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其实，在王导揣摩堂弟心思的时候，王舒父子应该也在猜测王导的打算。因为虽然是一家人，相处如此之久，但他们还是猜不透面前这个人的真实想法。
年初，王敦与皇帝司马绍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他们就希望从王导这里得到一些建议，或者至少是暗示。但王导始终不露声色，安静得出奇，好像一切都与他浑然无关。他似乎就静静地看着一切发生，即使两人的冲突不断波及他的利益。
三月，远在武昌的王敦派使者入京，率先向皇帝发难。
《资治通鉴》说： 王敦谋篡位，讽朝廷征己 。
这里的“讽”不是讽刺，而是“暗示”的意思。
王敦将要篡位，暗示朝廷征召自己入朝。
至于他具体是如何暗示皇帝的，使者跟皇帝说了什么话，史书没有记载，恐怕话不太好听，不是一般人该听该问的，所以史官也不方便记载。但是《晋书》中还是留下了一点线索，说王敦派使者入朝的时候，还给新皇帝献上了一份礼物：信玺一纽。
也就是一枚玉玺。
一般改朝换代之际，会有一个百官给新皇帝献上传国玉玺的仪式，这是对他合法性的承认。但东晋的情况有些特殊，永嘉大乱后，自秦传下来的传国玉玺丢失。《南齐书》说“没胡”，也就是落入胡人手中。
直到永和八年（公元352年），也就是王羲之举办兰亭集会的前一年，传国玉玺才回到东晋皇帝手中。
因此《太平御览》说： 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 。
从司马睿开始，好几代皇帝都没有传国玉玺，手中用的是金子打造的金玺。北方胡人政权就嘲讽东晋皇帝是白板天子，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初代皇帝司马睿登基后，鲜卑慕容部、鲜卑段部的首领都曾给司马睿献玺，虽然不是传国玉玺，但也是一种安慰，表达了来自少数民族的认可和臣服。
王敦这次给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绍献玺，和鲜卑首领的举动有些类似，似乎表达了对新皇帝的认可和尊重。当然，稍微熟悉王敦骄悍个性的人都会知道，这次献玺的示好成分应该相当有限，更多的，恐怕还是对年轻皇帝的嘲讽。
你们父子连传国玉玺都没有，怎么配得上这大好的天下？不要忘了，东晋的江山，都是出自我王敦的征伐。
这才是王敦的暗示。
他希望司马绍能知难而退，下诏让他进京和平交接权力。
去年他在军事上取得了对司马睿的胜利，控制了建康，但不论是王导，还是其他家族，都不接受他取司马氏而代之。他只好退兵武昌，遥控朝政。不久司马睿在愤懑中孤独死去，其子司马绍登基。
开国皇帝司马睿王敦都不放在眼中，又何况是年轻的新皇帝。
王敦希望直接跟皇帝对话，逼他“禅让”。
在王敦生活的魏晋时代，曹魏曾以禅让逼迫汉天子让位，司马氏又故技重施，逼曹家禅让。现在再令司马家禅让，又有何不可？
听懂王敦暗示的司马绍似乎做出了让步，亲手给王敦写了诏令，邀请他进京。
王敦没有客气，四月就带兵从武昌出发，顺长江东下。但他没有直接进京，而是停在了中途的于湖。这是东晋设在长江南岸的军事重镇，基础设施齐全，便于屯驻大军。
这次的王敦不像第一次谋逆时那样直击朝廷，而是选择了稳步推进。他首先对朝廷的人事安排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导：
以司空导为司徒 。
司空、司徒都位列三公，官居一品，在西汉为宰相。但魏晋以来，三公已经没有多少实权，成为荣誉性职位，多用来安置执政者希望束之高阁的威望之臣。
司徒还有一定的人事权，比如监管九品中正制度的执行。如此看来，堂兄王敦似乎还是相当尊重王导这个堂弟的，在掌握权柄后，第一时间给了他莫大的尊崇。
但当另一个命令接踵而至时，王导才明白堂兄的真正用意。
敦自领扬州牧 。
王敦自领扬州牧，接管了包括京都在内的扬州军政大权。
魏晋时期，刺史掌管一州行政，而都督掌管设置在本州的军区，可以理解为掌握了本州的军事大权。而州牧则是兼领行政、军事。
王导自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司马睿登晋王位后，就一直担任扬州刺史，负责整个扬州地区的政务。现在王敦自领州牧，相当于夺了王导的刺史权力。
原来前面的升司徒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安抚。
关于王导被夺刺史一事，《晋书》的记载与《资治通鉴》有较大差异。《晋书·明帝纪》说： 及明帝即位，导受遗诏辅政，解扬州，迁司徒。一依陈群辅魏故事 。
因为明帝司马绍即位，王导需要入朝辅佐新帝，于是解除扬州刺史职位，升司徒。
根据这个记载，一切都是司马绍的安排。
为了让这个说法更有力，史家还说是参照当年陈群辅佐曹叡的故事。曹魏时期，陈群深受文帝曹丕信赖，曾随他东征孙权，在寿春都督水军。后曹丕病危，陈群解除外地军职，回朝辅佐新帝曹叡。
但这个解释有些牵强。扬州刺史的办公地就在京都，王导继续兼任扬州刺史，不影响他在京辅政，与当年陈群驻军外地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王敦自从去年第一次兵变后，已经控制了朝政，官员的升迁贬黜都是出自他的授意，司马绍已近乎傀儡。
《晋书》如此记载，可能是为了顾全皇帝司马绍的脸面，毕竟这件事记载在司马绍的本纪中，不方便露出他作为傀儡的事实。
《资治通鉴》就没有这个顾虑，秉笔直书，是为了揭示王敦僭越擅权的本质，这也是司马光等人写史时最着力的地方。
所以，真正夺走王导在扬州的权力的，是他的堂兄王敦。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第一次兵变后，王敦、王导两兄弟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而不可捉摸。
当年南渡之初，兄弟二人合作无间。王导在内掌握机要，王敦在外手控强兵，内外相济，文武兼备，在帮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的同时，将整个琅邪王氏的权势带至顶峰。王敦常常目空一切，但对自己这个堂弟相当信赖，甚至是仰仗。
《世说新语》《晋书》记载说，当王敦对外人提到王导时，口气相当骄傲。司马睿登基后打压王导时，也是王敦第一个站出来为堂弟申冤叫屈，口口声声都是王导之前的功劳，像极了一个护犊情深的兄长。
但第一次兵变后，事情逐渐发生变化，两人有了原则性的分歧：王敦有意取皇帝司马睿而代之，但王导坚决不同意。
王导跟司马睿长久相处，君臣一度风雨同舟，对司马睿有深厚的个人感情。这是他反对的一个理由，但更重要的则是政治上的考量。王敦第一次兵变的成功，很大程度来自其他大家族的默许，他们需要王敦敲打皇帝，不让他有振兴皇权的可能。
但如果王敦越出这个范围，自己成为皇帝，不只是他个人，甚至整个琅邪王氏都会遭到其他家族的反对。等他们群起而攻之，就是万劫不复了。
王敦能理解王导的用意，但他毕竟是一个骄傲的、野心勃勃的人，理智上的理解并不会抚平他在情感和欲望上受到的伤害。
而且很可能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意识到，阻碍自己走向最高权力的，不是皇室和其他家族，而是自己的这个堂弟。他开始担心，甚至忌惮王导在整个朝野的威望。
所以此番进京，他已经不放心让王导继续掌握扬州。
那王导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没人知道。
根据现有的历史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平静地接受了堂兄王敦的安排，交出扬州刺史的实权，接受“司徒”这样一个荣誉性的职位。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很快，王敦的不臣之举遭到了皇帝的反击，而王导再度牵扯其中。
《资治通鉴》载： （太宁元年）六月，立妃庾氏为皇后，以后兄中领军亮为中书监 。
六月，司马绍立庾亮的妹妹为皇后，庾亮升中书监，参谋机密。
当司马绍在三月邀请王敦入朝时，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个年轻的皇帝缺乏直面王敦的经验和胆魄，但他们都错了。这个二十四岁的新皇帝敏锐且意志笃定，雄武之处，尤胜其父司马睿。
在《晋书·明帝纪》中，对司马绍的评价是“神武明略”，即少年英武，富于谋略。
史书曾记载了一个动人的细节：王敦第一次攻入建康时，司马睿的中央军一溃千里，甚至有人开门投降。在所有人都接受了失败时，作为太子的司马绍却带着两三千东宫卫队，朝着王敦在西边石头城的大营开进，誓决生死。
在那一刻，他血管内奔涌的好战的胡人血统被唤醒。
根据记载，司马绍很可能有鲜卑血统。他的母亲荀氏出身燕代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同一带，这里原来是鲜卑族的领地。而司马绍“状类外氏，须黄”，长得不像汉人，须发皆黄。
根据这些线索推测，司马绍的生母很可能有鲜卑血统。当年八王之乱时，司马睿隶属的阵营曾跟鲜卑人结盟，也许那时司马睿的府上就有鲜卑血统的女子，后为司马睿所宠，生下司马绍。
王敦就曾称呼司马绍为“黄须鲜卑奴”。
司马绍的进军虽然被他当时的属官温峤拦住，但他的大胆还是刺激到了王敦，以致他试图废掉太子，摘除司马绍这个风险，最终因为朝野阻拦才作罢。
当王敦在三月份露出明显的谋逆迹象时，司马绍刚刚登基。他的父亲司马睿在愤懑中死去，留给他一个风雨飘摇的乱局。这没有吓倒司马绍。
他一边以亲笔征召的方式安抚王敦，一边开始筹划自己的反击方案。他最先想到的援手，就是庾亮，他妻子的兄长。
司马绍这个大他十岁的大舅哥是一个方正、严肃，甚至总是一本正经的人。他与当时那些纵酒放诞、啸歌山林的名士大不相同，以致在他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的时候，一般士人不敢轻易登门拜访。
这让他得到司马绍父子的信赖和敬重。南渡不久，司马睿就征辟身在会稽的庾亮父子为官，并为司马绍迎娶了庾亮的妹妹庾氏。后来司马睿着手打压王导和琅邪王氏的时候，还令庾亮为“东宫侍讲”，也就是作为太子司马绍的老师，教授儒家经义。
现在面对王敦的威胁，司马绍将庾亮调到了中书监这个异常敏感的位置。中书监是皇帝秘书机构中书省的首席长官，最早由曹魏文帝曹丕设置。
根据《通典》记载，这个职位看似只是皇帝的首席秘书，负责草拟诏书、下传诏令等文书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近在皇帝身边，他往往是皇帝在做重大决策时的主要顾问，比外廷的尚书等国务大臣更有机会参与机密谋划。《历代职官表》甚至直接将其称为宰相。
为了让这次升迁显得名正言顺，司马绍先将庾氏立为皇后，抬升庾亮的身份和威望。但这个安排，再次波及王导，因为当时担任中书监的是王导本人。
通过细查《资治通鉴》和《晋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王导在王敦第一次叛乱后担任的职务有：司空、录尚书事、中书监、扬州刺史、尚书令。
年初王敦夺走了他的扬州刺史，现在又被司马绍拿走了中书监。其中中书监的被剥夺，影响可能还超过了扬州刺史。因为中书省与其他部门不同，办公位置就在皇帝起居的皇宫内廷，又叫禁中。
失去中书监的职位后，王导也就失去了每日出入内廷面见皇帝的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被皇帝排斥了。
这在司马绍看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王敦第一次作乱时，王导有默许甚至是协助的嫌疑。当时王敦发兵前曾给皇帝上书一封，表达对皇帝打压他们王家的不满。在正式投递给皇帝之前，王敦先把它寄给了王导，想要看看他的态度。
根据《晋书》记载，王导看后将其封起来原样退回，似乎有不让他投递的意思。但这个暧昧的举动同样可以理解为他对这件事的默许，因为他原本可以写信劝阻王敦，但他没有这样做。王敦收到回件后没有退缩，直接上奏朝廷。
而且这次应该是王导亲自递上去的，或者至少他知道这件事并同意上奏，因为他当时不只是监管全国政务的录尚书事，还是中书监。如此重大的奏表从地方来到朝廷后，一定会经过王导之手。
王导在整个过程中暧昧不明的运作，让司马绍意识到这个长辈并不像他表现得那么忠贞和诚恳。他心机之深，手段之灵活多变带给司马绍的恐惧，应该不弱于霸道的王敦。
现在王敦兵乱再起，他必须建立自己的圈子，像王导这样的人，虽然不敢大幅削弱他的权力，但至少应该是要敬而远之的。
那王导怎么想呢？
《晋书》和《资治通鉴》都无一字记载，他似乎又一次平静地、沉默地接受了年轻皇帝的安排。
在王敦和皇帝针锋相对的过程中，他身处夹缝之中，但又不动如山。如同大江大河中的黑色巨石，不同的水流在它身边交汇、碰撞，激起白色的浪涛，甚至击打在它的身上，它都一动不动。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到了七月，司马绍又令名将郗鉴出镇合肥，从长江北面遥制长江南岸的王敦。王敦则上书皇帝，让郗鉴重回朝廷，担任主管政务的尚书令。而尚书令，也是王导的职务。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王导的扬州刺史、中书监、尚书令相继被夺。朝野上下，即使是琅邪王氏家族内的人，都在观望王导，看他会如何反击。但是没有，王导一次又一次沉默地接受了，没有愤怒、不满，连一句抱怨都没有。
没有人明白王导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