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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对外语的态度基于一种传统的大众迷信，这种迷信将英国与外国划清了界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英国流行的间谍/惊悚小说所创造的外国人形象中，英国人通常被描绘成与刻板的邪恶反派做斗争的角色，而无论这群反派来自哪个国家或使用何种语言，他们都通常只被描绘成一群无差别的“异类”（otherness）：“他可能是法国人，也可能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或者是除英国人以外的什么人，但无论他到底是不是个坏人，他看起来都肯定坏透了。”在一款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纸牌游戏《塞克斯顿·布莱克：最伟大的纸牌游戏》（ SextonBlake：GreatestofAll CardGames ）中，互相对决的角色包括英国英雄（价值120分）、“黄祸”（Yellow Peril）（价值110分）、闪米特白人奴隶贩子的经纪人（价值60分）、狡诈的金融家（价值100分），以及意大利刺客塞萨尔·邦姆斯基（Cesar Bombski）（价值20分）（Kushner 1993：88）。尽管英国媒体、舆论和政界的立场不断变化，使大众迷信中的外国假想敌（例如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德国间谍）在不同时期略有不同，但在所有时期保持不变的是，所有外国文化都与某种英国观念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种观念的具体例子便是作家厄斯本所称的“俱乐部英雄”（Clubland Heroes），这些“俱乐部英雄”们基于其文化身份，显然不可能说英语以外的语言：“一个男人要么与你‘图腾'（totem）相同，要么不同。‘图腾'相同的男人们会加入同一个俱乐部，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不会为彼此的政治观点分歧而争吵”（Usborne 1983：98）。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将“外国人”从英国主流生活中剔除的做法也同样存在于外语教学的核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俄语（Muckle 2008：97）以外，英国各大学的外语系主要是由外国公民创立的。外语随后被确立为一门成熟学科，在地位上等同于古典文学学科。然而，外语学科地位的上升迅速导致了教学人员的英国化，即以英语为母语的本土讲师取代了大部分以外语为母语的外籍讲师。利物浦大学的一位知名西班牙语教授埃里森·皮尔斯（Allison Peers）认为，聘用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外语终于成为了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
在过去，杰出的西班牙人不遗余力地推动了西班牙语复兴，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感激。但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才能确保未来有更多的人学习西班牙语。这支教师队伍需要与学生们说相同的母语，这样才能理解这些学生在初学西班牙语时，或是在面临更艰巨的学习任务（如深刻理解西班牙的思想和文化）时必须克服的困难（Allison Peers 1929：viii）。
当外语学科的地位开始上升时，聘用外国教授的举措似乎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了。然而，目前，“英国的现代语言教学不断进步，达到了过去无可比拟的程度……对于外国教授来说，现在与过去不同了。在我们的大学里，现代语言教学不再是一个新兴行业了” 22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自私的信念，即英国人认为只有自身才能真正欣赏和理解英国大学的文化：“只有我们才了解自己的教育方法和要求，而几乎没有外国人通晓这些知识” 23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明显的民族偏好反映了欧洲大陆各国缺乏互利往来，例如，法国和德国的大学几乎不可能聘用英国人担任教职。然而，从根本上说，这其中还隐含了一种可能，即在英国的大学里，一个人是否以外语为母语，与其是否能从事严谨的外语学术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以英语为母语的应聘者往往需要“精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而“以外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明明会说自己的语言，但其职业却往往是历史学家、凯尔特学者或诸如此类的专家（在过去，我们可能还会加上‘长号手'或‘舞蹈大师'）” 24 。在这种观念下，任何完全由“外国人”组成的院系“在这个国家相当于开展一项灾难性的实验”，最好的办法是只聘用“一定数量的外籍讲师，但所有院系……均以英语教授和讲师为主” 25 。
如果说英国人在文化迷信中将自身与外国人隔离开来，甚至将“外国人”驱逐出英国教育体系，使其不能在英国教授自己的母语，那么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发生的一切导致“外国人”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出现了更明显的边缘化。二战爆发时，英国有约18000名意大利人，约55000名犹太难民（Sponza 2000：25；Kushner 1993：44）。随着各国正式宣战，无论是英国公众还是个人都对在本国居住的外国人产生了明显更大的敌意。这群如今被称为“敌国异族”（enemy aliens）的“外国人”在当时不仅被称为“异类”（other），而且被视为对英国人抱有敌意的外来者。他们在英国人眼里显得太过可疑，以至于其住所必须与本土英国人的社区隔离开来。在假战争（phoney war，战争时期并未真正交战的对峙状态）初期，英国政府对这类“异族”的政策是由内政部（Home Office）制定的。内政部正式建立了一个法庭制度，让“外国人”在受到拘留威胁时，有机会解释自己所处的特殊情况。然而，1940年春，英国发生了内阁危机，安全部取得了内政部在针对外国人的政策上的决定权，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政策争论的走向。一场受民众支持的新闻战迅速爆发，各家报刊纷纷强调这些外国难民可能带来的危险。许多英国媒体将德国人一致描绘成嫌疑犯，不管这些德国人的背景如何，也不管他们最初来到英国的原因是什么：“每个德国人都是间谍”“我要把我的德国朋友关起来”（Kushner 1993：87）。即使这群难民设法与当地居民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后者仍然怀疑他们是外国间谍：“我听说有一半的难民是危险分子—间谍、纳粹和诸如此类的人，我们永远不应该允许他们在这个国家自由活动”（Kushner 1989：118）。
甚至在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正式参战之前，英国民众就已经对意大利移民明显持有类似的敌意了。《大众观察》（ Mass Observation ）在1940年6月的《关于民众对意大利态度的报告》（ Report on Attitudes to Italy ）中记录了诸如“南蛮子”（wops）、“恶心的人渣—甚至不配被扔进垃圾桶”（lousy scum-not even fit for the dustbin）、“黄种人（yellow）” 26 等描述。新闻部部长达夫·库珀（Duff Cooper）还强调意大利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糟糕战绩，有意地煽动了这波反意情绪的浪潮。他的言论得到了大众媒体的热烈响应：
许多英国人想到意大利时，会立刻本能地联想到卡波雷托（Caporetto）战役，那是一场我们必须挽回的可耻溃败……（意大利人）在战斗时疲惫不堪，毫无斗志。他们唯一出众的是撤退速度……（意大利人的）历史是一部黑帮战争史。从历史上看，意大利人普遍具有背信弃义的劣根性（Sponza 2000：90）。
在这种新出现并不断恶化的紧张局势中，一个人如果说意大利语，就会被认为具有背信弃义的倾向，或对英国持有敌对态度。1940年6月10日和11日，在英国意侨的房产附近发生了骚乱和抢劫事件。面对这些事件，许多意侨商人的第一反应是从自己的商店中去除所有明显的意大利文标语，改用英文标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伦敦苏豪区（Soho）闲逛时注意到：
大多数（意大利商店）都匆忙给自己贴上“英国”的标签：意大利杂货店根纳利（Gennari’s）里外都贴满了印有“这家店完全是英国人开的”标语；意大利面馆……改名为“英国食品店”；还有一家餐厅宣称自己是瑞士餐厅，甚至一家法国餐厅也给自己贴上了英国的标签（Sponza 2000：80）。
一些难民在被英国政府拘留后提出上诉。难民组织在为他们提供支持时，也极力建议他们要讲尽可能流利的英语，以此证明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生活，同时也要说明自己欣赏英国文化的精髓，如体育锻炼和活动（Kushner 1993：85）。
1940年5-6月，一项针对难民的大规模拘留政策取代了最初的选择性拘留政策，结果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敌国“异族”人口以及六分之一的意大利社区都从英国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这些难民无论身份或政治派别是什么，都未能逃过一劫。例如，许多被拘留的意大利人实际上是在英国出生的，或者是已在英国长期生活的已被归化的英籍人民（Sponza 1993：127）。在马恩岛的一个拘留营中，80%以上的被拘留者都是犹太难民，他们显然是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才逃到英国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鉴于掌握外语技能的人才日益稀缺，一些拘留营让大量被关押的知识分子和教授讲授外语课程，这些课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不仅有汉语课程，还有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的所有语言课程”（Godshaw 2004）。然而，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拘留政策实属不明智之举，结果也适得其反。一位议员称之为“完全不符合英国作风” 27 的政策。被拘留者最早于1940年8月开始获释，到1941年2月，已有10000多名外籍人员获释。尽管如此，这些以外语为母语的人（也就是“真正的”外国人）确实曾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卑微的地位注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语言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在英国人的文化迷信下，这些“外国人”被英国社会驱逐，不得从事与自己母语相关的教学工作。他们被视为重要的外语人才资源，但更被怀疑为可能为英国带来严重安全风险的危险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