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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对其战争史的叙述具有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通常会采用一种“民族国家”的战争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外来性”（foreignness）被认定为一种不需考虑的既定因素，其性质也与战争史叙述的主题基本无关。在这类战争史叙述中，与外语相关的叙述多见于战后历史，且大多数是正面的，伴随着战后各国缔结的外交关系而出现（Roland 1999），有时也会为战后各国的外语教学提供实用性参考，例如美军在20世纪40年代所使用的交际外语教学法（Goodman 1947；Parry 1967）。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艾略特（Geoffrey Elliott）和哈罗德·舒克曼（Harold Shukman）所著的《秘密教室：冷战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Secret Classrooms：An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 ）（2003）是迄今为止对英国战时语言政策的唯一详细研究。该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并非语言本身，而是英国的语言培训计划对参训军人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传统上公认的观点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军队都具有语言民族主义倾向。然而，最近以来，研究20世纪前战争史的历史学家们开始质疑这一观点。例如，西尔维·克莱恩曼（Sylvie Kleinman） （2009）的研究指出，18世纪末起，法国军队中就出现了爱尔兰籍军人；阿迪斯·巴特菲尔德（Ardis Butterfield）（2009）则挑战了大多数研究英法百年战争的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观点：英国人都是只“讲英语”的人。这些将外语纳入历史研究的例子目前还比较罕见。总体而言，战争史学和冲突史学仍然基本上不涉及对外语的研究。西方历史学界认为，某个国家在与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群体开展相互合作或对抗的军事行动时，通常依赖单一语言进行交流，这种语言通常是具有主导力量的国家的语言，或者说至少是研究这部分历史的学者或战争评论家所使用的语言。
如果说战争史学家们对语言研究基本不感兴趣，那么可以说语言学家和翻译学者们却对战争和冲突越发好奇，后者尤其关注语言中介（口译员和笔译员）在军事局势中可能发挥的作用（Stahuljak 2000，2010；Simon（ed.）2005；Apter 2006；M.Baker 2006；Dragovic-Drouet 2007；Rafael 2007；Salama-Carr 2007；Inghilleri 2008，2009）。目前，大部分战时语言研究采用了三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研究语言中介是如何协助构建战争话语的，这类战争话语能够使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成为可能，并为战争提供支持。其中，蒙娜·贝克（Mona Baker）（2006，2010）研究了译者在构建战争叙事中的作用；维森特·拉斐尔（Vicente Rafael）（2009）研究了其所提出的美军语言“武器化”现象。第二种方法是集中讨论口译员/笔译员本身的作用，采用布迪厄式（Bourdieusian）的视角，关注口译员在战时社会和职业背景下所展现的形象（Inghilleri 2005，2009），或者基于证人证词的框架，以便更好地展现战时口译员与身边人的对话（Stahuljak 2000）。还有一些评论家采用了最后一种方法，即讨论口译员/笔译员的隐蔽性（invisibility）问题（Venuti2008；Inghilleri 2010；Tipton 2011），例如，有评论家认为，译员的这种隐蔽性体现了人们一种顽固而典型的观点，即拒绝承认语言中介的存在，否认这些在战争中站在本国军事机构与外国人之间的男性或女性“中介”的个体主观能动性。
在当代，有两种话语促成了口译员在战争期间的隐蔽性，一种来自聘用口译员的军事机构，一种来自口译职业本身。在当代军事机构中，口笔译工作通常会被视为后勤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中介成为了军用物资的一部分：“别忘了带你的装备……头盔、防弹衣……别忘了带你的翻译”（引自Tobia和Baker 2012：208）。出乎意料的是，专业口译本身的传统话语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否认口译员/笔译员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倾向。这种话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得到了发展和规范，其中针对任何口译员的首要道德要求是始终保持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在此背景下，无论是语言中介的具体化（作为军队后勤人员一部分），还是专业口译的范式（译员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都以不同方式促成了语言中介在战争和冲突历史叙述中的普遍隐蔽性。总体而言，上述关于战时语言中介的研究是以当代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少数军事部署为实证基础，而非基于早期的重大国际性冲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以肯定地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欧洲战场的历史催生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们在外交关系和“大战略”（grand strategy）层面研究了诸如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战时各国领导人相互交流的方式、战时战略以及此后冷战的起源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包括Reynolds 1981；Rothwell 1982；Stoler 2000）。有学者对欧洲战场前线的真实战役进行了研究，既从宏观角度描述了陆军或海军的活动，又从海、陆、空三军指挥官和参战士兵的角度对具体军事行动进行了详细探讨（包括Keegan 1992；Greene 1998；Messenger 1999；Kaplan 和 Currie 2000；Neillands 2001；Hastings 2010）。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史也研究出了丰富成果，内容涉及情报在英国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对密码学和密码破译相关历史的探索（包括Hinsley 等人1979-1990；Smith 2000），对战后历史的研究也提出了深刻见解，包括以下领域：盟军占领德国（包括Turner 1989；Bessel 2010）；战犯在纽伦堡（包括Norton-Taylor 1997；Overy 2001）和德国英占区（包括Dale-Jones 1990；Bower 1995；Bloxham 2001；Heberer和Matthaeus 2008）受到的审判和惩罚，以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得到的救济（包括Reinisch 2008；Gemie和Humbert 2009；Shephard 2010；Gemie，Reid和Humbert 2012）。
在“大战略”、武装冲突和占领区等领域以外，关于英国的“大后方”（Home Front）及其具有争议的“人民战争”（The People's War）的传奇故事也研究出了大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对闪电战（Blitz）、平民士气、公民自由、反犹太主义和“撤离”（evacuation）现象的研究等（包括Calder 1969，1991；Stammers 1983；Crosby 1986；Kushner 1989；Mackay 200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史学家一直在引导我们关注英国这段战争史所体现的性别化特征，他们致力于恢复妇女在战争中的地位，并挑战关于男性特质和战争的传统固有观念（包括Summerfield 1984，1998；Dawson 1994；Lassner 1998；Bourke 1999；Carpenter 2003；Noakes 2006），而战争史学家和研究集体记忆的历史学家则更多地关注这次战争留给我们的共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战争物质文化的产物，并在文学、电影和艺术中有所体现（包括Gledhill and Swanson 1996；Overy 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英国置于一场国际性冲突之中，波及了其全体国民，也引起了大批学者的关注。外交关系、“大战略”、军事作战、情报交流、战后余波、“大后方”以及战争带来的文化遗产都在不同程度上使英国人与“外国人”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英国所经历的这场欧洲战争而言，“外来性”是其主要特征，因为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需要与外国盟友并肩作战，共同对抗外国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国际性质，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种“外来性”在语言层面的影响却很少得到研究。许多二战史学研究都对战时英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英国人在开展战争活动时是用自身的语言与其他国家沟通的。如果这么说，令人困惑的是，英国的盟友和敌人为何都自觉进入了这个框架中，顺应了英国这种特定的语言偏好？
在英国的各类战争活动（例如英军与盟友和敌人沟通、会见解放区和占领区的平民、与战俘打交道、侦查战犯，以及为流离失所的外国人提供支持）中，英国人需要与不会说英语的人当面交流，这使得外语能力成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前线以外，战时语言的“外来性”也影响着英国人所截获的敌军活动情报，决定了英国人解释和理解这些情报的方式。要开展心理战活动，外语也至关重要。英国当局曾试图通过心理战鼓励敌占区人民反抗纳粹的压迫，以及鼓励敌国内部人民反抗纳粹政府。甚至在二战爆发前夕，对于即将兵戎相见的敌国，英国人所掌握的知识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英国政府从这些国家直接获取信息的能力。战争爆发前，有的难民逃到了英国，他们在英国的经历以及当地社区对他们的看法都体现了一点，即难民的外语、口音和沟通能力基本上决定了他们是受到当地人民接纳还是疏离。本书将论证的主题是，外语是决定英国战争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因素迄今为止被严重地忽视了。
然而，要研究外语在战争中的作用，还存在着一些方法论上的挑战。虽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档案非常丰富，但这些材料的结构（收集和组织方式）只反映了主流和发展中的学术研究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不足为奇的是，与在历史文献中的情况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档案中也没有关于英国战时语言“外来性”的描述。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邱园分馆（National Archives at Kew）的目录中，提到“笔译员”和“口译员”的文件不到170份。其中，26份涉及笔译员/口译员的业务要求，以及特定领域（如医院、战争罪审判等）译员的招募制度。在口译员/笔译员相关文件中，最大的一批是来自从敌方缴获的文件。这批文件与盟军的语言中介关系不大，而主要涉及敌军聘用的口译员/笔译员，其中60%的文件是希特勒的首席口译员保罗·奥托·施密特（Paul-Otto Schmidt）的述职备忘录。口译员/笔译员相关文件在档案定位上与敌方文件联系在一起，而“敌方”毫无疑问是一种具有嫌疑色彩的“外来性”的体现。安全部门（Security Services）档案中的口译员/笔译员相关文件在规模上仅次于这批文件，也同样与敌方文件相关。从这些关于被俘敌方口译员的档案中可以看出，语言中介的形象是边缘化的、不可靠的，而且可能是不忠诚的：
雅各布·甘珀（Jakob Gamper），别名乔治·维尼尔（Georges Vernier），瑞士人。他曾犯下轻罪，并于1944年在第戎（Dijon）被招募为纳粹德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SD）的一名口笔译员。他的贡献并不大。不出所料，这个人完全不可靠。据说他欺骗了上司，偷了他们的钱，最后逃走了（目录条目KV 2/555）。
阿瑟·戈登·佩里（Arthur Gordon Perry），别名威廉·戈登·佩里（William Gordon-Perry），英国人。1939年以前，他支持法西斯主义，并与德国情报局（German Intelligence Service）有联系，后来声称自己曾于1939年在布加勒斯特为英国情报局（British Intelligence）工作。他于1940年被德国人拘留，1942年获释，随后在德国外交部（German Foreign Office）担任翻译，并参与了德国政治宣传报《集中营》（The Camp）的出版工作，该报纸在英国战俘中发行（目录条目KV 2/619）。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被正式称为“笔译员/口译员”的历史人物常常被视为“外来人士”（outsiders），即一种边缘化的存在，也是被英国当局强烈怀疑有通敌之嫌的人。同时，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边缘化现象并不仅仅与作为个体的语言中介有关。在档案馆中，关于“外语”目录条目大约有359个，这里的“外语”档案指的是实际上用外语编写的材料，包括德军密码的破译信息、美国的外语报刊、伦敦流亡团体的外语期刊，以及供英国皇家空军（RAF）投放的法语小册子。因此，从档案馆的档案摆放的架构上看，外语档案大多被隔离在一个独立的外国档案区，而单列出来外语档案则显得有些可疑。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外语”相关档案，而去寻找英国与“外国”的必然联系，即英国参战者在战争中与外军产生的必然联系，那么很明显，战争档案确实有涉及外语。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冲突，将其视为可能促进各国相互联系的过程，即巴尔卡维（Barkawi）（2006：17）所称的世界政治的“融合”过程，而非视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对立的过程，那么我们在研究外语在战争中的作用时就得到了一条新途径。与其寻找与外语（如“笔译员/口译员/外语”等关键词）相关的具体档案，我们不妨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外语确实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发挥了作用，也是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军事战争的每个标准阶段（部署前、部署中、部署后），军队都会或明或暗地与“外国”建立联系，涉及的活动包括搜集和获取情报、选用语言中介，以及在外国战场建立驻地等。例如，为数百万军队登陆欧洲大陆（诺曼底登陆）而做的准备工作就是一项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工作。英国外交部为此成立了“词汇分委员会”（Vocabulary Sub-Committee），就盟军士兵如何有礼貌地与将遇到的解放区平民打交道提出建议。实际上，战争中的语言中介并没有像档案馆条目中的“口译员”那样处于边缘地位，而往往是紧密地融入了战争进程中，其实际职能是为战争的首要目标服务。
在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又称“政府密码学校”，Government Code and Cypher School，GCCS）的档案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语言中介是如何融入战争进程的。布莱切利园的所有情报工作都基于其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例如，1944年春，该情报局每个月翻译约18000份情报。实际上，情报分析部门和翻译部门之间的职能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及其从业人员也变得难以区分。
在战场上，外语的作用也明显体现在军队驻扎的过程中。例如，英军在占领德国后，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占领区，奉行“只使用英语”的语言政策。对于有意与当地德国人隔离开来的英军而言，这片区域为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驻地。档案中有真实证据表明：外语并没有如档案馆条目所暗示的那样处于边缘地位，而是与战争的主要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融入了战争的每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语深深嵌入到了战争进程之中，尽管从表面上看具有隐蔽性，这一点在相关档案，即亲自担任语言中介的人员的证词中得到了证实。帝国战争博物馆音频档案馆（Imperial War Museum's Sound Archive）的办馆宗旨在于“让人们回忆起一些事件细节和个人反应（这些信息可能没有以其他方式保存下来，但对于呈现或理解战争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 。在其馆藏资料中，有许多针对士兵的访谈录音，这些士兵都是已被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战场上担任过语言中介的人。 2 然而，在这些录音中，采访者倾向于探讨这些士兵分配到的一般军事任务，而非探讨外语在其职责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这些访谈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录制的。当时，博物馆认为公众可能对集中营、战争罪侦查以及战俘等话题更感兴趣，因此没有将外语置于访谈的重点。在访谈方式方面，萨默菲尔德（Summerfield）（1998：15）所提出的“反馈循环”（a feedback loop）以及汤普森（Thomson）（2006：245）所提出的“保持冷静”（composure）都强调了确定访谈框架的重要性，采访者需要请这些证人在特定框架内讲述经历并分享记忆。例如，2009年，采访者联系了一些曾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并要求他们具体谈论自己在战争中所经历的与外语相关的事件，从而为一本探讨该主题的书籍提供素材。当时，受访者都回忆说外语是其战争经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而这种回忆在博物馆早期的证词档案中并没有明显体现。这些战争参与者的声音有的收录于帝国战争博物馆档案，有的收录于当代录音资料。他们的声音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将不断回响，并启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各参战国而言，在战场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会面以及沟通显然是战争活动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战争史置于其所参与的欧洲战争的“外来性”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中，外语是战争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能够影响军队构成和军事部署，决定当地军民关系的性质，并直接影响军队在战后的占领和解放行动。本书即《战争与对话》并非一部完整描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期间外语发展史的著作，而是一系列关于外语在英国参与战争的关键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概述。本书章节大致按时间顺序组织，涵盖舆论和观念、情报收集、解放/占领以及战后余波。对于英国政府、军队和各国许多当地普通民众来说，这些战争活动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完全依赖于外语的。
第一章“备战：英国（人）和外语”探讨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展战争活动时所依据的语言基础。英国人对外国的看法与其关于外国的知识体系密切相关。英国大众对外语的“实用性”（usefulness）或相关性的看法促进了他们形成针对这些国家的特定观念，这些观念随后形成了英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框架。在战前英国的教育体系中，外语学科的地位较低，外语教学方法也潜藏着问题，这就意味着，当战争爆发时，英国当局将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难以找到具备熟练外语技能的英国人来完成军队在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任务。
第二章“情报译中求：刺探敌情”探讨了外语在英国的关键战争活动之一——情报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搜寻情报、了解敌人的意图及其可能采取的战略是英国战时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大部分原始情报材料都是“外国的”，即用外语编写的，需要翻译成英语才能成为可分析的实用数据。英军需要通过监听敌人的无线电台、截获无线电通信以及读取经破译的密码信息来获得敌人的情报，而这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一个前提——这些原始材料能被翻译成英语。若要通过与外国人当面交流（如审讯被俘人员、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从事秘密活动等）来获得情报，也需要应用各种各样的外语技能。
第三章“战时角色扮演：人力情报人员”研究了那些与敌人直接接触的男性或女性情报员的经历，他们在前线或监狱中担任审讯员，或作为秘密特工被派往敌占区。
第四章“口舌之战：以外语发动心理战”探讨了英国当局开展的游说活动，其目的在于说服欧洲国家敌占区的人们相信自己应该与英国并肩作战、继续抗争。这场心理战无论是采取令英国广播公司（BBC）从欧洲大陆以外发布广播的形式，还是采取在动乱的沦陷区和解放区实地进行宣传的形式，都明显地体现了外语的作用。情报活动和心理战在解放欧洲大陆和占领敌国的军事行动中达到了高潮。无论是从盟军可能访问的国家数量，还是参与作战的军事特遣队的规模上看，这项解放和占领的任务都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第五章“进攻欧洲大陆：解放与占领”探讨了英国人如何在语言和文化上做好准备以应对解放盟国和占领敌国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在德国英占区，英国当局发现不少特殊领域都需要外语专业人才的支持，其中之一是司法系统。追捕战犯并以公众可见且可接受的司法程序对战犯进行审判，这对于完成去纳粹化行动以及实现英国在德国英占区自由民主的目标都至关重要。
第六章“追捕战犯：战争法庭上的军事口译员”探讨了军事口译制度的发展及其在英占区的战争罪审判中所发挥的作用。到1946年春，英国法院预定审理的案件达500多起，而由纽伦堡审判开创的标志性法庭口译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如此之多的案件。因此，必须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口译模式，确保这些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其中，每名敌方被告应配有相应的口译员并能够接受正当审判。
战争结束后，那些在战争期间或之后流离失所的数千万人（估计高达六千万人）迫切需要救济和支持。第七章“英国人和战争受害者：为海外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救济”阐述了英国救济机构在战争救济任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并研究了救济人员当时是如何应对在当地所遇到的严重沟通困难的。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英国当局越来越意识到外语在缔造和平关系时所发挥的必要作用，尤其是在其与苏联（英国在非英语国家中最强大的盟友）开展合作时。
第八章“苏联盟友：冷战开启前夕”研究了英国对苏政策的发展，这其中既包括英军为满足与苏军共同攻占德国所带来的语言需求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也包括为应对战后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而迅速制定的国家语言政策，即为准备可能与苏联发生的战争而专门培训俄语人才的相关政策。
《战争与对话》的“结语”部分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言环境（即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期间的外语发展史）所引发的一些思考。英国有哪些人学习了外语，语言又赋予了这些人什么样的地位？对于一个掌握特定语言技能的人而言，其声望是否会受其阶级和性别影响？非英语国家的人要被归化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参与到英国的战争机器之中？对于英国人自身，以及那些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流亡难民来说，这种归化外国人的举措预期会带来什么结果，又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如果说将外语材料翻译成英语是战争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那么对于从事翻译的人以及最终收到英语译文的人来说，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掌握“将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一敏感而又充满矛盾的过程的？英国军队和救济人员在欧洲解放区和德国英占区建立了一些驻地，他们对语言（包括自己的母语和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态度是如何帮助他们建立这些驻地的？
然而，除了这些语言层面的问题以外，我们在开始研究英国在二战期间战争活动的语言环境时可能会遇到挑战，这使我们不得不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当前历史学已经充分讨论过的问题。例如，以往的情报研究往往忽视了外语在情报中的作用，而对这一方面引起重视能够使我们看到，外语是影响情报工作的过程和系统的另一层复杂因素，这层因素对情报信息的获取、转译分析以及解释的方式有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将语言政策视为德国英占区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能引导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英国人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在当地发生的军事/民事冲突的性质。对英国在战争期间的语言环境进行解读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针对这一时期政治、军事或外交的主要观点。相反，这些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场战争，并将其视为一场真正的国际性冲突以及一个多种语言的交汇点，其中，与英国人并肩作战或兵戎相见的大多是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士兵和平民，他们都具有一个特征——未必能够或愿意使用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