研究，不再局限于70年代比较热门的关于男性的凝视和主体认同机制等切入角度，而是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关注性别、种族、阶级等议题，与后现代理论形成强烈共振。例如，詹姆斯·马科斯菲尔德（James Maxfield）在其专著 The Fatal Women：Sources of Male Anxiety in American Film Noir 1941—1991 中探讨了新黑色电影中蛇蝎女性的致命性，指出新时期有一部分致命女性不像经典时期那些“纯恶（pureevil）”的前辈们，这些女人的确造成了某种致命的结果，但她们往往不具备作恶的动机，而他还认为，这类形象不仅回应了性操纵上的不平等，还揭示了她们和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萨曼莎·林德普（Samantha Lindop）的专著《后现代女性主义和新黑色电影中的致命角色》（ Postfeminism and the Fatale Figure in Neo-Noir Cinema ，2015）瞄准的是新黑色电影，尤其是1980—1999年间的“蛇蝎美人”形象和从其演变而来的其他“致命”角色。研究批评性地考察了新时期“蛇蝎美人”的诠释方式，萨曼莎运用了大量新近文本，分析指出新的致命形象包括“复仇女战士”“致命萝莉”“致命美男”等，他们的叙事已然不再完全遵从经典黑色电影的模式，并且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亦步亦趋。该专著以后女性主义作为全书的语境，以此来展开对这类形象当代描绘和表现阐释，尤其关注角色对于后女性主义运动的某种预示作用。
除了相关论文集和专著之外，此形象研究更普遍地被作为黑色电影研究的一部分为人讨论，几乎所有最有影响力的黑色电影研究著作都对这一形象有所涉及：詹姆斯·纳雷摩尔（James Naremore）在《黑色电影：风格、批评与历史》
中虽然并没有关于这一形象的独立章节，但在“电影风格”的写作中大量牵涉该形象的风格、叙事，并对其相关的性别和种族的议题有所展开；威廉·鲁尔（William Luhr）在《黑色电影：银幕恶之花》
中也将该形象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觉主题”进行读解；巴顿·帕尔马（R. Barton Palma）的《好莱坞的黑暗电影院：美国黑色电影》
[2]
则主要讨论黑色电影与美国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通过在《步步惊魂》（Point Blank，1967）和《本能》（Instinct，1992）之间建立联系，来对比新旧“蛇蝎美人”的形态变迁……
若我们以研究的视角来分类，海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下。
性别，是“蛇蝎美人”研究绕不过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研究以回答“‘蛇蝎美人’表现了怎样的女人”为主，以此揭露好莱坞电影中“蛇蝎美人”形象所反映的两性不平等关系，以及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丽萨·霍德尼斯（Lise Hordnes）在《黑色电影是不是美国文化的一面镜子》
中对于“黑色电影是否具有反叛作用”的设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认为黑色电影除了展示焦虑之外，并没有指明道路，尤其指出妇女和家庭的叙事强调了反抗的可悲下场，因此“蛇蝎美人”形象本质上是完成了父权中心的“俄狄浦斯轨迹”——“惩戒”了“妖魔化”的女性；凯特·丝特宝斯（Kate Stables）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本，指出“蛇蝎美人”在公开场合坦率地发表“性言论”同她的身体的“奇观”展示一样，均满足了观众的窥淫快感
[3]
；国内学者邹懂礼的《“黑色”影像里的社会与人生——黑色电影研究》
在讨论黑色电影人物的段落中，对“蛇蝎美人”形象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归纳，指出“蛇蝎美人”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她们一贯的悲惨下场使得她们仍然沦为男性的支配物和附属物。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相对于协助完成俄狄浦斯叙事轨迹，这一形象更加具有先锋的性别意识，在其形象建构中，对阳具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对固有的性别秩序的反抗是更为突出和迷人的。例如西尔维娅·哈维（Sylvia Harvey）的《女性的位置：黑色电影中家庭的缺席》便由分析和归纳经典时期黑色电影中的女性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发现黑色电影中无论是“天使”，还是“妖姬”，在家庭场域中的状态都是消极的，甚至令人崩溃的，其中她特别阐明了“蛇蝎美人”对于好莱坞类型框架的解构潜力 [4] ；安吉拉·马丁（Angela Martin）的《“吉尔达没做那些让你失眠的事”：40年代黑色电影中的中心女性》则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分类方式，将经典黑色电影中那些以女主角名字命名的电影筛选出来，分析这类电影在叙事模式上的共性，暗示了作为主角的男性和女性是不可共存的，而这种两性的角力实际上凸显了女性角色的能动力量 [5]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中有关性别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的探讨数量大幅度增加，而大部分的研究都“围绕着这样一个焦点，即揭示潜藏在形象背后的被编码的文化内涵，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影视传播塑造了怎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创作实践具有何种风格和特点；二是影视文化中的性别形象如何被表现，这些表征运作背后究竟是何种性别意识。”
此阶段，精神分析理论依然炙手可热，它大大影响了“蛇蝎美人”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她究竟是属于谁的幻想？”这个设问从她出现开始便始终存在，但在八九十年代产生了大量成果：伊丽莎白·考维（Elizabeth Cowie）挑战了黑色电影是男性电影的观点，她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无法确定黑色电影是属于谁的幻想，因为其建构的方式导致了它表意上的混乱，“这些电影允许女性主动冒险，也凸显她们为性欲所驱动”，以至于她们的悲惨下场所反映的不是毁灭，而成了一种对她们叛逆和冒险行动的承认——“因为正是惩罚，证明了那些被禁止的愿望正在试图被实现”
[6]
。另外还有女性主义学者声称，虽然绝大多数的“蛇蝎美人”形象是被男性导演所创造的，其形象似乎也符合好莱坞式的女性修辞，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她的反叛性经常变得“过度”，使得传播效果偏离了男权意识形态的初衷——“令人忆及的并非她们无法避免的香消玉殒，而是她们热烈而危险的，并且首先是摄人心魄的性感”
[7]
，因此这一形象的涌现成为女性运动的蓬勃发展的影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张晓军的《黑色电影之“蛇蝎美人”形象探析》
呼应了这一观点，通过对电影文本和相关历史背景的铺陈，他点明了二战前后所出现的“蛇蝎美人”形象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性，认为她们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红颜祸水，而是自由自主、独立强大的新女性的象征，体现了美国电影在女性形象建构上的进步。
除以上之外，第三类看法则是侧重该形象的动态变化，认为经典时期的“蛇蝎美人”对于男性霸权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质，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尤其是90年代之后，这类女性形象的进步色彩反而开始褪色，甚至沦为男性霸权的帮凶。张强的《性别表演视阈下“蛇蝎美人”的“堕落”》通过对经典黑色电影《双重赔偿》与新黑色电影《本能》中“蛇蝎美人”在叙事结构与视觉呈现两方面的比较，认可了经典时期“蛇蝎美人”对颠覆象征秩序的潜力，而随着后现代媒体性话语的泛滥，新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却被男权社会话语体系同化，沦为男性凝视下的性表演者，因而新“蛇蝎美人”失去了原有的颠覆力量。“尽管在微观层面上，她在偏离主流文化的性行为中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但在宏观层面上，她仍然是男性视觉消费的对象……依然为男性所消费”
。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后现代女性的身体表演虽然往往披着“解放”的外衣，实际则再度落入男权中心主义的窠臼，相似观点的文章还有阚鸿鹰、李福祥的《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李东的《影视文化的性别批评》
等。
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关注度的提升以及酷儿理论的发展为“蛇蝎美人”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提出，黑色电影中始终充满了同性恋关系的暗示，他以酷儿理论为工具牵连了“蛇蝎美人”们和性少数群体之间的亲近性，先是指出“‘蛇蝎美人’大概率会是同性恋”的想象源于传统观念中视同性恋为不正常的、变态的看法，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女同性恋时常和男性争夺女性资源，这加持了对于“蛇蝎美人”的“强势”与“威胁”的污名化描述：“她们更容易接近女性，因而排挤或威胁了正常的男性。” [8] 帕特里夏·怀特（Patricia White）明显认同戴尔的观点，她在《女性观者，女同恐惧》 [9] 一文中指出，“蛇蝎美人”的女同性恋的暗示始终萦绕在黑色电影之中，而在不少黑色电影中，叙事结构里那个真正的情侣关系发生在女人之间。而这恰恰是对好莱坞和主流文化中对性少数关系的压抑之反抗。以此路径展开研究的还有克里斯·斯特雷尔（Chris Straayer），她特别探究了电影对女性性欲的描写，发现经典“蛇蝎美人”和新“蛇蝎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钱的渴望大于性，后者则是要钱也要性 [10] 。琳达·哈特（Lynda Hart）的著作《致命女人：女同之爱与激进之标》 [11] 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蛇蝎美人”形象主导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的出现——属于男人们的惊悚片，在《本能》《致命诱惑》和《杀人的女同》这样的电影中，女主角对于自身的“邪恶”坦坦荡荡：“她们堕落，她们心知肚明，但她们就是愿意这样”，新“蛇蝎美人”们无所不能，以至于似乎自身就配置了阳具，而这些电影是对所有想与她们进行危险交易的男性的警示，因此，20世纪末以来的女同性恋“蛇蝎美人”们将黑色电影中原本包含的“厌女”情结逐渐颠覆为“厌男”情结。
在我们讨论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时，类型片中的男性形象的塑造也具有参照价值。因此，关于“好莱坞电影中的男性气质”的相关研究也对本书的写作有所帮助：弗兰克·克鲁尼克（Frank Krutnik）的《在孤独的街道：黑色电影、类型、男性气概》（In a Lonely Street：Film Noir，Genre，Masculinity）和国内学者董雪飞的《90年代中期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男性气质研究》分别重点讨论了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电影中的男性气质，在论述结构上为笔者的女性气质讨论提供了借鉴。
讨论“蛇蝎美人”，性别角度最是常见，而除此之外，从种族、文化、政治、阶级等角度切入的研究也不在少数。
从种族角度切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包括：曼西亚·达尔瓦拉（Manthia Diawara）根据白人学者评论黑色电影的现有成果撰写了《黑色电影里的黑人》，直接抨击了迄今为止的相关讨论中对于黑人群体的忽视 [12] ，艾里克·洛特（Eric Lott）的《黑色电影中的白色》则采用形式分析和场面调度分析的方法，揭示出黑色电影中阴影布置事实上造就了有关种族观念的腹语，不仅如此，她还指出少数种族和性别他者经常被简单粗暴地呈现 [13] ；卡普兰在《黑色电影的暗黑大陆》 [14] 中，通过比较《豹族》（ Cat People ，1942）和《上海小姐》（ The Lady from Shanghai ，1947）两部电影，尝试探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相应的种族和性别表现之间的互动，指出种族差异令黑色电影中的欲望结构形成了更为复杂的阶序，再次强化了白人异性恋男性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女性和有色人种则被置于被动的位置，并且采取了同质化修辞。相应地，白人男性对女性、同性恋者和有色人种的恐惧也同样存在差异，卡普兰总结道，好莱坞习惯运用相似的结构来简化处理差异，以此固化白种男性的中心地位。
随着近些年明星学研究的升温，越来越多的讨论被引入了明星学的研究思路，即锁定“蛇蝎美人”形象和扮演“蛇蝎美人”的明星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继而辐射文化研究领域。罗斯·怀特（Rosie White）根据电影《魔女玛塔》（Mata Hari，1939）研究了“蛇蝎美人”形象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苏珊·海沃德（Susan Hayward）凭借对场面调度、画面构图和表演风格的形式分析，阐释了女星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是如何被解读为酷儿理论代表人物的
；梅林妮·贝尔（Melanie Bell）则以明星葛丽泰·金特（Greta Gynt）为例证，勾勒出英国战后电影中的致命女性形象的原型之一——“女性囚徒”，从而进一步揭露在英国犯罪电影和哥特电影的共同作用下，这类女性的“性倒错”暗示
。凯瑟琳·奥拉维（Catherine O'rawe）则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的致命女性》
中将注意力放在欧洲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之间的流通关系上，通过对克拉拉·卡拉马伊（Clara Calamai）等明星形象的分析，她发现虽然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及其电影批评中“国家”的概念尤其重要，然而矛盾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关于致命女性的表现依然带有鲜明的好莱坞印记……
明星研究的学术成果启发我们对于扮演“蛇蝎美人”角色的明星身份和明星形象的关注，以及明星的个人形体特色和表演风格对“蛇蝎美人”最终呈现效果的重要意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蛇蝎美人”形象是一套类型化的形式编码，在视觉造型上具有一定稳定性。
叙事分析和风格研究是类型研究的基础，并对创作实践具有指导价值。在侧重叙事机制和形式风格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采取了个案分析的形式，这类研究大多将经典时期的黑色电影作为案例，例如克莱尔·约翰逊（Claire Johnson）对《双重赔偿》中尤为著名的“蛇蝎美人”“菲利斯”的人物分析
[15]
；潘牧·库克（Pam Cook）对《欲海情魔》中母亲与杀人犯的复合体“米尔德”的双重“欺骗性”进行分析
[16]
等；除此之外，斯蒂文·尼尔（Steve Neale）在《我再也分辨不出你是否说谎：〈双重赔偿〉，〈人之欲〉和“蛇蝎美人”的叙事学》
指出“蛇蝎美人”形象的成立对电影叙事模式具有依赖性，他通过比较菲利斯（《双重赔偿》）和韦琪（《人之欲》）两个角色，指出观众对美人之“蛇蝎”程度强弱的判断是由电影中对于她的恶行的动机描述所决定的。而露比·里奇（Ruby Rich）则指出观众似乎钟爱着“蛇蝎美人”那加剧的贪婪和放肆，反映了当代黑色电影呈现的特殊的道德观。
叙事和风格往往紧密配合，在较有影响力的论文集《黑色电影中的女性》的前言中，卡普兰阐明了“蛇蝎美人”的造型具有某种稳定性，该造型也随着具体文本、时代的改变而发生了些许演变。该文集中詹妮·普雷斯的同名文章《黑色电影中的女性》（“Women in Film Noir”）从形式分析入手，着重讨论了黑色电影中对于女性塑造的方法和技巧，进而联系彼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文化阐释；泼赖斯和彼得森的文章《黑色电影的某些视觉主题》
侧重“场面调度”批评，但它更多地展现出别具特色的黑色电影创作实践研究，其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就“蛇蝎美人”的摄影、打光、构图等创作方面进行分析总结，考虑在视觉的形式和视觉的传达中的主题模式及其意义。另外，由于本书在讨论“蛇蝎美人”的造型编码的部分包括了相关空间造型的分析，因而有关黑色电影的空间设计的论著亦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帮助。爱德华·迪门伯格（Edward Dimendberg）的《黑色电影和现代空间》（Film Noir and the Spaces of Modernity）具有原创意义，迪门伯格通过分析黑色电影的现代城市景观的空间布局，发现现代性对于该类型的重要影响。这类研究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好的示范。
除了对于经典时期的关注之外，在新黑色电影的形式讨论中，以芭芭拉·克林格（Barbara Klinger）的文章《情景剧和意义：历史、文化和道格拉斯·赛克的电影》为代表，她声称在新黑色电影的形式风格上的“大众坎普”（mass camp）趋势——“后来的人把过气的传统，如黑色电影——当作时尚，并以一种自视高雅、卓尔不群的态度出现在新电影中”
。国内方面，祖纪妍的文章《简述“蛇蝎美人”的历史溯源与发展变迁》
在确定了“蛇蝎美人”的核心符号化内涵的基础上，梳理了这一形象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新黑色电影”中的变化和转向，进而分析了这些转变背后的文化内涵；而冯欣的《黑暗阴影中的欲望与现代性：图像学视野下的黑色电影》
将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导入类型研究，在分析黑色电影尤其是“蛇蝎美人”这一人物类型显性的形式特征之余，超越形式分析的维度，试图挖掘作品背后更加深广、抽象的哲学和精神层面。
近些年，对于“蛇蝎美人”的文学和视觉原型的研究逐渐形成规模。
作为电影中的类型化形象，“蛇蝎美人”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黑色电影中大量涌现，而事实上，她的诞生几乎与文学一样久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夏娃”是西方文化中致命女性的初始形象之一，凯伦·爱德华斯通过重读《创世纪：3》强调了夏娃形象所蕴藏的鲜为人知的“生命力”（vatality），并指出她的“生命力”和她的“致命性”（fatality）同样突出，以此挑战了此前关于“蛇蝎美人”的略显苍白的定义。杰西·苏莉（Jess Sully）的《挑战刻板印象：世纪末艺术和早期电影中的“蛇蝎美人”》（ Challenging the Stereotype：The Femme Fatale in Fin de Siecle Art and Early Cinema ）一文，追溯了19世纪末文学艺术创作中首批大量出现的“蛇蝎美人”形象，描述了这一形象在电影化之前的样态。沿着这一线索，本书通过追溯这一形象的视觉化历史，尝试勾勒出这一形象的“视觉原型”，以及这种原型对于影像化的“蛇蝎美人”的潜在影响。
安·戴维斯（Ann Davies）、玛丽·伍德（Mary Wood）、约翰·玛拉姆布（John Marambic）和玛茜·林卡（Marcie Rinka）等学者纷纷针对这一类形象的视觉呈现形式与其所在的地域环境、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艺作品中的“蛇蝎美人”形象的丰富样态。而在东西方文化中“蛇蝎美人”形象的异同尤其值得人们深思——“蛇蝎美人”和“红颜祸水”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东方审美作用下该类形象的表现如何？若存在某种“视觉原型”，那么基于该原型，东西方电影中视觉表达的共同编码为何？
例如，欧尔格（Olga Kourelou）曾通过对中国女星章子怡的研究，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东方文化中的“倾国倾城”对应着西方文化中的“致命女性”类型，他解读了章子怡跨国形象的建构，指出她的致命女性的形象与关于她的跨国想象密切相关，而这种跨国想象清晰地折射出类型电影的“普适性”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的矛盾
[17]
[18]
。
除了与“蛇蝎美人”相关的研究之外，写作过程中的参考文献还包括现代哲学、美学研究、艺术史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现代设计等理论著作和评论，因篇幅有限，在此且不一一罗列。
[1] Hanson Helen，Catherine O'Rawe，eds. The Femme Fatale：Images，Histories，Contexts .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4.
[2] R. Barton Palma. Hollywood’s dark cinema：The American Film Noir ，New York：Twayne，1994. p7.
[3] Kate Stables. The Postmodern Always Rings Twice：Constructing the Femme Fatale in 90s Cinema， Women in Film Noi r.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164—182.
[4] Sylvia Harvey. Women’s Place：The Absent Family of Film Noir， Women in Film Noir .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35—46.
[5] Angela Martin. Gilda Didin’t Do Any of Those Things that You’ve been Losing Sleep over!：The Central Women in 40s Film Noir， Women in Film Noir. Eds.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202—228.
[6] Elizabeth Cowie. Film Noir and Women， Shades of Noir . Ed . Joan Copjec. London：Verso，1993，p14.
[7] Place，Janey. Women in Film Noir， Women in Film Noir.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80，pp47—68.
[8] Richard Dyer. Postscript：Queers and Women in Film Noir， Women in Film Noir .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130—150.
[9] Patricia White. Female Spectator，Lesbian Spectre：The Haunting， Women in Film Noir .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31.
[10] Chris Straayer. Femme Fatale or Lesbian Femme：Bound in Sexual Differance， Women in Film Noir .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151—163.
[11] Lynda Hart. Fatal Women：Lesbian Sexuality and the Mark of Aggression ，NJ：Princeton Universuty Press，1994.
[12] Manthia Diawara. Noir By Noirs：Towards a New Realism in Black Cinema， Shades of Noir . Ed. Joan Copjec，pp261—276.
[13] Eric Lott. The Whiteness of Noir，Micheal Hill， Whiteness：A Critical Reader . Ed. Micheal Hill. New York：NYU Press，1997，pp81—101.
[14] E. Ann. Kaplan. The Dark Continent’ of Film Noir：Race Displacement and Metaphor in Tourneur’s Cat People （1942） and Welle’s The Lady from Shanghai （1948）， Women in Film Noir .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183—201.
[15] Claire Johnson. Double Indemnity， Women in Film Noir.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89—98.
[16] Pam Cook. Duplicity in Mildred Pierce， Women in Film Noir. Eds.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69—80.
[17] Christine Gledhill. Klute 1：A Contemporary Film Noir and Feminist Criticism， Women in Film Noir . Ed. E. Ann Kaplan. London：BFI，1998，pp20—34.
[18] Then in 1995，it was published in the USA with the title of The book of Film No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