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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鬼子来了》这部以抗日战争（1931—1945）为背景的中国战争电影中，效力于日本军队的中国译员董汉臣
被中国游击队抓获，一同被抓的还有一名日本士兵，随后两人交由中国村民进行审问。译员知道日本士兵气焰嚣张，再加上自己与日本军队勾结，这种局面足以将他置于死地，便充分利用他的语言能力在日本士兵和中国村民之间周旋，并暗中向驻扎在附近的日本军队发出求救信号。后来，中国村民和日本军队发生了冲突，译员设法活了下来。然而，战争结束时，译员被指为汉奸，并在中日双方军队以及中国公众面前被国民党军队公开处决。刽子手对他说：“你助纣为虐，畏罪潜逃，罪大恶极。你的双手都是同胞的鲜血。不杀怎么能够平民愤。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这部电影虽然是虚构的，但的确向人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期间非常重要但鲜有研究的口译活动历史。这场战争始于1931年，中国和日本在华北发生冲突，但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也称为国民政府）之间的内部斗争，以及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别受不同的外国势力支持，这场冲突很快演变成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军事势力的角斗场（见附录中的时间线）。 [1] 更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发展威胁到了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地位，并分散了国民党对北方日军的注意力。虽然国共内战在1937年暂时停止，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阻止日本向满洲地区之外进一步扩张（Ienaga，1978：64），但在军事行动、外交政策和对地理区域的控制方面，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观念不同，共产党和国民党仍存在很多分歧。这些分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代表中国利益的两股抗日力量的出现。
电影中刻画的译员处于这些国家和国际权力关系的中心。这个虚构人物被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俘虏，被中国村民拘押，被日本军队解救，被国民党军队处决，成为复杂的战时权力关系的焦点，然而他只不过是想在乱世中求得生存。对口译和译员的戏剧性刻画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但这部电影确实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也正是本书所讨论的与真实历史有关的问题，例如，这场国际战争涉及什么样的口译任务？译员是谁？战争是如何影响译员的工作的？为什么一些译员被当作汉奸？他们如何应对这一指控及其潜在的极端后果？
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口译历史和中国译员的研究很少。据我所知，只有两位中国学者讨论过这个话题：严嘉瑞（2005）和罗天（2008、2011）。罗天（2008）简要介绍了国民党政府招募军事译员的历史，认为这些译员在战争期间对中美军事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基于从译员口述和逸闻逸事中收集的信息，罗天（2011）主要论述了战争期间中国军事译员在滇缅战役中的作用，并提供了这些译员在战役中参与中国军队行动的一些重要信息。作为国民党军事口译培训的见证者，严嘉瑞发表了有关这段历史极其珍贵的资料，包括口译教科书《翻译官英语四十课》的序言（1945），非常有助于我对国民党口译培训的研究。然而，除了这两项研究之外，抗日战争期间的口译在翻译研究中几乎从未被提及，尤其是涉及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军队的口译活动。此外，在这场战争中，译员的培训和实践几乎没有理论化或概念化的讨论。本书旨在填补这两个方面的空白，更全面地再现战时口译情况，并使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框架将口译人员在战争中的各种实践概念化。
鉴于在抗日战争期间，执行口译任务的人在不同环境中的称谓不同，首先必须明确本文使用的术语“译员”的含义。由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译员才被确立为一种职业，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笔译和口译之间的区别对于中国当局和公众来说都很模糊。例如，国民党政府雇用的译员通常被称为“翻译官”或“译员”。
然而，国民党在与美国驻中国部队的英文通信中明确地将翻译官或译员称为“口译员”，将国民党的“译员训练班”称为“口译员学校”。因此，这些笼统的术语并不意味着译员与负责文字翻译的笔译者毫无差别。大部分国民党译员其实是军人。由于军队混杂的语言需求和战时资源的稀缺，他们通常既要负责口译工作，也要负责笔译工作。然而，在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译员通常被称为“通译”（用不同语言帮助别人交流的人）。
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影响力，这个词很可能是从日语“通訳”中借用过来的，而不是对金代（1142—1155）使用的汉字“通事”（口译员）的改用（Cheung，2006：198）。在诸多中文术语中，本书选择使用“译员”来区分真正的口译人员和早期研究中提到的战时书面翻译人员（例如：邹振环，1994；袁斌业，2005；陈艳，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