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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父母自1939年回到上海，当时年纪还很小。先是住在复兴公园附近的复兴路上，后来搬到现在的长乐路和富民路交界处图书馆的一幢楼房内。该楼中间四层，两边三层，二楼以上都是书库和阅览室，我们住在一楼的一边。现在这房子还在，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书库。武警大礼堂在它的斜对面，武警大礼堂原来是上海很有名的高级舞厅。从1941年至1951年的10年间，我都住在那里。
1939年3月15日，叶景葵先生来信征询顾廷龙的意见：“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顾廷龙回信复道：“承询一节，编纂校勘之事，乃龙夙好。……倘有稍可安心校读之机会，求之不得。”
在后来的回函中，顾廷龙又表达了对叶景葵、张元济两位先生的仰慕和感谢，也做出了郑重的承诺：“生计可维，身心有寄，他月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矣。”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一句话。
1939年7月13日，顾廷龙携全家离开北平乘船到了上海。此次南下的缘起，是顾廷龙接受了两位先生的邀请。他在自己亲撰的《合众图书馆十四年小史》中写道：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日寇侵略之势愈炽，上海四郊已经沦陷，叶景葵先生生怕奴化教育的长期侵蚀，同时，素有藏书最丰富的东南一带遭了兵灾，藏家纷纷流散，当时的公立图书馆均已迁往内地，上海虽有私立图书馆数处，而各有其方针，对于我国固有文化兼顾不到，私人有力收购的也很少，目睹被日美两国多方搜罗以去，很觉痛心，因此叶先生即发愿创办私立图书馆，但自知非一人之力所能举办，特商请张元济、陈陶遗两先生一同发起，取众擎易举之义，命名“合众图书馆”。
对于父亲受邀到沪工作一事，母亲潘承圭一开始并不是很愿意。一方面，顾诵芬出生后，母亲身体很弱，经常卧病在床。到北平后的几年里，顾母的身体状况大有改善。这次又要回到南方居住，她有些担心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上海潘、顾两个大家族的亲戚很多，母亲不愿意卷入家中姊妹妯娌之间的一些是非中。但父亲下了决心，最终还是说服母亲接受了这一决定。
顾诵芬理解，父亲决定离开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摆脱日本人统治下的屈辱和压抑。加之顾颉刚一直积极从事抗日宣传，被日伪当局列入了黑名单，作为顾颉刚的族人，难免会受到牵连，对家人安全的考虑是父亲决心离开北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顾诵芬一家乘坐火车从北平到天津，傍晚时分到达天津塘沽，在那里登上轮船。钱穆先生的夫人张一贯和她的妹妹带着几个孩子同行。两家人乘坐的是英国太古公司的“盛京”号轮船，7月14日夜间起航，经威海卫抵达烟台，在那里又停留了一夜。初次乘船出海，看到海面辽阔，一望无际，几个孩子都感到很兴奋。钱穆先生的几个孩子中，长子钱拙、次子钱行与顾诵芬年龄相仿，三子钱逊6岁，女儿钱易才3岁。孩子们由大哥哥顾诵诗带着一起玩。
离开烟台后，船行一天，7月16日夜到了上海的吴淞口。虽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但顾廷龙一行第二天清晨从太古码头登岸时，没有看见日本人横行的景象，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公共租界码头。
合众图书馆
顾诵芬一家人取齐了行李后，乘车到了当时地处法租界的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4号，那是叶景葵先生早在5月份就租下的一栋二层别墅。在当时上海的环境里，相对以“法租界”为安静适宜。拉斐德路614号位于今复兴中路思南路口，是叶景葵先生在1939年5月份托浙江兴业银行租下的私人住宅。房主是一位方姓国民党高级军官。顾廷龙一家的卧室在楼上，楼下是图书馆办公室，二楼原来的一个舞厅作为临时书库，面积有四五百平方米。创办并主持管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合众图书馆中捐书最多、出资最多的是叶景葵先生。顾诵芬记得很清楚，叶景葵、蒋抑巵先生送来的书都装在非常精美的木质书箱里，所以不需要另置书柜、书架。1939年5月2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中明确了馆名及其用意。曾有人建议图书馆应以叶景葵名字为名，叶景葵称图书馆当公诸社会，将赖众力以垂久远，不宜视为一家之物，所以还是称为“合众”。筹建期间，顾廷龙承担了几乎全部工作，1939年到职的仅有他一人。
随着馆藏量与日俱增，加之还要给来馆从事研究的学者提供阅读、摘录、“传钞长篇或通录前人批校”的条件，拉斐德路614号很快便显得拥挤不堪。叶景葵、蒋抑巵诸位先生捐赠的书籍多为古籍旧典，基本是线装书，还有不少稿本、钞本，对保存环境和保管措施都有很高的要求，花园洋房作为馆舍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修建合众图书馆自己的馆舍成为顾廷龙就任以后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顾诵芬与父母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合影（1940年夏）
叶景葵购得的土地就是几年前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所在地——长乐路746号。叶景葵的住宅则是一栋二层小楼，与图书馆之间有一片可供种菜蔬的地和一片草地。图书馆天井有一门朝向叶景葵住宅，他平常都是走此门进入图书馆的，每天上午都要来一趟。顾诵芬住的小房间在门左侧，他从窗口就能看到叶景葵来去的身影。
合众图书馆的长乐路馆舍是1941年由上海最有名的建筑师陈植的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新馆从1941年春天开始建设，8月竣工。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就树立了要与日本的东洋文库一较高下的目标，长乐路新馆建成后，有1 0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不少图书，他的抱负也得以施展。
“父亲为什么要与日本东洋文库一较高下？因为东洋文库出了目录，扬言世界上研究中国古籍非它莫属，而在中国却没有人敢与它较劲，所以合众一定要胜过它。”9岁的顾诵芬从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住进了图书馆，直至大学毕业。他从图书中汲取营养，也从往来于合众图书馆的前辈身上获得教益。在图书馆的经历，使他养成了热爱图书、博闻强识、善用资料等良好习惯，并且受用终身。
不幸的是，到上海后不久，顾廷龙一家遭受了长子顾诵诗病逝的严酷打击。《顾廷龙年谱》中记载：“（1939年）九月二十六日……先生长子诵诗因患伤寒，后转腹膜炎，抢救无效，病逝家中。”
在哥哥弥留之际，父母亲为不让顾诵芬见到兄长去世这一极度悲惨的情景，安排他住在了叔叔家。顾诵芬永远不能忘却在那些日子里一家人哀恸的情景。父亲“心如槁灰”，连续70天没有写日记。在《顾廷龙年谱》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记有张元济先生、叶景葵先生给他写的信，未见到父亲给他们的回信。直到1939年12月1日，他才又开始记日记：“不意九月下旬，诗儿夭折，心如槁灰，遂又中断，忽忽已七十日矣。”
作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顾诵芬院士采集小组的一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师元光等人从顾诵芬夫人江泽菲处了解到，哥哥的病逝给年幼的顾诵芬留下了永远不能忘记的伤痛，也使他活泼好动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哥哥顾诵诗不幸早夭之后，父母对他更加爱护备至。
顾廷龙的日记中记录着顾诵芬幼年时几乎每一次病痛。比如，1940年4月1日，“诵芬感冒”。4月2日，“诵芬感冒，热度未退尽”。4月3日，“诵芬感冒退尽”。1940年6月11日，“诵芬忽患寒热，由校中送归。医生云食阻，无他病”。直至7月5日，“诵芬渐愈”。20多天里，父亲记下“诵芬热度又升，延叶幼达医生诊治”（1940年6月14日）、“携诵芬就叶医生诊治”（1940年6月22日）的详细过程。7月4日，又有一次反复，“诵芬牙痛，就诊拔去一齿。痛甚，发热甚高”。这一夜，父亲“彻夜未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