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1939年，战争在即，英国需要准备应对随之而来的语言沟通难题，但手头资源相对有限。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传统是将外国文化知识与外语专业知识相结合。与此不同，英国政府在备战欧洲战争时，为了应对语言问题，临时准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队伍，但这一举措基本上是无组织的。因此，在战争期间，英国若想要汲取关于盟国和敌国的文化知识，就必须依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壮大的文化交流网络和教育资源。然而，总体而言，在英国所掌握的外国文化知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与法国有关的知识，而英国与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联系较为薄弱，相关的资源也较为稀缺。英国教育体系中的涉及外国文化知识的课程及其教学方法往往不鼓励学生直接访问外国，而普遍要求学生通过学习20世纪前的经典文学来了解欧洲各国文化。

英国的教育体系呈现高度等级化，有机会学习外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奖励体系中，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在外国文化和知识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这使外语学科似乎成为了古典文学学科的分支。外语学科只有当被视为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同系学科来实行教学和考试时，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因此，在重要的公共考试体系中，语法学、语言学和古典文学都属于外语考试范围。一个人即使会说一门外语，或者在对应国家有过直接的生活经历，也无法得到奖励或鼓励。英国大众普遍接受了一种带有明显性别化特征的语言技能等级观念，而只有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才可能会对这种等级观念提出异议。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说一口流利外语或在国外有过成功生活经验的人能够得到的报酬很少，地位也较低。矛盾的是，在英国的教育体系中，外语师资已经被本土化和英国化了，而以外语为母语的人在英国几乎无法涉足大学外语系的管理层和领导层。在英国外语教学系统的核心，外国人被边缘化了，这与英国人所持有的“异类”（otherness）观念相呼应。英国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创造的许多流行语也都与“异类”这一观念有关。1939年，在英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是归化公民还是来自法西斯国家的政治难民都被当成了“异族”。为此，英国政府曾竭力将他们与本国人民隔离开来。

1939年初，英国劳动部开始编制一份外语人才总名单，以便在战争爆发后召集战时语言服务人员：

出生于英国并且值得信赖的人可能会希望加入这份名单……欧洲主要语言的人才资源确实重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把懂一门或多门小语种的人才召集起来。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两类人选：（a）妇女和不适合服兵役的男子……他们可以从事本质上属于文职的工作；（b）适合服兵役，并且希望将自己的外语知识用于特定用途的男子。 ²⁸

随着战争的爆发，英国当局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在选用人才时也会反复权衡以下因素：民族身份（“出生于英国”）与外国血统，以及情报安全（“值得信赖”）与对敌国文化的深入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对欧洲各国会产生各类军事作战或外交事务方面的需求，欧洲“大语种”和“小语种”的定义也将因此而发生变化。在军队中，女性和男性（包括现役军人和非现役人员）所承担语言任务的差异也将是影响军队外语人才招募和奖励制度的一个长期因素。如果说在1939年，英国政府还未了解到外语知识的“特定用途”，那么当英国开始经历这场国际战争的各个阶段（收集情报、实行政治宣传、会见解放区和占领区的平民等）时，外语知识的作用可以说就显而易见了。 KAA5n45AblGn2CwYwvZ7Kk7Moji+pevUWdL6kKcES9eNwIRzW7BztiV0TFfpCk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