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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词由来已久。它的本义，一是儒家传统典籍之名，二是国家最高学府。我国大学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近代，我国大学借鉴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大学。作为大学生，要认识大学、了解大学，首先要了解大学的历史与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类似“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虞舜时期设立的“上庠”、夏朝的“东序”、商朝的“瞽宗”都是王朝统治者在京城设立的高等学校。这些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的知识，具有高等教育职能。成均和上庠在上古时代被用来指代“大学”，这些机构不仅是教育场所，也是知识和文化的中心。虞舜时期的上庠被明确指出为“高等学校”的意思，显示了当时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
汉语中的“大学”一词至少可追溯到周代。《礼记·王制》曾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痈，诸侯曰頖宫。”这里的“小学”是相对于“大学”的初级教育阶段，“大学”是相对于“小学”的高级教育阶段。王公贵族的子弟及各地推举的青年才俊，都要到大学接受“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教育，其中品学兼优者可以加官晋爵，帮助天子治理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逐渐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官学衰废、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有了较为广泛的联系。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政府智库。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门附近。
“稷”是临淄城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形成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繁荣的局面。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接子》等，今已亡佚。另外，《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的编撰，也有稷下之士的参与。
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76人。
稷下学宫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至汉武帝时，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完全确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行思想专制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恢复衰微的官学。他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建立太学，太学由此成为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西晋时，晋武帝又设立了国子学，隋炀帝时，又改为国子监。自此以后，太学、国子监等官学机构负担起为历代王朝选拔和培养高级官员的使命，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两千年不变的基本性质——“学而优则仕”被正式确立下来。
唐朝时，官学进一步发展，中央设有“六学二馆”，六学指国子学、太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四门学，二馆指崇文馆和弘文馆，还大量接收百济、新罗、高句丽和日本的留学生，并开设了专科学校，负责教授天文学、医学、算学等科目。鼎盛时期，中央官学生员定额超过3000人，实际生员超过8000人。地方亦设有各类官方学校，但尚不兴盛。唐代确立了以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庶族平民通过私学也可由科考获得入仕的资格，破除了门阀贵族对仕途的垄断地位。儒家学者在家乡开办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私学，或者在山林寺院中习业讲学，退休或在职的官员也会进行私授讲学，这些都推动了私学的发展。
宋朝时，太学是主要高等教育场所，其教育规章制度完善并制度化，对其他教育机构有示范和引导作用。书院是另外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在宋朝时期达到鼎盛。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提出了书院的教育目的，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书院学规。
元朝时，官、私学制度与唐宋基本相同。
明朝时，国子监以及地方官学发达，但由于统治者认为书院讲学对巩固封建统治不利，四毁书院，导致明朝书院沉寂。中央官学也仅剩国子监。
清朝时，设立了专门为满族及宗室子弟服务的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等学校，重视清（满）文字学习及骑射技能训练，但对书院则采取禁学政策，把各地书院纳入省立，进行严格思想控制。清朝中后期，书院在严格监控下积极发展，数量虽然达到2000多所，但基本上沦为科举预备场所，丧失了高等教育的职能。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高等教育的制度和理念，即以道德、伦理、政治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将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国家的治理统一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当中，反映出了教育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功能。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总体上以“学而优则仕”为导向，缺少对自然科学的重视。
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并非由传统教育的内部需求直接自然演变而来，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强行生成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有着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情境和路径，本质上是在一个反传统与否定过去的循环之中发展的，而非立基于经验的传承。它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而是在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基础上转换而成的。
我国近现代大学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时，一些有志之士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了大批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专业技术学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由洋务派领军人物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北洋西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前身）也都是洋务运动的成果。而“维新运动”创建的主要有“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形。
中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步入规范化，并出现了大批世界著名学府，如由民国政府陆续创建和发展的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大学前身）、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西北大学，由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由外国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
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高校总数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后的183所，综合性院校明显减少，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
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这是中国大学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人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它将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鲜明地一分为二，并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基本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92年起，由于苏联解体及国人教育观念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开始由原先的苏联模式向欧美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转变。当时相当一部分高校存在着规模偏小、机构臃肿、部门重叠、教企不分、行政人员多于专职教师、尊师重教落不到实处等弊端。为了实现教育减负、迅速发展，与国际教育体制接轨同步，中国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合并浪潮。1998年，设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得风气之先，与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学科设置、办学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新浙江大学”，在此之后，“新武汉大学”“新吉林大学”“新山东大学”“新四川大学”等一批新综合性大学相继出现，“大而全”一时之间几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题。
21世纪以来，我国不断探索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道路，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部署，着力解决重点建设中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原先的“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建设项目，都被统一纳入“双一流”建设当中。“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代表中国将逐步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确立了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2024年3月1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2023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比上年增加108.11万人，增长2.32%。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42.22万人，比上年增长2.73%。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30.17万人，比上年增长4.76%。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高等学校（不含港澳台）共计311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68所，含本科学校1308所、高职（专科）学校1560所；成人高等学校249所。
近些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与课程结构也得到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办学水平和人才质量不断提高。国家通过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大培养紧缺人才的力度，使得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持续增强，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正不断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