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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了一个监听处（Monitoring Service），负责对敌国、中立国和盟国电台的公开广播进行监听、翻译和报道。随着敌国开始行动，这项监听工作对盟军情报活动显得越发重要。1939年末，监听处每天截获总长约25万单词的广播信息，并向军情七处（负责审查、监听外国媒体并分析其宣传信息）、军情九处（负责援助法国抵抗运动、制定撤离计划）、军情五处（负责反间谍活动）以及外交部、信息部、海军部、空军部等部委报告。在这项工作的早期，外国广播是情报信息的绝佳来源：
当时，处理广播信息是一项不错的工作，因为我们可以从完全公开的来源中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完全不需要破译……就是单纯地从大量公开发布的长文或者短文的字里行间中提取有用的事实（Renier和Rubinstein 1986：43）。
战争接近尾声时，监听处每天可以截获到共约125万单词的信息，涉及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葡萄牙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荷兰语、芬兰语、阿拉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等30种不同语言（Calkins 2011：1-22），每天将约30万单词的信息翻译并抄录成英语（Goodman 2009：119）。高峰时期，在负责监听、记录和翻译广播信息的监听处，仅信息接收部门（Reception Department）就聘用了约350名员工，每年经费支出约为15万英镑（Calkins 2011：7）。据曾经在此部门担任打字员的埃尔西·布雷克（Elsie Blake）回忆，她每天要装订150份资料摘要，分发给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 3
为了招募更多人员来工作，监听处甚至专门投放了广告，寻求外语专家。当时刚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毕业的贝蒂·诺特（Bettie Knott）就是根据英国大学招募局（Universities Appointment Bureau）刊登的一则广告前去应聘的，这则广告要求应聘者具备大学学位、双语能力和打字技能。她回忆说，面试官当时请她坐在一台打字机前，先是给她读了一段法语新闻，然后又读了一段德语新闻：“他一边读，我一边打字，然后他要求我把打字的内容翻译出来”（Renier和Rubinstein 1986：16）。对于从事监听工作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能够理解各类主题的外语信息，并将其用英语呈现出来：“不言而喻，只有那些对相关国家的语言和传统具备所谓‘深厚背景'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标准”（Renier和Rubinstein 1986：82）。除了对特定频段进行监听，监听员也在“放哨”，也就是在尝试捕捉随时可能播出的任何内容。监听员就像巡回监听器一样，不断调频，以期意外发现有电台正在广播有价值的内容。例如，马丁·埃斯林（Martin Esslin）曾经调到一个当时正在播报德国高级司令部每日公报的电台（Renier和Rubinstein 1986：69）。监听员的工作条件艰辛，他们需要长时间不间断地收听广播，并且总是在有静电和其他干扰的环境下工作，这些都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困难。一份内部备忘录就提到了新员工所面临的压力：
前提条件是，第一……要相信情报是能够被监听到的……第二，要树立志在必得的信念……必须要有背水一战的顽强意志，坚信这项工作肯定行得通……监听到的音节数量越少，出错的几率就越大。如果只监听出6到10个音节，那针对这些信息可能会有很多种推测；而如果监听出三四十个音节，那出错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这份工作是令人痛苦的，但也有其吸引力（Renier和Rubinstein 1986：78，79）。
在这种高压下监听广播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挑战。不久之后，大多数英籍新员工在这项语言挑战下都显得无力招架，尽管他们在应聘时都表现出了熟练的语言技能。从广播监听活动中得到的情报属于开源情报，而不属于秘密或隐蔽的情报。因此，与在信号情报活动中相比，在这类活动中聘用外籍人员所产生的安全隐患要低得多。于是，监听处开始聘用外籍人员，这些人员主要来自20世纪30年代因纳粹迫害而逃到英国的难民群体。外籍应聘人员首先要接受安全审查，之后接受测试，以确定其是否适合从事监听工作。例如，马丁·埃斯林（Martin Esslin）是一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难民，于1938年从奥地利来到英国。他记得自己曾被聘为西班牙语广播的监听员，虽然他实际上坚持认为，与德语、法语、匈牙利语和意大利语相比，西班牙语是他学得最差的语言。他认为，他的西班牙语考试成绩最好是因为当时的西班牙语考试被安排在第二天，而在当天考试之前，他整整一上午都在收听欧洲新闻台（European Service）的简报，于是已经能把当天的新闻背下来了（Renier和Rubinstein 1986：60）。随着在监听处工作的外籍人员越来越多，像贝蒂·诺特这样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通常会有工作上的调动，即从负责直接监听广播调到负责编辑由外籍监听员翻译而成的英语文件。
监听处最先设于伊夫舍姆（Evesham），随后迁至凯文舍姆（Caversham）。随着时间的推移，监听员们调侃道，监听处仿佛变成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杂牌军”，周边居民对此也逐渐司空见惯：“只要看到了一群奇怪的人在驻足等待，很快就能看到车站的标志”（Renier和Rubinstein 1986：92，97）。当地英国人对于在监听处工作的外国难民通常是抱以惊奇的态度，会对他们奇怪的轮班时间和定期洗澡的奇怪癖好议论纷纷，但并不会带有排外情绪。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曾怀疑道：“当地警员似乎偶尔会来找我们的房东，小心地询问我们是否与希特勒有过通讯。” 4
监听员的工作是监听、抄录并翻译新闻简报和谈话。鉴于手头材料的体量较大，他们只能重点筛选出与情报特别相关的发言或事件，总结要点，然后立即转送汇报。在这种情况下，监听员本身就充当了一手情报的筛选员和分析员。他们使用一种“闪记”（flash）监听技术，即把所听到的内容即时地在脑中翻译出来，然后把可能最关键的要点速记下来（Renier和Rubinstein 1986：63）。
勒克斯·富特米勒（Lux Furtmiller）将BBC监听处描述为一个“学习社区”（Renier和Rubinstein 1986：92）。毫无疑问，这种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指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对翻译问题的学习和认识。对于这些负责监听和翻译情报的语言中介而言，关键在于他们是否用概括性的英语译文传达了广播原文的意思，而这一点通常存在争议。这些译文最终都是面向英语国家读者的。那么语言中介除了向读者提供译文本身，还应在多大程度上向读者传达原文的表达方式，以及有助于读者理解敌军态度和思维方式的细节信息？有的监听员“并不赞同译文‘平铺直叙'，主张更多关注重要广播中的修辞风格，这些人也在建议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Renier和Rubinstein 1986：80）。恩斯特·贡布里希认为，理想情况下，监听员应该充当一线情报的分析员，并根据尽可能广泛的背景信息来决定所监听到的情报最终是否会对情报收集人员有用：
情报信息是否以一种比较简洁并且适合引用的表述传达了人们本身就熟悉的观点？……对于不常接触纳粹思想相关表述的读者，这些情报信息能否让他们形成对纳粹思想的清晰认识（Renier和Rubinstein 1986：10）？
人们感觉到，情报接收方在阅读经过筛选和翻译的情报信息时，通常并不怎么理解这些情报是如何被翻译出来的：“在英语编辑和行政人员中，有些人不太懂外语。他们必须明白的是，‘一字不落'地翻译并不等于单纯逐字地翻译。如果真如他们所想的那样，那译员不过是一部会走路的词典”（Renier和Rubinstein 1986：92）。
开源情报涉及多种外语，而且源自收听效果较差的外语电台，这使监听处难以聘用到大量英国本土人员。鉴于需要收集的情报材料并非机密，因此当局开始招募外籍人员，即以外语为母语的人员。这项举措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安全风险。贡布里希回忆说，当时只有一名德籍监听员被拘留，因为“据称有人看见他在画我们监听室的草图” 5 。该起案件的安全隐患明显很小，所以这名监听员很快就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