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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译员研究更加情境化，首先要考察国民党政府——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一，也是我们讨论的译员的主要雇主。自1912年起，国民党政府便成为中华民国的官方政府。1927—1928年，国民党通过北伐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但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持久的内战（Bedeski，1981：25）。国民党政府在战前建立和发展的行政和军事制度，加强了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包括税收、教育、出版、治安和军队。事实上，到1936年年底，尽管日本侵占了华北，并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中部建立了苏维埃根据地，但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着全国18个省中的11个省（Twitchett et al.，1993/1986：170）。
战争期间，在统一战线政策（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抗日在政治上合法化）的基础上，国民党政府保持了对中国大部分军事和经济资源的控制，并作为中国官方政府的身份与盟军开展合作。在整个战争期间与其他国际势力的交往中，国民党政府雇用了大量译员，但译员的招募、培训和雇用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并且是在其政治和军事统治的权力体系中进行的。这种主导地位决定了国民党权力结构中主体特定口译场域的形成。
在分析这一口译场域时，本章将探讨三个问题：布迪厄所说的“场域”是如何在整个战争中形成和变化的；译员接受了什么样的培训以及培训对培养职业惯习的意义；译员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并与该场域的其他主体和机构互动。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概括了译员与国民党跟外国势力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他们对译员资本相对价值以及译员争取利益和职位的影响。这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会以数据为中心，但它为重建国民党译员的口译场域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并为之后讨论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基于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英语军事译员培训和雇用的实例，以及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的军事译员群体的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