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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培训在口译研究中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对特定战争中口译培训的系统研究却很少。究其原因，部分可能是由于获取军事冲突中的敏感信息以用于实证研究的难度较大，部分是由于在这些情况下笔译者和口译者往往并未明确区分。有人曾研究过“二战”期间美军对语言官的培训，恰好与本书研究的译员培训处于大致平行的历史时期。例如，罗杰·丁曼（Roger Dingman）曾基于保存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日语语言学校档案处的档案、个人日记和译员回忆录等信息，研究了1942年至1946年间美国白人日语军官的选拔以及在美国海军日语语言学校（JLS）的培训。这些译员在1941年至1945年间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工作。根据丁曼（Dingman，2004：867—868）的说法，他们通过高效的跨文化交流为美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丁曼所说，军人的责任感和认同感是美国译员培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应征到培训再到投入工作，作为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和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绝对忠诚不断被强化，决不允许动摇。乔治·H.丹顿（George H.Danton，1943）和武田佳子（Kayoko Takeda，2007）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译员培训中对译员信念灌输和政治忠诚的重视。这两位学者研究了美军招募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作为军事译员时的信任问题，以及美军如何利用训练来培养和加强译员对军队的政治忠诚。然而，托马斯·O.勃兰特（Thomas O.Brandt，1944）对这段军事译员培训的历史提出了略有不同的观点。他指出，美军的目的是培养掌握外语和当地知识的军官（被称为语言和地区项目），最终不再依赖当地招募的军事译员。勃兰特还指出，美军的计划是与美国大学的外语系合作，培养熟练掌握外语并且熟悉当地风俗、地理、历史、政府和文化的军官。九个月的培训后，期望他们可以“在没有语言和生活协助的情况下在敌区生活，独自在异国能够应对自如”（Thomas O.Brandt，1944：74）。被选中的受训者都具有很高的智商，并且在能力测试中表现优异。勃兰特没有给出关于培训结果的更多细节，但他认为，对这些未来军事语言专家的培训是“值得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对于赢得战争、与敌国被占领地区的平民合作、与盟友合作以及维持长期和平非常重要”（Thomas O.Brandt，1944：74—75）。
在当前的国际武装冲突中，军职人员的语言技能也会进行培训，以利于国际战争中的行动和合作。由于军职人员通常已经通过了安全检查并接受了实地训练，因此他们更适合涉及敏感信息的任务，在战争中遇到危险时也更能灵活应对（Kelly and Baker，2012：44）。例如，英国国防语言学院（UK Defence School of Language，DSL）和位于北卢芬纳姆（North Luffenham）的英国军事情报学院（UK Military Intelligence School），都为英国军队人员提供短期语言课程（通常为3—5个月）。然而，凯利和贝克（Kelly and Baker，2012：32）指出，由于时间有限，在这些培训课程结束时，官员们的外语通常只能达到会话水平，相当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的B1水平，即可以就个人、家庭、爱好、工作和其他日常话题进行简单的对话（Kelly and Baker，2012：34）。诚然，就语言学习而言，3—5个月的时间确实很短，期望所有官员都能达到会议口译员一样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考虑到战争的紧迫性，无论对个人还是军队来说，投入这么长时间已经很可观了。这就让人不禁要问，军事译员培训的目的是什么？它会如何影响译员的工作实践呢？英国国防语言学院的语言强化培训课程负责人埃莱尼·马尔库（Eleni Markou）（2006）指出，战前、战时和战后都需要语言学家/译员，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a）内部管理和运作（多语言的况下）；
（b）和平时期与外部组织的交流（政治问责、外交、公共关系）；
（c）部署战场内的职责：
-冲突前：监视、情报收集；
-冲突中：态势感知、战俘管理、难民安置；
-冲突后：实行军事管制、与市政当局交接；
-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她还指出了军事口译的一些属性，包括英语/母语混合、文化适宜性（地位、性别、年龄）、可靠性、忠诚度、战争意识、忠诚调查以及与团队的（非语言）配合度。让人惊奇的是，军事译员的许多属性与语言无关，而是关乎译员的社交能力和个人品质。这些方面在当前的口译研究中鲜有讨论，有些甚至在职业译员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虽然马尔库没有解释如何在译员招募和培训中评估这些品质和能力，但她设想的军事译员培训目标很有启发性。它不仅支持译员在战争中发挥多种作用，还帮助我们理解军事译员培训的本质，即除了语言培训，还要培养受训人成为称职且忠诚的军官，为可能需要他们语言专长的任何任务做好准备。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译员培训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对译员的多样化且多变的需求；另一方面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译员可以将口译活动和其他活动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对以往以语言层面为中心的译员研究提出了挑战，要求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综合看待译员在社会中的语言和非语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