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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对王导有这样的四字评价：善处兴废。
不管局势好坏，王导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当年，司马睿靠着王导、王敦辅佐，刚刚开创东晋王朝，但他已经意识到这两兄弟将成为皇权的掣肘，于是援引其他家族，打压王导。
他的这个举动是如此无情，以至于朝臣都看不下去，纷纷上书为王导打抱不平。但身处风暴中心的王导却平静如水： 任真推分，澹如也 。
任真者，听其自然；推分呢，则是安守本分。
王导听其自然，安守本分，平静得像是没有波纹的湖面。
不过历史记载下来的，大概率只是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点点痕迹。王导不是感受不到苦涩，或者狼狈，他只是善于吞咽，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当年南渡之初，为了让南方士族接受司马睿，他曾经觍着脸去跟陆逊的侄孙陆玩联姻，但却被生硬，或者说近乎羞辱的方式呛了回来。他没有发怒，反而继续跟陆玩等南方大族保持联系，家里有上好的奶酪，也会邀请陆玩来吃。
作为一个在乱世中生存的人，一个在朝堂上历经风雨的人，他真正仰仗的是一个敏锐的头脑，一颗强大的心脏。他很少做意气之争，或者像堂兄王敦那样霸王一怒。这种自我吞咽的能力，让他面对危局时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抽离出来，不动声色地观察局面的趋势演变，以及其他角色的内心世界。
事实上，自堂兄王敦三月发难以来，他就一直在静观局势变化。对他来说，堂兄王敦的这次逼宫，与第一次作乱不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令人遗憾的。
站在一般意义上来说，王敦这次是不得不反，因为造反从来是没有回头路的。当他第一次举兵攻打建康，并逼死皇帝司马睿后，他就已经背负上逆臣贼子的声名，即使他后来退回武昌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上自皇室，下至朝野，恐惧于他的兵威或许会暂且隐忍，但在他势弱，露出破绽的时候，一定会报复回来。
那么对王敦这种强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取代皇室司马氏，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绝对权威。
但在魏晋这个独特的时代，事情并不是非往这个方向发展不可。东汉末期，皇权衰落，世家大族崛起。从曹魏到西晋，理想的政治模式已经演变成皇帝与世家大族的共治。进入东晋，则愈演愈烈，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已经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皇帝近乎傀儡，朝政大权尽在大族手中。
司马睿登基后试图逆流而行，压制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大族，提振皇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王敦悍然兵变，并得到了其他家族的默许。因为他们都需要王敦举兵，破坏司马睿重振皇权的努力，将政治重新拉回大家族与皇室共治的局面。
王敦回到武昌后，朝野也没有出现讨伐王敦、为死去的皇帝报仇的气氛。大家都闭上嘴，扭过头，对刚刚在京都上演的流血和谋逆不做任何评论。他们自己就是同谋者，又怎么会把王敦的这次行为定义成犯上作乱呢？
即使是新登基的司马绍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后来准备讨伐王敦时，将王敦第一次作乱的行为称作矫正当时不合理政策的“义举”，将他与春秋时期骨鲠直谏的忠臣鬻拳相提并论：
刁协、刘隗立朝不允，敦抗义致讨，情希鬻拳，兵虽犯顺，犹嘉乃诚，礼秩优崇，人臣无贰。
刁协、刘隗这些人当年执政不允，王敦你举兵声讨，有鬻拳之风。虽然举兵建康是不好的，但忠心可嘉，应当奖励。
刁协、刘隗是他父亲司马睿的心腹，他们打压琅邪王氏等大族，都是出自司马睿的授意。司马绍让这两人背锅，也是迫不得已。其中苦涩，就是外人也能感受得真切。
面对这样的局势，王导若是处在王敦的位置，应该是绝不会选择二次举兵的。他根本不用担心会招来朝廷的报复。
他要做的就是在武昌稳扎稳打，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与京都朝堂的王导内外互助，文武相济，就像他们当初打造东晋江山时一样。
如果新皇帝还是准备报仇，那就让他先出手好了。其他家族不会平静地看着皇帝重翻当年的旧案，也不会接受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提振皇权，挤压豪门。那时候的王敦，或许可以再度举兵。
但遗憾的是，他偏偏选择了率先出手。
不仅时机不对，目标也不对。
王敦的这次作乱，很可能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只是控制朝廷，而是会取皇帝而代之。这也错了。南渡十几年来，王导苦心孤诣所做的，就是调和南北大族与皇室的关系。他要营造的，是豪门与王室的共治。任何一头的独大，都会打破平衡，引发整个局面的崩盘。
真正的权力，是制定游戏规则，并守护游戏规则。王导正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他对权力的理解。但大多数人，比如他的堂兄王敦，追逐的都只是权力表面那令人炫目的光晕，而看不到权力的本质。
王敦本可以凭借强大的武力，帮助王导守护游戏规则，就像他第一次兵变时做的那样，但他若要破坏游戏规则，王导和其他家族则不能同意。
很多史家还分析说，王导不能接受王敦成为坐在御榻上的那个人，可能还有不方便透露的个人理由。当孱弱的司马氏为帝时，他们都离不开王导的辅佐和协调，王导就是实际上的掌权者。但王敦取司马氏而代之后，他能分享到更大的权力吗？
大概率不能。
以堂兄那强悍的个性而言，王导反而会成为那个最早被忌惮、被打压，甚至被解决掉的人。王敦在与司马绍的几番博弈中对王导权力的侵袭，已经露出了痕迹。
如此分析，局面似乎早已明朗，王导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他应该坚定地阻止堂兄的这次行动。这样既保全了家族，也做了朝廷的忠臣。东晋的江山是他苦心经营出来的，他怎忍心毁于王敦的兵火？
但细翻史书，发现他们这期间依然有书信来往，但找不到他劝阻王敦的证据。从三月到现在的十月，时逾半年，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王敦一步步兵逼京都，将家族和王朝都拖入深渊。
这似乎不是人臣之举。
但站在他的角度看，似乎也有无可奈何的地方。两人虽是同族兄弟，但当涉及权力的讨论时，他们都必须谨小慎微地守住自己的分寸。王敦现在是大将军、扬州牧、江州都督、宁州都督、益州都督，即使入朝面见皇帝，也可以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王导的尚书令、扬州刺史的位置，王敦也可以予取予夺。他如何劝说王敦接受自己现有的位置，不要再越雷池一步？
即使普通人之间，甚至是最亲密的关系之间，都很难说出真正的心里话。身处权力场域的人，更不可能倾心交谈。他们有不能触碰的自尊和骄傲。关于权力的敏感话语，最多只能旁敲侧击，或者微妙地暗示。但如果对方连暗示都不能接受，或者视而不见，那也就再没有说的必要了。
王导这样的人物都熟读历史，他们知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当年晋武帝司马炎执意将帝位传给太子司马衷，朝野上下都知道那是一个不能肩负天下的傻子，但没有人能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点。
《晋书·卫瓘传》记载说：太子老师、身居三公高位的卫瓘多次想要请皇帝废掉太子，但都不知如何开口。有次皇帝宴请群臣，卫瓘假托醉酒，走到皇帝面前跪下，说“臣欲有所启”。皇帝问他想说什么，卫瓘欲言又止，张开嘴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如此有三，终究不能明言，只好摸着皇帝的御榻，悠悠叹息： 此座可惜！
皇帝终于明白他要说什么了。
但也只是淡淡说道： 公真大醉耶？
你真的喝醉了吧？
到底谁喝醉了呢？
不过是都在装傻。
权力场中的人，没有说服，只有筛选，因为大多不可说，或者说也无益。每个人，都独自走向早已选好的结局。
当然，王导如果不能劝阻堂兄，要做朝廷的忠臣，也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带着家族，与王敦划清界限，早日站到皇帝这边。
但他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即使终将跟堂兄王敦分道扬镳，现在也还远不是时候。
站在皇帝，尤其是其他家族的角度，他们当然希望王导站出来质疑王敦这半年来的举动，最好旗帜鲜明地指出，王敦这次的作乱不是第一次行动的延续，而是追逐个人权力的重新出发。这样他们就能长长地松一口气，不用再担心追究王敦，会牵扯出过去默许王敦的污点。
他们会撇开过去，以王朝忠臣的面目重新出现，站在王敦的对立面。
他们还会心照不宣地推举王导作为对抗王敦的领头人，毕竟只有他才有足够的威望和凝聚力。再说了，让琅邪王氏自相残杀也很好。等到战争结束，王敦会被剿灭，琅邪王氏的势力也会被大幅削弱，甚至分崩离析，其他家族再冒上来取代琅邪王氏第一豪门的位置。
何乐而不为呢？
这是王导要竭力避免的局面。
他和自己的家族，应该扮演的，是王室和堂兄的调停者，最终乱局的收拾者，而不是对抗堂兄的先锋。
他要做的，就是像上次一样，静待局势发展，待到两方精疲力竭，都需要一个人来调和利益，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时，再施施然地走到众人面前，长袖挥舞，重整乾坤。
不过眼下，在十月的这个夜晚，他的心思还不方便向王舒父子透露。
他们还焦灼地看着王导，等他指示一个明确的方向。
自三月以来，不管是王舒父子，还是家族中的其他人，都处在不安和迷茫之中。而王导清楚，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长久的不确定性，会忍不住做出焦虑性的动作，将自己或者局面推向更大的动荡。
因此，今天他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指示。
《资治通鉴》载，在王舒父子见王导之后，“ 舒即与导俱启明帝 ”。
王舒与王导将从王允之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告诉了皇帝司马绍。
这就是王导眼下的指示。
史书没有记载司马绍知道这件事后作何反应，也没说王导后面还做了其他哪些工作，只是简简单单地记录了这么一笔，好像这个动作并不重要。
事实上，这个动作确实也不值得过多书写。它并不意味着王导从此就与皇帝结盟，坚定地站在了王敦的对立面。这不是整个事件中的关键节点。
王导只是把王敦可能作乱的情报告诉了明帝，而这个情报本身也算不上秘密，朝野上下，还有谁不知道王敦可能发兵建康呢？
他这样做，是对王舒父子的一个暂时安抚，让他们知道，自己从大方向上来说是不支持王敦的，而家族未来也有可能站在皇帝和朝廷这边。
这同样也是对皇帝的一个表态，表明在王敦的这次作乱中，他和家族中的其他人没有勾结其中。将来若真的发生什么事情，还希望皇帝您念及我们通风报信的功劳和情谊。
但最多也就是这样了，他不会提出应对王敦作乱的方案，更不会主动请缨。做完这些，他就后退一步，静看皇帝的反应，继续保持一个置身事外的状态。
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还要看远在于湖的堂兄王敦究竟会走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