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译员最新章节_郭婷著

1.1 译员在战争中的角色和作用

无论是和平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国际政治中历来都有语言学家的身影。然而，译员在战时的角色和作用直到最近才被明确作为研究主题。

战争法庭中的口译研究是个例外，比如对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就早有研究（Gaiba，1998；Shveitser，1999；Takeda，2007）。然而，大部分法庭口译研究都是对审判期间的同声传译内容进行话语分析，以及对口译体系结构的研究，包括如何选择和监督译员。一些学者对译员进行了历史研究，而这对于研究战时译员的角色和作用更有价值。这些学者包括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2003/1997，2006）、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1998）、让·德利尔（Jean Delisle）、朱迪思·伍兹沃思（Judith Woodsworth，1995）以及露丝·罗兰德（Ruth Roland，1982，1999）等。罗兰德在她的著作《“外交官”译员：世界政治中译员角色演变的外交史》（ Interpreters as Diplomats：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World Politics ，1990）中，对译员在外交和政治史上的多重角色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历史描述。她的研究基础包括外交逸事、译员日记、国际政治和军事会议及条约备忘录以及政府行政记录。她指出，译员是军事征战和政治谈判中的重要消息源，他们的政治或军事背景可能会在战时赋予其较大的权力（Roland，1999：171）。然而，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受到挑战或生命受到威胁时，译员很可能“严重滥用权力”，而不会自觉遵守职业规范（Roland，1999：172）。

通过研究殖民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译员的招募和使用情况，玛格丽特·鲍温（Margareta Bowen）认为在译员的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忠诚、礼仪或道德问题”）。毕竟口译是一种人为活动，是“高度个人化的个体间斡旋行为，而这些个体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Bowen，1995：273）。然而，在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看来，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而是“生存策略”（Cronin，1997：394）。根据他的观点，口译活动的核心问题是控制，这直接影响译员在社会中的表现。他认为：

纵观历史，译员的角色是由当时社会的权力等级结构及其在该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在等级结构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的这类人群，最合乎道德的立场可以是以另一种忠实的名义，在口译中完全“不忠实”，即抵抗式忠实。这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生存策略。（Cronin，1997：394）

“生存策略”精确概括了译员在冲突情况下的实际关切点。这一概念随后由克罗宁进一步阐述为“主体性”（2006）。克罗宁强调，跟笔译者不同，口译者是能被其他行动者和机构亲眼看到的，因而更容易因为交流失败而受到惩罚性伤害（Cronin，2006：78）。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主体性不仅是指译员能够利用他们的身体表现（比如声音、声调、手势和面部表情）来表达观点，还暗指译员的身体也能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因为译员通常很清楚自己的口译活动所面临的后果（Cronin，2006：78）。

最近，笔译和口译学者开始研究翻译和冲突的话题，特别是笔译者和口译者在冲突中的干预身份（例如Baker，2006，2010；Cronin，2006；Dragovic-Drouet，2007；Footitt and Kelly，2012a，2012b；Inghilleri，2003，2005a，2005b，2008；Jones and Askew，2014；Kelly and Baker，2012；Palmer，2007；Torikai，2009）。通过研究近些年来国际政治争端（比如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拘押中心）和武装冲突（比如在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中的笔译者和口译者，他们发现无论是当地招募的译员，还是提前培训的译员，其职责都远远不仅仅是翻译。比如，杰瑞·帕尔默（Jerry Palmer）采访了几名2003年以来跟伊拉克当地译员合作过的西方记者，发现在这些记者眼中，译员就是一个能解决各种问题的“行动者”，需要帮忙安排采访、选择受访人（在限制范围内）、进行安全评估以及寻求当地关系网来保护记者（Palmer，2007：18—23）。帕尔默说到，西方记者要求伊拉克当地译员从事非语言相关的工作并不罕见，甚至译员能否被聘用就取决于其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Palmer，2007：18—23）。米拉·德罗戈维奇-德鲁埃（Mila Drogovic-Drouet）对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笔译和口译实践的研究（2007）对这种“行动者”模式进行了更丰富的描述。德罗戈维奇-德鲁埃表示，在前南斯拉夫，大量联络译员和助理译员都由当地居民担任，他们的服务对象包括媒体、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维和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接受过翻译培训，扮演着类似帕尔默的“行动者”模式的角色。然而，她也提到，当地政府会基于效忠程度雇用一种特殊的译员，即“官方翻译”（Dragovic-Drouet，2007：34—35）。因此，除了语言方面的调解人，这些联络译员还是当地势力的延伸，因为在口译实践中，译员会筛查或修改对政府不利的信息，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些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刻意淡化的事实，即译员的作用在战争中是被认可的，有时甚至构成其众多角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事实上，根据最近的“战争中的语言”项目研究（见Footitt and Kelly，2012a，2012b；Footitt and Tobia，2013；Jones and Askew，2014；Kelly and Baker，2012）可知，译员在军事任务中积极参与翻译以外的事务是常有的事。例如，希拉里·富迪特与迈克尔·凯利（Footitt and Kelly，2012a）和富迪特与西蒙娜·托比亚（Footitt and Tobia，2013）的研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曾任命训练有素的笔译员/口译员在布莱彻利公园从事情报活动。虽然他们没有提供译员从事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的诸多细节，但至少推翻了“受过正规训练的译员只愿做翻译”的假设。正如迈克尔·凯利和凯瑟琳·贝克（Kelly and Baker，2012：55）所说，战时对语言专业人才的部署基本上是按需调配。因此，培训只是为了让译员准备好在不同情境下担任多重角色。译员的多重角色反映了冲突的“混乱”本质。冲突中的决策都是基于可用资源迅速做出的。翻译和其他身份的叠加对译员来说无疑是个挑战，但同时也让他们拥有了更多资本（比如军衔、头衔和关系网），进而直接或间接为其提供保护，甚至赋予其更大的权力。本书中讨论的译员被裹挟在不同的战时政治和军事结构中。他们的角色也因此由这些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以及与其国际同盟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定义和塑造。因此，译员的作用不仅与其个人背景、立场以及语言和社会技能有关，还与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扮演的角色有关。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译员在战争中的角色和作用，本书综合考虑了译员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他们与社会中不同政治力量的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