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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军事翻译史研究兴趣浓厚，对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也有初步了解，十分有幸为译著《战争中的译员》撰写导读。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本书，认识本书的价值和贡献，我将首先回顾抗战时期军事翻译史研究现状，其次梳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几个关键概念，然后分享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最后介绍本书的翻译情况。
一、抗战时期军事翻译史研究现状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暴力冲突从未断绝。暴力冲突期间，翻译是不同国家、种族以及语言使用者之间进行沟通合作或者对抗斗争的重要工具。战争的各个阶段，如宣战、情报收集、作战、审讯战俘、谈判、缔约等，无不与翻译息息相关。蒙娜·贝克（Mona Baker）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解释》中指出：“口笔译是战争得以实现的因素之一。” [1] 翻译在各方（包括战争贩子以及和平运动者）控制冲突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军事冲突的发展过程。因此，作为国防外语能力、国家翻译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翻译理应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军事翻译史论纲》
较早指出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具有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1）可以从翻译的视角认识中国军事史和战争史；（2）梳理和总结中国军事翻译的历史，促进军事翻译学术研究的系统开展；（3）从军事翻译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当前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联合军演、军事外交、尖端武器等方面的活动提供借鉴。理论意义体现在：（1）扩展翻译学、社会学、军事学、历史学这几门学科之间交叉领域研究的空间；（2）为中国军事翻译史的书写奠定基础；（3）弥补中国军事翻译史在翻译学领域研究的不足，丰富翻译学学科内涵，推动翻译学向前发展。
军事翻译的研究可以从笔译和口译、战时和平时的角度展开，也可以探讨理论、实践、历史、教学、技术等方面。王祥兵、穆雷指出，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缺少系统性，显得零散，按照通史、断代史或思想史、人物史等类别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二是研究尚不全面，有限的研究集中于晚清及民国早期，对古代和现当代军事翻译的研究比较欠缺，抗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其他战争中的军事翻译研究很不充分；三是大量的翻译活动史实尚未得到发掘和研究，例如1928—1938年中德军事合作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朝鲜战争时期的军事翻译等；四是缺乏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视角，未能借鉴社会学、军事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军事翻译的史料进行深入分析；等等。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被分割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形态迥异的三大块，即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大后方，军事译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都在为战争冲突中的各方服务。在这种特殊的战争时期，条块分割的场域、复杂多变的互动及口笔译人员的大量介入，为军事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个案研究课题。
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史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缓慢发展，在笔译和口译方面均有所突破。《军事翻译家刘伯承》
是较早论及抗战时期军事笔译的专著。该书描述了刘伯承在留学苏联期间、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前线、长征路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军事教育活动中从事军事翻译的经历，折射出共产党军事翻译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历程。刘伯承翻译、校译和编译了近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是我国现代军事翻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该书用较大篇幅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组织翻译和校对《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今》《刺杀教令》等军事著作的情况。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刘伯承的军事翻译作品，理解翻译如何为军队提供宝贵的战斗知识、增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第1卷）
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十余本军事翻译著作，简述了军事家刘伯承的翻译成就，罗列了抗战时期解放区出版的几本军事译著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军事翻译情况。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考察及资本理论的拓展》
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加深了我们对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认知。文章运用布迪厄资本理论中四个主要子资本概念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构建分析框架，通过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去探究四个子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深层认知。该研究为翻译与战争研究带来全新话语体系和阐释空间，同时拓展了布迪厄资本理论的内涵和应用空间。
在口译方面，相关研究成果也呈现出逐渐深入的特点。2002年出版的《中国口译史》
第三章“军事战争中的口译”对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活动进行了简单介绍，罗列了一些口译人员的生平，如陈羽纶、黄宏煦、曹靖华、叶笃庄、贾植芳等。但此处仅少量列举了战时各个地区、各个语种的译员，远未反映抗战时期军事口译的原貌。
2004年，《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
记述了西南联大15位学生译员从培训到服务部队，再到战后参加空军训练或者战后接收的过程。该文对了解和研究抗战时期的学生译员有所裨益，但这些资料也未能展现出当时军事口译的复杂全貌。
《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
和《增强战斗力：中印缅战区的军事译员》
[2]
从翻译学和军事学的视角，在广泛收集整理档案资料、回忆录、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印缅战区的军事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由于国际军事合作，中印缅战区迫切需要大量译员；外事局、教育部、战时大学等赞助者成功地征调培训了4000余名译员；这些军事译员克服种种困难，在制空权、军事情报、武器装备、协同作战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增强隐形和有形战斗力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研究表明，卓有成效的军事翻译重塑了战场上的战斗力关系，是盟军在中印缅战区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一篇论文《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口译员的忠诚问题》 [3] 聚焦于抗战期间为日军服务的口译员的忠诚问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军事冲突中的口译员的认知。文章首先回顾了军事背景下的忠诚概念，然后根据80多份公共和私人叙事（包括历史档案和口译员的自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口译员表现出四种不同的忠诚状态：狂热的愚忠、伪装的忠诚、转变的忠诚和分裂的忠诚。文章认为，军事译员对忠诚的选择受到一系列相互关联因素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史》
一书对抗战时期的军事口笔译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该书收集整理大量档案、口述史、回忆录、文史资料等，分国统区、中印缅战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介绍了各区之内的政治、军事、文化语境及其对翻译的需求，描述了国际军事合作、军事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翻译活动，勾勒了军事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和译著出版机构情况，简介了部分翻译人员，并按照军事学科对军事译著进行了归纳统计。该书资料丰富，较为全面，但具体深入、具有理论内涵的讨论不多。
由于篇幅所限，以上文献回顾并不完全，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史研究目前还存在着历史资料不全、系统性不够、理论探讨不够深入等不足。从研究素材来看，大量档案馆资料还未被整理发掘出来，译著书目有待补充，众多译员有待发现。从理论视角上看，未能充分运用翻译学以及跨学科（例如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对军事翻译的本质、特征、赞助者、专业人士及其规律等进行深入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缺乏深入具体的个案分析。
在此背景之下，郭婷的著作《战争中的译员》是第一部运用社会学理论对抗战时期军事口译员进行研究的专著。该书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资本、惯习、幻象等概念为纲领，在丰富多样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和日占区三个社会政治分区中，口译人员在不同场域中如何利用各自的资本求得生存的问题。这本聚焦翻译与战争研究的学术著作，史料丰富，理论视角新颖，讨论剖析深邃，研究方法独到，涉及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对于中国的翻译学术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因而具有很大的译介价值。
二、社会学理论的几个基本概念
《战争中的译员》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框架，但作者没有在某个章节集中地介绍这个理论，而是融会贯通，将其用于各章的分析。因此有必要在导读中解释该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他是继M.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大师，与英国的A.吉登斯、德国的J.哈贝马斯一起被公认为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也是在过去十年里翻译学术界引用频率最高的一位社会学家。他的“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和“幻象”（illusio）等概念在各种各样的语境中被广泛讨论。
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是由多个场域组成的“多维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主体的位置是由他们的资本决定的。 [4] 布迪厄重新定义了现存的一些社会学概念，他认为主体实践是惯习和资本的结果，由结构化的社会条件和主体所属的场域激活和制约，而场域又通过行动者的实践而改变。布迪厄总结出了描述社会主体实践的公式：实践=〔（惯习）（资本）〕+场域。 [5] 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的理论体系非常强调这些核心概念之间内在的联系，布迪厄理论的核心就是“关系主义的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我们不能孤立地运用这些概念，忽视这些概念间的联系以至转向机械决定论。
场域是社会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所形成的一个网络， [6] 主要是在某一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场域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现代社会就是由一个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构成，如商业人士形成的社会网络就是商业场域，科学研究者所在的圈子形成了科学场域，等等。不同场域具有相对独立的规则。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其次，场域是包含着潜在和活跃力量的空间，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空间。各种力量关系不断推动场域的变化和发展，维护、改变甚至颠覆场域中的力量格局。这些力量围绕着特定形式的资本展开争夺，而各种形式的资本既是场域争斗的工具，又是争斗的目标。再次，“各种场域之间相互关联”。 [7]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商人的产品有时需要科学家的“专家推荐”，这就形成了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最后，布迪厄将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称为“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即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比如国家就可以被看作一种权力场域，由统治阶层的关系组织而成。 [8] 权力场域可以被看作一种“元场域”（meta-field），“是各种场域的整体”。 [9] 元场域之中的各种场域处在不同的地位。
惯习是行动者在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学习接受以及强化他们所认知的场域内规则，产生了一套“行为倾向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 [10] 形成了持久潜在的思维定式或者某些有规律可循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惯习是社会惯例在社会行动者的思维和行为中的内化。惯习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各种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惯习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并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强化，或调整自己的结构。惯习能够为行动者提供怎样思考和选择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受场域的影响制约逐渐形成惯习，而众多行动者的惯习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所处的场域。
资本是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是一种累积的劳动和资格，可以是物质化的，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 [11] 布迪厄通过资本概念使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符号和非物质领域，深化了人们对实践工具概念的认识。
资本分为四类，每一种资本都有自身的运行规则，并且不同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即可以互相兑换。（1）经济资本：是由“生产的不同要素（诸如土地、工厂、劳动、货币等）、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所组成的”。 [12] （2）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比如著作、受官方承认的教育文凭等。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状态：一是身体化状态（embodied-state）， [13] 是行动者身体内长期内化的结果，成为一种具体的个性化的秉性和才能；二是客观化状态（objectified-state）， [14] 是物化的文化财产；三是制度化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 [15] 是由合法化和正当化制度认可的各种资质。（3）社会资本：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时，这种社会关系便成为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可能取决于他为每个成员提供来自集体所拥有资本的支持，或者提供赢得各种声誉的“凭证”。 [16] 简而言之，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凭借加入一个比较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不仅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网络中各个成员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4）象征资本：一种隐蔽的、无形的经济资本形式，是以符号化等象征性手段积累起来的资本，如声誉、威信、社会地位、领导力、认可度等。 [17]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不同类型的资本都是在特定场域中被确认的斗争力量单位，谁拥有的资本数量多，谁就可能在斗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惯习是基于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也就是说，主体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和可以获得的利益。这种资本结构相应地被重新转化为偏好系统或惯习，指导主体在场域中的选择和方向。
场域中有自己独立的规则，具有参与者竭力追求的特殊利益，布迪厄将参与者的这种行为表现称为“幻象”。 [18] 例如，在足球场域里，球员在比赛中尽量多进球，赢得比赛，增加自己在球坛的名声，就是他们需要追求的象征资本。这就是足球场域的幻象。在不喜欢足球比赛的人看来，这些行为或许不可理喻，但参与球赛的球员或观众对其深信不疑，布迪厄将参与者对于场域幻象的认同称为“信仰”。布迪厄在实践理论中经常强调行动者决策是“幻象”的结果，是游戏的实践感知，而非基于理性。 [19] 他认为，行动者“幻象”是由惯习，即具体化的客观条件产生的，并且是通过场域实践获得的。主体的“幻象”直接影响他们对自我及通过他们的社会经历发展而来的场域的认知。
根据上述概念，布迪厄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三个环节：“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勾画出参与者在场域之中的客观关系结构”；“分析参与者的惯习”。 [20] 这三个环节分别包含了他的三个主要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当然，“幻象”也可以放在第三个环节加以考虑。《战争中的译员》在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讨抗战时期军事口译时的基本步骤也恰好与这三个环节吻合。
三、本书主要内容和特点
本书再现了抗战时期一段鲜为人知的口译历史，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框架将口译人员在战争中的各种实践理论化和概念化。它探讨了中国的口译员如何被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势力，包括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军队，当作一种重要的军事和政治资产进行培训和部署。书中各章讨论了口译职业如何受到外交政策转变的影响，以及口译员的职业惯习如何通过培训和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和机构的互动而形成。本书通过调查口译员个人职业发展和跨越边界的策略，对口译作为一种排他性职业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口译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通向权力的途径或只是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的积极定位。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研究目的，研究背景，战争口译、军事译员培训研究的文献综述，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资料来源以及本书的结构。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有：是否存在口译场域？如果存在，该场域是如何构建的？译员如何定位？译员需要什么资本才能进入该场域？哪些因素可以影响译员职业惯习的形成？译员如何应对危及其生命和场域中定位的情况？作者认为，抗日战争期间存在着与中国的三股主要政治和军事力量有关的三大口译场域：日军、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第二章考察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不同阶段对译员的培训和部署。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国际军事合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938年以前中德军事合作；1938—1941年间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1941—1945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出于与外国势力频繁互动的需要，国民党加大了对译员招募和培训的投入，包括德语、俄语和英语口译。本章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对译员不断变化的需求，认为口译场域（例如，译员职位的获取和译员资本的相对价值）直接受国民党外交政策和政治战略的影响。基于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检索到的信息（包括教科书、教学大纲、对译员的评估）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关于译员接受纪律处分、免职或荣誉的记录，本章讨论了“优秀口译”和“荣誉译员”的标准是如何建立并巩固的，以及如何体现为译员职业惯习的一部分。
第三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培训或使用的俄语和英语口译员，重点论述他们的专业实践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语境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口译员提供语言服务时，既参与了服务对象间的互动，还与服务对象发展了新的社会关系和工作关系。这种社会资本，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更好职位和更多资本的机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援助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20世纪30年代早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深远，留俄归国学生（如伍修权等）由于熟悉俄语，获得了为共产国际在华代表进行口译的机会。后来，这一分场域经历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政策，不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因此与共产国际译员职位相关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俄语翻译的语言和政治资本发生了变化，译员随之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第四章剖析了日军培训及雇用的译员。与国民党或共产党雇用的译员不同，这些译员由于为日军服务，他们的生命和声誉面临危险。通过参考南京、北京和青岛市档案馆的资料，作者介绍了在不同级别的职位上口译的分层场域。级别不同意味着在当时权力结构中的利益不同。这些译员充当了当时傀儡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合作纽带，被抗日民众认为是“汉奸”，往往成为战争中暗杀和战后追责或迫害的对象。这些译员从事口译往往是一种生存策略，他们需要应付冲突场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能在新近出现的权力等级体系中谋取个人利益。
第五章通过对两位译员的案例研究，具体阐述了译员为生存所做的努力以及周旋于不同权力结构的策略。第一位译员夏文运是一名日语译员，一方面服务于日军，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秘密合作，输送军事情报。对夏文运来说，口译是一种发掘并兑现他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手段。当然，口译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社会资本，并使他后来在中日政治谈判中充当双重间谍成为可能。夏文运的例子表明：一些口译员在同一场域内及跨越不同场域的定位与活动，实际上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力和资本。第二位译员严嘉瑞是国民党与美国军事联合期间培养的军事译员。严嘉瑞的案例说明战争时期官方培训对口译员职业及译员定位的重要性。专业培训不仅能帮助译员获得专业实践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会将价值观和信仰纳入译员职业惯习中，从而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以及随后的社会交往和专业实践。两位译员的口译不是中立的语言服务，而是个人谋生、获得荣誉、寻求保护和在社会中寻求更好地位的行动。
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是对全书的总结。抗日战争给译员带来的既有挑战又有机遇。一方面，译员需要在严酷政治统治下的军事冲突中谋生；另一方面，冲突促进了中国和外国力量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产生了对语言支持的需求，从而赋予了译员资本和权力。本书采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框架，把译员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剖析了不同政治军事条件下的口译场域对译员资本、惯习以及幻象的影响，展示了不同译员所采取的自我保护的策略及获取更好个人发展或更高权力的途径，甚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跨越不同政治、军事边界的情况。
本书具有史料丰富、研究深入、宏观微观结合等特点。具体来说，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史料来源多样，一手资料丰富。研究史料大量来源于档案、个人回忆录、传记、访谈以及二手资源（如历史研究出版物）。作者不辞辛苦，通过各种途径，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台北历史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处，尽可能地获取了大量原始资料，首次用于研究。这些档案真实可靠，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还原历史背景，还提供了关于不同权力结构中译员培训和雇用的大量信息。此外，书中还使用了大量未经出版的文件，包括政府记录、公共文件和个人收藏（如译员培训课程的同学录），也为抗战口译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者于2009年1月对严嘉瑞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采访，了解严的家庭背景、应征译员的理由、申请口译职位的过程、接受的培训内容、对军事口译职业的了解，以及自我认知，并将采访作为研究的一手素材。作者不仅使用了国内材料，也大量引用了国外材料。这些来自不同渠道、不同年代的资料，相互补充和印证，保证了本研究的可信度。当然，作者也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关于三种政治和军事机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日军）的档案材料并不等量，也不能保证穷尽所有的档案，而这也为后续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理论运用娴熟，研究方法得当，分析透彻深入。历史是复杂的，在研究的时候切忌简单、片面和粗暴。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作者并没有迷失方向，而是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按照三个不同的口译场域分类叙述，在不同的场域中又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细分。作者没有进行简单的史料呈现，也不是进行简单的归纳，而是深入具体地运用场域、资本、惯习、幻象等基本概念，对译员群体和个人进行逻辑严密的剖析，深刻地揭示出口译场域中各种复杂的张力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比三个不同场域中的口译员，作者既展示了他们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资本、惯习状况，与社会中不同政治力量的交互策略；也总结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共同点。本书在研究中没有孤立僵化地看待口译人员，而是抱着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场域、译员以及他们的资本和惯习，而且充分展示了译员与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在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作者灵活机动，对权力、身份、忠诚、制度化等概念也有所涉及，保证了论述的综合全面。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第二章至第四章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三个不同的口译场域中为国民政府、共产党和日军服务的三个不同口译员群体，展现了抗战时期口译员所处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宏观语境，体现了译员群体的共性。第五章对夏文运和严嘉瑞两位口译员进行了微观的个案研究，深入到译员的人生经历、角色、教育背景、担任译员的意图、译员身份的自我认知等微观层面，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个体的差异。同时，这三个口译场域之间的对比、译员群体之间的对比，以及两位代表译员之间的对比，也让读者深入领会到他们之间的异同，理解影响战争时期译员生存的各种复杂因素。
四、本书翻译情况
本书作者郭婷博士毕业于英国阿斯顿大学翻译专业。现任埃克塞特大学高级讲师，博士生导师，现代语言与文化系研究伦理主任，国际翻译学期刊 Target 助理编辑， Translation in Society 顾问委员会成员。她的英文原著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被列为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帕尔格雷夫“战争中的语言”研究丛书（Palgrave Studies in Languages at War）第10种。
译者很好地克服了原著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历史广度、广征博引以及众多专有名词等挑战，出色地完成了这本质量上乘的译著。首先，译文紧贴原文，忠实传达了原文的信息，在细微之处显示出精益求精的精神。例如，译文对社会学理论术语的翻译准确到位、符合规范。其次，译文几经校改，流畅自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审美习惯。再次，译文用词造句极为严谨，符合学术规范。最后，译文采取灵活机动的原则，对极少数词句做了调整，以符合国内主流文化需求。整体看来，译文很好地展现了原文的学术精髓，有助于推动国内的军事翻译研究。期待这本精品译作尽快与读者见面，并为中国翻译研究带来新鲜而深刻的启示。
罗天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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