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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战争期间培训和雇用译员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国际支持和促进军事合作，因此其外交政策是口译场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直接决定了所需的语言对、译员职位的多少以及国民党需要译员具备的和向译员提供的资本（比如特定领域的知识、人际交往技能和身体状况）。随着这15年（1931—1945）战争的发展，国民党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例如，国民党政府1936年在德国与日本签署条约之前一直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获得了大量军事建议和军队训练方面的支持。然而，1937年后，德国出于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利益，转而支持日本，放弃了国民党政府。结果是，国民党转而求助于美国。虽然美国人在战争初期坚持中立，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的扩张开始影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特别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成为国民党最坚定的外国支持者。
因此，综观战争的不同时期，国民党政府至少需要培训和雇用三种译员：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德通译、30年代末的中俄通译和40年代初的中英通译。然而，在进一步探讨译员和场域之间的动态关系之前，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日本才是国民党在整个战争期间每天都要面对的国家。为什么这里不包括中日通译？
虽然关于国民党培训和雇用中日通译的信息很少，但掌握日语的人员无疑对国民党在战争期间的情报、外交和军事活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中/日应该是该场域中一个常用的语言对。数据的缺乏与日军的具体情况（在第四章中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军那里，中日口译是一个公认的职业，有各种各样的资料记录，包括政府记录、军事日记和个人回忆录。那为什么在国民党主导的场域中，中日通译的职位没有得到确立或承认？
语言能力是译员的独有资本。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考虑日语能力作为一种语言资本在该口译场域的相对价值。两个因素决定了它的相对价值：对该资本的实际需求和拥有该资本的主体的数量。这两个因素反映了布迪厄在讨论文化资本时的市场隐喻：当一种资本的供给超过市场需求时，它的价值就会减小；但是当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时，价值就会增加。虽然很难估计国民党对中日通译的确切需求，但与日本军队相比，国民党政府在语言上有优势，因为战争主要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因此，与日本军队不同，国民党政府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不需要依靠翻译来进行军事行动和补给。它对中日通译的需求主要是出于情报目的和与日本人进行政治谈判。
至于语言资本的供给，无论战前和战争期间中国的日语教育如何，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自20世纪初以来，有大量的中国人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中日通译可能的候选人有很多，特别是与其他语言对一比较，语言资本分布的广泛性更加明显。根据国民党教育部关于1929年至1937年间在海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的统计数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394—395），虽然中日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但仍有3483名中国学生留日。日本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大的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分别只有565名、1835名和590名。然而，比较上述国家政府资助和自费学生的数量后发现，由国民党政府资助的中国学生中，留学日本的数量最少，在这9年内只有75人。
国民党政府资助的留美学生人数最多（308人），其次是英国（188人）和德国（92人）。虽然这些数字并不专指译员，也不包括在中国接受外语教育的学生，但确实揭示了一些关于该场域中主体外语资本分布的重要信息，即掌握日语的主体人数超过了掌握其他外语的主体人数。国民党政府倾向于资助更多学生到日本以外的国家学习，这一事实也反映出它需要主体具备西方国家提供的知识和技能，包括日语以外的语言。
实际上，1937年以前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人数，只不过是国民党政府保存的官方统计数字，而实际数字肯定要大得多。例如，根据中日学生社团的数据，从1927年到1937年，每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平均有3344人；而有日本机构称，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37年，有11966名中国学生毕业于日本大学（Keishu，1983/1981：118）。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可以利用留日学生的语言资本，因为很多学生在完成学业并返回中国后在政府或军队中任职。这些学生中就包括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其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日本情报部门193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虽然国民党政府的45名主要成员中有14人没有留过学，但有18人（40%）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4人（9%）同时在日本和其他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6人（13%）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3人（7%）在其他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Keishu，1983/1981：122）。此外，在1900年至1937年期间，国民党政府几乎每年都派一批中国学生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军事训练，1900年至1911年派出665人，1912年至1927年多达908人（郭荣生，1977，引用于江新，2007：66）。在服务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期间，这些留日学生无疑可以胜任任何涉及中日口译的工作，无论是行政、军事还是联络方面。尽管这些语言资源很丰富便利，不排除有其他原因造成中日通译记录的匮乏，但很可能国民党政府并不觉得迫切需要将有限的战时资源投入培训或雇用中日通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