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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译研究中，“身份”一词经常与限制性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性的译员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严格遵守源语语言特征、保持低调以及采取公正且中立的立场。在没有阐明译员可以采取何种身份的情况下，译员培训和职业实践中似乎总是优先遵循这些准则。对中立性和公正性的强调将译员与其身份剥离开，有时还能帮助他们获得客户的信任。然而，这也淡化了译员的身份问题，忽视了译员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比如战争，不允许存在模棱两可的身份，特别是对于像口译员这种需要在利益冲突双方之间周旋的人。然而，要明确译员的身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正如莫娜·贝克（Baker，2010：200）所说，一个人在战时的身份与其行为或信仰无关，而是“几乎完全由其他行为者构建和强加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无论译员把自己和冲突中其他相关方之间的界限划得多么清晰，他们还是经常会受到客户的怀疑。如果他们为“敌人”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工作，他们会被“自己人”指责为背信弃义。例如，根据武田佳子（Takeda，2007：94）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军曾招募许多日裔语言学家（日本出生的第二代移民），负责翻译截获的文件、审讯日本俘虏和支持宣传活动等重要工作。然而，所有的日裔美国人先是被评估和归类为4-F（身体、精神或道德上不适合服兵役），然后又被归类为4-C（敌侨，因国籍或血统而不能服兵役）（Takeda，2007：94）。因此，尽管他们是美国国籍，这些日裔语言学家不得不因其原属种族而遭受偏见和怀疑（Takeda，2007：97—98）。这种政治忠诚和身份的混乱让许多译员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正是应了那句老话，“翻译即背叛”。如果译员忠于自己的工作，通常就会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族群不忠（Rafael，2007：245）。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研究员和职业译员都对“身份”这个话题感到苦恼，以及为什么在2002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服务的许多伊拉克译员会戴上面罩来隐藏自己的身份。
在抗日战争中，效力于日军的中国译员也陷入了类似的艰难处境。无论他们在战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一律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关于该术语的战时应用，见第四章）。“汉奸”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中国人中的恶人”，实际上是指背叛中国的人。在19世纪鸦片战争之前，它的覆盖面非常广，可以包括任何与外国人有关系的人（例如，为外国人工作、与外国人交好或是学习他们的语言）（Waley，1958：222）。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的一系列失败使中国当局更加怀疑和厌恶那些为外国人服务的人（包括译员）。王宏志（2007）举过一个名叫鲍鹏的译员的例子。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期间服务于中国官员的主要译员之一，但被一些官员指控为秘密为英国人工作的汉奸。然而，虽然鲍鹏确实声誉不佳，无论是中方还是英方，都认为他“狡猾、不可靠……毫无信誉……（但是却）非常善于交际”，可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位声名狼藉的鲍鹏，在战争期间是为英国工作的一名间谍（Waley，1958：51—54）。因此，这个标签其实是对身体上或心理上接近外国侵略者行为的道德谴责。只要与跟中国有利益冲突的外国人有关系，就会被贴上“汉奸”标签，这说明一个人在战时的主要身份是国家身份，这一点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译员“公正、中立”的角色恰恰违背了他们的国家身份。鉴于战争结束后“汉奸”们遭受的无情迫害，给中国的“通敌”译员贴上“汉奸”的标签实际上是将译员与其他中国人永久地划清了界限，也让后来人怯而止步。
因此，身份确实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有助于捕捉和分析译员在现实社会中不得不面对的紧张和压力。然而，很难在历史性项目中进行心理分析以研究译员如何产生自我认同，因此本书主要分析译员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并采用布迪厄提出的“认同感”概念，即行动者（agent）的社会形成认知和隐性自我表征。所以这个概念强调了译员的自我认同和他们在战时因国家利益冲突而采取的实际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很少谈及身份问题。事实上，身份可能是他试图规避的字眼儿，因为身份透露出行动者的意识认同和不可改变的社会分类，而这种概念化正是他的惯习概念所要挑战的。布迪厄认为，行动者身份从来不是稳定的或预先确定的，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而确定和改变的。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教育结构（例如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课程）、语言标准化、文化市场统一（例如出版和媒体）、社会仪式和道德培养等，使行动者接受官方主导语言和文化，从而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法定的国家形象并产生归属感（Bourdieu，1998a/1994：45—46）。官方语言通过规范和教育被合法化，并得以维持。之后，这些行动者将官方语言内化为他们语言惯习的一部分，并以一种国家身份的形式表现出来。战争期间不同政治力量进行的译员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教化过程以及语言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特别是当法定语言和强制的语言教育与行动者先前确定的国家认同不相同的时候更是如此。被占领地区的中国“通敌”译员（或“汉奸”译员）是译员在战时可能遇到的身份危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与译员的越界策略的关系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有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