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战争和冲突不断。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冲突史。语言在解决冲突、缔造和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导致语言在战争研究中长期处于一种“缺席”状态。直到进入21世纪，学者们才开始关注语言（翻译）在军事冲突中的作用，并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Stahuljak 2000 ^[1] 、Baker 2006 ^[2] 、Rafael 2007 ^[3] 、Inghilleri 2008 ^[4] 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Mona Baker所著《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 ，2006），该书论述了翻译（译者）在建构战争叙事中的作用。2012年，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开始组织出版帕尔格雷夫“战争中的语言”研究丛书（Palgrave Studies in Languages at War），集中探讨语言在战争冲突中的作用。由Hilary Footitt和Simona Tobia合著的《战争与对话：外语以及英国在欧洲的战争活动（1940-1947）》 （War Talk：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British War Effortin Europe ，1940-47）（以下简称《战争与对话》）便是该系列丛书之一。

一、作者简介

希拉里·福蒂特（Hilary Footitt）是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现代语言和欧洲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首席研究员，现代语言大学理事会（University Council of Modern Languages）主席，英国语言学习协会（Association for Language Learning）理事。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二战期间法国与盟军关系以及英国外语学习策略。其代表性著作有《女性、欧洲和政治的新语言》（ Women，Europe and the New Languages of Politics ，2002）、《法国的战争与解放：与解放者一起生活》 （War and Liberation in France：Living with the Liberators ，2004）。另有相关论文刊发在《情报与国家安全》（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战争与文化研究学报》（ Journal of War and Culture Studies ）、《冷战史》（ Cold War History ）等刊物上。

西蒙娜·托比亚（Simona Tobia）是英国雷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二十世纪战争与冲突史研究（侧重文化方面），著有《美国广告：美国在意大利的信息服务（1945-1956）》（ Advertising America：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inItaly，1945-1956 ，2008），另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数篇。

二、本书主要内容

《战争与对话》一书以“二战”期间英国在欧洲参与的战争活动为考察中心，聚焦战争中的“外来性”（foreignness）因素，从语言的视角切入，重点探讨了外语在战争各个阶段（战前、战中、战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书认为，外语是战争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能够影响军队的构成和军事部署，决定战地军民关系的性质，并直接影响军队在战后对敌区的占领和解放行动。全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八章，各章节基本按战事发展顺序编排，内容涵盖战前的备战和情报收集、战中的心理战和对敌区的占领与解放，以及战后对战犯的审判和对难民的救济等。

在引言部分，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战争史研究和战时语言研究的现状，指出战争史和冲突史研究基本不涉及对语言的研究，而现有战时语言研究主要基于当代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少数军事行动展开，基本不涉及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早期的重大国际性战争。接下来作者对英国学界在“二战”史方面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外交关系和“大战略”、情报史、“大后方”及“人民战争”、性别化特征以及战争文化遗产等方面，而“二战”在语言层面的“外来性”尚未获得学界的关注，从而引出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外语在英国参与的“二战”欧洲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最后作者对本书的主要框架、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做了简要介绍。

一般而言，为了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参战各方都会在战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本书第一章“备战：英国（人）和外语”主要考察了“二战”爆发前英国在语言（外语）层面的备战情况。作者认为，英国政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所做的语言准备严重不足，导致战争爆发后难以找到具备熟练语言技能的英国人来完成军队在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任务，并从英国与他国之间的文化联系、英国外语教育以及在英外国人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证分析。首先，英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化联系紧密程度不一。在众多欧洲国家中，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最密切，法语也是英国普及程度最高的外语，而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则要薄弱得多，这些国家的语言在英国的普及程度也非常低。因此，在发生战争时，英国能从法国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而能够从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等其他欧洲国家获得的资源就十分有限。其次，英国的外语教育存在诸多弊端。一方面，英国的外语教育体系高度等级化，学习外语的英国人主要集中在占人口极少数的社会精英阶层，“外语无用论”的思想在英国普通民众中盛行，导致外语教育普及率非常低；另一方面，英国外语教育模式僵化。“二战”爆发前，英国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教学基本都采用古典文学教学模式，即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二十世纪前的经典文学来学习外语、了解外国文化。基于该模式而设计的考试制度将外语写作和阅读能力置于首位，而将口语与听力置于末位。当然，外语听说能力在英国不受重视，和英国民众的性别化语言技能观也有很大关系。英国人认为，沉默寡言是英国传统男性气质的体现，流利地说外语是一种女性化的低级思维活动，而用外语进行写作和文学研究则是男性批判性思维的表现。最后，在英外国人地位低下。“二战”爆发前，英国社会中弥漫着较浓烈的“排外”情绪。这点在英国外语教育领域表现为以外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被英国本土教师所取代，外籍教师在英国外语教学体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

对战争而言，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能在战前或战时搜集到关于敌方的可靠情报，就可以提前获知敌方的军事部署计划，从而先发制敌，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情报都是用外语编写的，必须翻译成本国语言后才能“为我所用”，这就牵涉到外语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即情报翻译问题。本书第二章“情报译中求：刺探敌情”主要探讨了“二战”期间英国在欧洲参与的战争活动中的情报翻译问题。根据情报来源不同，作者将战时活动中的情报分为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和信号情报（Signals Intelligence）两种，并着重探讨了这两种情报翻译模式下的译员招募方式、译员工作内容及流程、对译员资质要求以及情报翻译与情报分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由于通过开源渠道获取的情报材料并不涉密，所以英国当局在本土译员无法满足需求时会大量聘用外籍人员。相较于开源情报翻译，信号情报翻译对安全性的要求更高。对英国当局来说，不管是英国海岸线设立的监听站，即Y站（Y Station）的情报译员，还是英国情报机构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的情报译员，最重要的是对英国要忠诚，其次才是其工作能力。Y站情报译员的工作是使用无线电拦截敌方的通讯信息，将其破译后再用英语准确地复述出来。出于情报安全的考量，英国当局在招募Y站情报译员时优先考虑已经入伍的、会讲德语的英籍现役男性军人，其次是不直接参战的现役女性军人，最后才是德国难民或会说德语的外国人。与Y站情报译员相比，英国当局对布莱切利园的情报译员的要求更高。布莱切利园所有的情报译员都必须是在英国出生，且经过英国社会选拔体系筛选过的。由于布莱切利园的情报译员接收到的德语信息都是经过原始密码破译后的二手信息，其中有些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因此，情报翻译变成了一个处理语义残缺的文本的过程，译员必须将这些碎片化的文本置于其所处的更为宽泛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完成翻译。这就意味着译员在将文本和背景相关联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态度，这与传统的情报工作理念大相径庭。传统的情报工作理念认为，情报译员应该将每份文本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加以处理，这些文本不能受到其他参考文本或背景材料的“污染”（contaminate），译员只需对文本进行翻译即可，对情报的分析和解释应该由情报专业人员来处理。但在布莱切利园情报译员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由此还引发了布莱切利园的情报译员和情报分析员之间的一场争论。后来事实证明，布莱切利园情报译员开创的将情报翻译和情报分析融为一体的翻译模式是正确的，正是密码分析员、译员和情报分析员之间三方联动才使布莱切利园在“二战”期间获得了成功。

第三章“战时角色扮演：人力情报人员”讨论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时情报活动——人力情报活动。与开源情报和信号情报通过翻译获取信息不同，人力情报活动主要是通过情报人员与敌国或敌占区的人民面对面交谈来获取情报信息的，其成功与否的核心在于情报人员的“表演”能力，而情报人员的外语能力又是这场“表演”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作者在本章中主要探讨了人力情报活动中两个典型任务场景：审讯外国难民和潜在敌人，执行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的秘密行动。英国当局对参加这两项任务的情报人员的外语能力都很看重，但更强调他们对英国王室的忠诚。审讯工作一般在战场前线、战争罪侦查中心和英国当局设立的特别审讯机构进行。出于可信度的考虑，英国当局聘用审讯员时优先考虑会说外语的英国人。随着战争的推进，对审讯员的需求大增，英国当局开始聘用以外语为母语的难民担任审讯员。有些审讯员曾是被拘留的德国人，但他们在情报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是会说德语的英国人。这使他们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即不完全属于自己的祖国，也不完全属于新的东道主国，他们是“对英国忠诚的外国人”。与审讯员在英国当局控制的区域内工作不同，执行英国特别行动处任务的特工通常需要到敌国或敌占区开展“实地”工作。他们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外国人，在外国以当地居民身份“蒙混过关”，这就对他们的外语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与招募布莱切利园情报译员类似，英国当局一般从英国社会精英阶层或英国社会精英推荐的人选中寻找特工候选人，以确保特工绝对可靠。

第四章“口舌之战：以外语发动心理战”探讨了“二战”期间英国参与发动的两种心理战场景：英国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向欧洲民众发动的“空中”心理战和盟军在意大利发动的“实地”心理战，并阐述了外语在这两场心理战中发挥的作用。英国当局通过BBC用外语向欧洲民众进行广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宣传，旨在通过广播在敌占区人民心中创造一个“理想国度”（imagined community），以对抗敌方政府主导的政治宣传。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国当局对广播内容实施了严格管控，所有广播内容都必须由英国政府起草并审批，之后才能用外语传播出去，这使得外语成了英国政府向欧洲大陆各国表达其意志的一种工具。在实际操作中，每日播报的新闻文本需先以英语编写好，并在经过英国各相关机构审查后，才会被翻译成外语，再由以外语为母语的播音员播报。在这一过程中，英语占主导地位，其他语种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由此体现了一种英语与其他语言、英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不对等的话语权力关系。与英国当局通过BBC发动的“空中”心理战相比，盟军在意大利发动的“实地”心理战的形式则更丰富多样。盟军在进攻西西里岛时，就携带了两份文件并分发给西西里岛的意大利民众，告诉他们应该接受盟军对意大利的进攻和承认即将在意大利成立的盟军军政府。登岛后，盟军直接控制了意大利新闻和广播机构，然后通过心理战指挥部（PWB）搜集英语新闻，删除其中可能会对意大利民众产生负面影响的部分，再将这些经过筛选的新闻翻译成意大利语，然后免费发送给由PWB控制的意大利报纸刊登。同时，PWB还会派人开着装有扩音器的卡车到新解放的城镇和村庄，面向当地居民播放预先录制好的广播节目。为了保证宣传质量和效果，盟军通过经济手段加强了对传播媒体的管控，广播稿（包括非新闻和非政治性质的广播稿）必须经过PWB的审查之后才能对外播送。在战争过程中，PWB还通过创办和发行报纸、开设意大利单语电台、向平民和敌军空投传单等形式展开心理战。在空投的传单中，针对敌军的传单以击溃敌军军心为主，强调盟军的军事优势，指出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缴械投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后来事实证明，“传单运动”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随着战事的发展，盟军捷报频传，胜利在望。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盟军在占领敌国或解放敌占国之后，面对的将是大批操着不同语言的当地人民，他们该如何与当地人民沟通交流呢？我们可以在本书第五章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第五章“进攻欧洲大陆：解放与占领”主要讨论英国为应对解放欧洲和占领敌国给英军带来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所做的准备。为了帮助盟军解决军民会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英国当局为盟军印制了大量关于欧洲各国的便携式文化指南，内容涵盖各国的基本情况、当地行为指南以及当地常用短语和词汇。英国当局此举的目的并非要提高士兵的外语水平，而是教会士兵们一种超越语言的军民相处的模式：在面对被解放国家的人民时，要礼貌相待，用语得体；在面对敌国军民时，要敬而远之，保持距离，除了发布简短的对敌命令外，拒绝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与盟军士兵不同，民政事务官（Civil Affairs Officers）需要在解放区和被占领区人民中发挥更持久的作用。他们是盟军与当地平民之间的纽带，负责与临时政府打交道，在理顺军民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当局最初把熟练的外语技能作为民政事务人选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发现对于民政事务官而言，军事技能和实用技能更为重要。他们外语方面的不足可以通过与以外语为母语的人士合作的方式来弥补，这些母语人士的最佳人选是经过英国陆军选拔和训练的人员。尽管如此，掌握一定程度的外语技能对于民政事务官来说还是有用的，但不再是必备要求。对于大多数盟军而言，他们在占领敌国行动期间才与当地平民展开更为持久的接触。在占领初期，英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禁止盟军和德国平民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但这项禁令很快因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难以为继。随着禁令渐驰，盟军和德国女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所谓的“亲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在语言和物质上的不平等造成的。英国在占领德国后，在德国实行殖民统治。英国当局规定，英语为占领区唯一的官方语言，占领区内所有的公务活动必须以英语开展，作为被统治者的德国人需要全权负责翻译和理解英国当局的指示，并承担任何因理解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英国当局在德国英占区内为英国工作人员建立了一个“独立家园”，将英占区内的建筑和道路用英语重新命名，人为地将英国人和德国人在语言和物理空间上隔离开来。这种语言隔离政策使得在英占区内实施改革变得难上加难。

战争结束后，德国英占区政府决定通过司法程序对纳粹战犯进行公审，以赢得民心。在审判过程中，口译的作用巨大。本书第六章“追捕战犯：战争法庭上的军事口译员”讨论了德国英占区内的军事口译活动，具体涉及军事口译系统发展史、口译员在战争审判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对德国犹太难民军事口译员身份塑造的作用等问题。在英占区口译部队成立之初，由于英国当局对译员招聘设置了严苛的政治安全审查，加上当时给口译员开出的薪酬较低，很难招聘到合格的口译员。此外，英国当局也不大重视聘用译员的后续口译技能专业培训。总体而言，从最初建立口译部队到招募和任用军事口译员，都是德国英占区政府面对各种问题时所做出的一种必要的务实妥协。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IMT）采用同声传译的方式对主要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成功的法庭口译案例，也标志着口译开始朝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然而，纽伦堡审判虽然名噪一时，但实际上不具代表性，其工作性质与口译部队大多数译员在英占区进行的法庭口译有很大的差别。战争结束后，德国英占区对法庭口译的需求量巨大，而能完全胜任法庭口译的译员数量极为有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口译部队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口译工作制度，引入“口译大师”（Master Interpreter）这一职位，其职责是为口译员提供审判程序方面的指导，在法庭上对口译员进行现场“在职”培训，并对每一名参加庭审的口译员现场表现进行评估，定期向上级提交评估报告。有了这一制度保证，口译部队逐渐建立了一套口译员的等级体系，口译服务质量得到提升。后来随着英占区法庭口译员需求量的持续增加，英国当局适当降低了对口译员的安全要求，一批优秀的德国犹太难民也被吸纳进入法庭口译员队伍。对于这批难民口译员来说，会说德语成了他们被英国社会接纳的关键因素，语言在塑造他们民族和文化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中从来就没有赢家。“二战”结束后，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面对的都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欧洲和大批因为战争而背井离乡的难民。本书第七章“英国人和战争受害者：为海外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救济”主要论述了英国在战后采取的一系列救济行动，以及英国在救济行动中的语言规划问题。英国战后救济行动主要采取两条路径：一方面积极参与建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工作，另一方面协调众多志愿者团体，组建本国的人道主义救济网络。在救济行动中，战后救济人员的招募、培训和动员由英国当局统一负责，各个志愿者团体负责落实当地的工作。英国当局统一安排的培训工作，重点关注的是整个救济工作的管理及基础设施方面，基本不涉及针对救济人员的外语培训。志愿者团体则认为，语言技能对于实地救济工作非常重要，外语培训是救济准备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各机构在组织战后救济行动时变得越来越有“规划意识”，但至少在英国，官方“规划意识”并没有将外语考虑在内。就英国而言，似乎只有那些即将奔赴现场亲自为难民提供救济的人才能理解，外语对于战后救济是多么重要。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英国当局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英国与外国缔造和平关系的过程中，外语将发挥重要作用。本书第八章“苏联盟友：冷战开启前夕”主要研究英国针对苏联而制定的语言政策变化发展过程。在“二战”爆发前，英国教育体系中的俄语教学十分薄弱，学习俄语者屈指可数，英国外交部和武装部队也不注重士兵的俄语能力培养，导致战争爆发后，英军发现他们很难招募到接受过正规俄语培训的军官，来和苏联军方协调处理军事物资调配和情报共享等事宜。战争结束后，英俄两国以盟友的身份共同占领了德国，双方合作交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俄语翻译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为了满足这种语言需求，英国当局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措施之一是与英国大学合作联合培养俄语人才。此外，英国政府也开始鼓励更多的英国人学习俄语，并积极与苏联政府接触，希望两国能制定互惠语言学习政策，但未得到苏联方面积极回应。1944年8月，英国政府成立了外交部俄罗斯事务委员会（FOCR），目的是促进英国对苏联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战争结束后不久，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冷战端倪初现。英国的俄语教学原本是为促进英苏两国交流合作，后来迅速转变成为应对战争而教。语言培训成了英国紧急战备的一部分，以应对今后可能与苏联发生的战争。政府调整了负责军方语言培训的三军多语种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使其成为国防过渡协调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同时还要求各军种预估在“开战当天”和“开战后十二个月内”两个节点所需要的俄语和斯拉夫语专家的数量。为了弥补将来战时俄语人才缺口，英国政府决定尽快培养出一批在英国出生的俄语人才。于是，英国很快就成立了语言联勤学校（JSSL），统一管理全国的俄语教学，以国民预备役形式招募新兵，并从零开始培养他们。语言联勤学校主要培养两类俄语人才：一类是会议和法庭译员，另一类是情报译员。其培养模式是先由军方开展基础教学，再由军方委托的高校进行更高层次的专业培训。语言联勤学校俄语教学项目持续了10年，培养了约5000名俄语学员。该项目是英国当局有史以来实施规模最大、步调最为一致的国家语言政策项目，对俄语学习者的生活和职业发展以及对英国大学的俄语教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对书中各章节内容做了总结，提出希望通过将“外来性”置于英国战争经历的核心位置，以揭示语言在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最后指出，英国当局已逐渐意识到，如果英国想在战争中获胜，就必须加强外语能力建设。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21世纪的军事活动。

三、本书特色与价值

本书作为战争与语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具有以下特点和价值：

（1）结构清晰，编排合理。全书各章基本按战事发展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逻辑清晰。除了全书有引言和结语之外，各章亦有引言和总结，方便读者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该章的主要内容。此外，书末附有书中关键词索引，便于读者查找。

（2）视角新颖，史料翔实。首先，正如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所言，传统战争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对于战争中的“外来性”因素基本不予考虑，语言也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换言之，战争冲突史学基本不涉及对外语的研究。而本书以英国在“二战”时期欧洲战场的战争活动为对象，聚焦战争活动在语言层面的“外来性”因素，揭示外语在战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视角新颖，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广阔的研究空间；其次，本书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援引了大量真实例证和档案文献。这些例证和档案大都出自英国各大档案馆，出处均以尾注形式附于书末。据统计，本书所涉档案材料共370份，均为有据可查的一手资料，分别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帝国战争博物馆、丘吉尔学院档案馆、塞尔温学院档案馆等馆藏原始档案，其中既有纸质档案，也有音频档案。这些厚重翔实的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有了这些史料作支撑，本书的论证更加充分，说服力也大大提升。

（3）视野开阔，主题丰富。本书从外语维度对“二战”期间英国在欧洲战场的战事活动展开全过程（战前、战中、战后）研究，各章内容具体涉及军事学、语言学（语言政策）、情报学、翻译学、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研究视野十分开阔，研究主题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学理价值和借鉴价值。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说，本书的总体研究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语言在某个特定国家（英国）、特定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定战场（欧洲战场）中的作用的个案研究，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将该模式运用到其他国家参与的重要战争中，相信也能产出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次，从微观层面来说，本书每个章节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值得相关领域研究者深入研究，甚至我们还可以从某些章节中找出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譬如，我们可以就第四章中的“战争中的语言与权力”或第六章中的“以外语为母语的军事口译员的身份困境”等问题展开研究。

总之，本书为战争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对军事语言政策制定、军事和情报翻译人才培养及其相关研究都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最后，关于本书的翻译，从严格意义上说，本书属于军事著作，要做好翻译，要求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英语基本功，还要有较为丰富的军事知识储备。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译文来看，译者很好地将这两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译文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忠实地传达了原著信息，因此，本书可谓军事翻译领域的一部典范之作。

张旭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1] Zrinka Stahuljak.2000.'Violent Distortions:Bearing Witness to the Task of the Wartime Translators'. TTR:Traduction,Terminologie,Rédaction 13 (1):137-51.

[2] Mona Baker.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3] Vicente Rafael.2007.'Translation in Wartime'. PublicCulture 19 (2):239-46.

[4] Moira Inghilleri.2008.'The Ethical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Geo-Political Arena:from Iraq to Guantánamo Bay', Translation Studies 1 (2):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