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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里，翻译学术界最常谈及的一位社会学家是全球闻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他之所以受欢迎，部分与翻译界越来越认识到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有关。大量文献采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进行翻译研究（Simeoni，1998，2005；Gouanvic，2002，2005；Inghilleri，2003，2005a，2005b，2008；Wolf，2002，2007a，2007b，2015），他的“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幻象”（illusio）和“场域”（field）等概念在各种各样的语境中被广泛讨论，从庇护口译（asylum interpreting）和文学翻译到译者的职业化，等等。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了布迪厄用了近30年时间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布迪厄将他的理论体系描述为一种侧重于分析主体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之间辩证关系的实践理论（Bourdieu，1977/1972：16—22）。
最近，越来越多对庇护听证会和国际冲突等形势下的口译进行研究的人，通过强调译员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积极参与，对以文本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分析法）的优势提出质疑（Cronin，2003/1997，2006；Inghilleri，2003，2005a，2005b；Tipton，2008；Palmer，2007；Drogovic-Drouet，2007）。为了把口译员这种积极作用理论化，包括莫伊拉·因吉莱莉（Moira Inghilleri）在内的学者借鉴了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主张从社会学和民族志的角度进行口译研究。因吉莱莉（Inghilleri，2005a：126）指出，布迪厄方法“提供了一套有力的工具”将译员实践概念化，尤其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复现或转换”的角色。对译员的布迪厄式研究表明翻译研究人员期望借助社会学，特别是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获得理论和方法上的启发（Wolf，2007a）。然而，尽管社会翻译学方面的文献不断涌现，但与口译员相关的研究却很少，尤其是系统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研究。正如因吉莱莉所说：
真正的出发点是要对以下主题进行实证考察：口译员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在特定场域的位置和相对应的涉及口笔译两种行为的资本的特征，与这些口笔译行为相关联而发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们与权力场域的关系，等等。（Wolf，2007a：129）
这种社会学视角与口译研究很契合，因为口译员首先是社会存在，口译是社会主体和机构之间的社会互动，而不仅仅是口译员的语言实践。因此，本书以这一假设为出发点，运用布迪厄式理论框架来研究特定战时情况下的译员。本书探讨以下问题：存在口译场域吗？如果存在，该场域是如何构建的？译员又是如何定位的？译员需要什么样的资本才能进入该场域？哪些因素可以影响译员职业惯习的形成？译员如何应对危及其生命和场域中定位的情况？本书旨在通过对抗日战争中译员实践的系统分析，将这些理论问题进行情境化探讨。
通过借鉴布迪厄的框架，本书首先重建了社会空间，以对战争期间译员的实践进行情境化分析。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是由多个场域组成的多维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主体的位置是由他们的资本决定的（Bourdieu，1991：229、231）。布迪厄改写并重新定义了一些现存的社会学概念（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他用来分析社会主体实践的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Bourdieu，1984/1979：101）。运用这一公式，布迪厄认为主体实践是惯习和资本的结果，由结构化的社会条件和主体所属的场域激活和制约，而场域又通过译员的实践而改变（Bourdieu，1984/1979：101）。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惯习是基于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因为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体现在他们的身体中。也就是说，主体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和可以获得的利益。这种资本结构相应地被重新转化为偏好系统或惯习，指导主体在场域中的选择和方向。
由此得出，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三股主要政治和军事力量有关的三大口译场域是：日军、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于在不同地区的军事封锁和政治优势，这三个场域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理上的。然而，实际上，这三个场域在物理上不是分开的，三者控制的地理区域并没有明确界定。相反，由于频繁的军事行动、政治谈判和情报活动，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重叠的，尽管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内部冲突以及共产党或国民党和日本之间的外部冲突，这种重叠并不均衡。虽然具有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关系，这三个场域各有特色。译员不仅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权力等级，招募和培训也是针对这些政治和军事力量专门进行的。
这种三重场域视角影响了我对译员培训的性质、培训对译员的影响以及译员通过口译实践与其他主体和机构互动的方式的历史和档案调查。布迪厄关于行动者惯习的形成和发展的论述，更是为讨论译员通过培训和专业实践获得和改善职业惯习的过程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为了实现情境化分析，我仔细查阅了从档案馆检索到的信息，包括教科书、教学大纲和对译员的评估和反馈。我还认为，在讨论译员过往社会经历对其职业惯习形成的影响时，译员的教育、家庭背景和其他社会背景是研究重点。
在讨论了译员的职业惯习后，我利用档案资料及相关译员和见证人的回忆录研究了战争期间译员的具体表现和作用，这反映在个体译员为生存所做的斗争以及他们的越界策略当中。这一部分分析应用了布迪厄的行动者身体化惯习（agents'embodied habitus）和资本（如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概念，以获得译员在其社会实践中的语言和社会能力的相对价值，并将由他们在不同权力等级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产生的社会构成和认可的权力概念化。
为了进一步研究译员在社会环境中的主动定位，我考察了译员在口译场域内外的进退，也就是考察他们如何成为译员，以及如何抉择继续还是终止译员职业生涯。虽然布迪厄采用的民族志方法不适用于本历史考察项目，但他的社会学框架，特别是他关于行动者“幻象”和实践之间关系的论点，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可以用来阐释译员在社会环境中的自我认知和职业发展。基于回忆录和采访等传记材料，本书还回溯了一些个体译员的社会轨迹，并揣摩了他们关于对场域和自己职业实践认知相关的心理活动。由于大多数译员已过世，所以无法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或采访。但由于本书主要研究个体译员及其具体行为，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和他对行动者实践的强调，非常适合我的这个考察译员主动选择立场行为的研究，并弥补了基于机构档案的译员行为研究的不足。
由于缺乏相关的文字记录或录音，本书没有使用传统的话语分析。同样，要重构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某个译员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他们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不过好在档案和个人回忆录形式的信息非常丰富，当时译员工作的社会结构得以充分揭示。因此，本书采用了社会学方法来主要研究译员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特别是他们的立场和与其他行动者和机构的互动，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本书没有过多关注。虽然这种社会学方法可能无法完整地描述这一时期的口译历史，但确实能为描述和分析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口译实践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因此，通过研究译员培训课程和一些译员的社会轨迹，形成了对译员的社会化和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定位的初步看法。
信息来源包括档案、个人回忆录、传记、访谈以及二手资源（如历史研究出版物）。档案文件是尤其重要的信息来源，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还原历史背景，还提供了关于不同权力结构中译员培训和雇用的大量信息。此外，本文提到的几乎所有文件，包括政府记录、公共文件和个人收藏（如译员培训课程的同学录），都从未出版，因而是首次用作研究材料。除了台北历史档案馆和青岛市档案馆的资料是通过朋友获取的，其他资料都是我在2007年和2008年亲自去国家档案馆和各级地方档案馆收集的。当时拜访的档案馆包括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湖南省档案馆（见本书开头的档案馆列表）。出于各种原因，这些档案文件中包含的关于三种政治和军事权力（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日军）的信息并不等量。由于战争破坏和对公众查阅档案的限制，许多信息仍然缺失。例如，保存中国共产党所有历史档案的中国中央档案馆仍然不对公众开放。因此，本书只能基于现有的资源进行档案研究。
除了档案文件，本书还借鉴了各种传记材料（回忆录、传记和采访），这是一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争议并且经常受到排斥的做法（Watson，1976：95）。争议在于这些个人叙事存在主观性，主要是两个方面：自传内容的可靠性，以及来自他方的干预，比如民族志学者、译员和采访者。即便如此，社会科学仍然使用传记材料，只是需要慎重使用。其实，主观性也可以看作传记材料的一个优势，也是本书应用布迪厄社会学框架的一个关键。正如珀克（Perk，1998：69）所说，个人讲述的生活故事带有“个人参与的更近的视角”，可以“弥补大多数历史出版物中存在的年代距离”。由于本研究使用这些传记材料的目的是揭示和分析译员在社会环境中的实践，而不是重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制作战争纪录片，所以这种个人参与是分析的重点。虽然所说的内容可能会受到信息提供者之后经历的影响，但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的定义，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行动者“幻象”、行动者的自我认知和对社会结构的感知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鉴于见证者或其他用来重建译员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心世界的资源有限，这些信息显得愈发珍贵。此外，这些信息提供的方式也能揭示很多问题，包括这些个体信息提供者如何看待历史。例如，信息提供者对某些主题的过分强调或采取防御立场，往往会暴露他们的价值观，并表明其意识到了潜在冲突（Watson，1976：107）。这种个人观点和感受很难在传统历史书籍甚至档案文件中找到。比如国民党对日军的中国或日本译员的审讯记录，这些资料通常是体制化的。因此，传记材料分析对本研究来说其实有望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作为其他资源的补充，也促进了对译员“幻象”和实践的布迪厄社会学路径研究。
本书基于前面提到的三个口译场域，确立如下组织结构：第二章考察了国民党在整个战争的不同时期对译员的培训和部署。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中国的官方政府，国民党是国际援助的主要接受者，也是中国在盟军阵营中的代表。由于与外国势力频繁互动的需要，国民党加大了对译员招募和培训的投入，涉及至少三个主要语言对，以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德通译、30年代末的中俄通译和40年代初的中英通译。本章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对译员不断变化的需求，认为口译场域（例如，译员职位的获取和译员资本的相对价值）直接受到国民党外交政策和政治战略的影响。基于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检索到的信息（包括教科书、教学大纲、对译员的评估）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关于译员接受纪律处分、免职或荣誉的记录，本章讨论了“优秀口译”和“荣誉译员”的标准是如何建立并巩固的，以及如何体现为译员职业惯习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在第三章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因当时的政治地位“未被承认”且意识形态上与俄共联系紧密，所以除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之外，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其他国际支持。这种情况阻碍了正式译员职位的设立，但鼓励译员在党内发展自己的事业。为了重建这一口译次场域（sub-field of interpreting），本章首先讨论了共产国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中国共产党的深远影响，以及会俄语的人—特别是“归国留俄学生”（由中国共产党资助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后返回中国的中国学生）—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进行口译的机会。然而，本章后半部分会提到，这一分场域经历了重大变化。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对苏关系问题存在分歧，与共产国际译员职位相关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为了论证场域的变化并重新评估中俄通译的语言和政治资本，本章分析了两位译员的社会轨迹。他们曾与20世纪30年代唯一常驻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Otto Braun）一起工作。本章还分析了这两位译员在不同时期对翻译工作态度和反应的改变，尤其是当中国共产党改变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时。分析认为，这些译员并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译员”，他们更关心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地位和立场，会在必要时重新定位自己，以强调他们的政党主张。这种务实的态度和积极的重新定位也反映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公众对学习俄语的兴趣上（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期望与苏联进行军事合作）。美国迪克西使团（US Dixie Mission）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访问延安，这促使公众对学习英语产生了浓厚兴趣。
接下来，第四章研究了日军培训及雇用的译员。与国民党或共产党雇用的译员不同，这些译员因服务于日军而使其生命和声誉都面临危险。通过参考南京、北京和青岛市档案馆提供的信息（例如，各地方合作政府的译员招募记录和日本宪兵队译员评估），本章介绍了在不同级别的职位上口译的分层场域。级别不同，在当时权力中的利益就不同。作为傀儡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合作纽带，这些译员被贴上了“汉奸”的标签，成为战争中暗杀和战后审判的对象。然而，对个体译员来说，从事口译往往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为了在新近出现的权力等级体系中谋取个人利益。译员为生存所做的努力和周旋于不同（通常是相互冲突的）权力结构的策略，为讨论冲突场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对译员实践的影响增加了一个重要层面。这种努力和策略在第五章两位译员的案例研究中进行了专门论证和阐述。第一位译员夏文运是一名中日通译，服务于日军，但在战争中与国民党秘密合作。第二位译员严嘉瑞是国民党与美国军事联合期间培养的军事译员。对夏文运和严嘉瑞两位译员的分析提供了更详细、更有条理的定性信息，补充和明确了前几章介绍的内容。前几章的信息更偏向定量，侧重于某些机构内的译员。
本书未声称对抗日战争期间的翻译活动做百科全书式的介绍。相反，为了保持范围可控，主要研究由三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组织的口译活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反过来又受到信息有限的限制。同时，我自己的日语水平有限，所以只能利用英语和汉语资料进行研究。尽管如此，本书通过对鲜有研究的资料（包括档案文件、回忆录和采访原稿）进行首次考察，为解决本章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1] 鉴于国民党政府直到1937年7月才正式对日宣战，对于抗日战争的起始日期可能存在争议。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有很多讨论，他们当中很多人认为战争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日军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根据我之后有关华北占领区口译活动的讨论，本书中抗日战争涵盖了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区投降等一切事件。——作者原注
2017年1月3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发布《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的函》（教基二司函〔2017〕1号），要求在中国内地的教材中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精神，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并视情况修改相关内容，确保树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概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