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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英国必须从潜在的敌国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从而了解其思想、活动和计划。情报活动——既包括情报收集的手段，也包括情报收集的产物（即情报本身）——被提上了国家议程。当战事迫在眉睫时，掌握敌情，进而先发制敌，就成为英国战时工作的主要任务。关于英国情报机构尤其是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即政府密码学校，后者简称 GCCS）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经有很多相关著述（可参阅：Hinsley 1979-90；Lewin 1978；Welchman 1982；Hinsley 和 Stripp 1994；Patterson 2008）。然而，其中没有任何文献谈到了笔者所提及的情报的“外来性”，即大多数情报最初都是用外语编写的，必须翻译成英文才能成为有用的情报材料。例如，沿英国海岸线分布的监听站通常会截获外语信息，并对其进行准确记录和翻译，但正如某监听员早前所述：
我们终于监听到了德国飞行员与地面站之间的无线电通话信息，正准备为此感到振奋时，却因为部队里没有个人的德语能够达到听懂通话内容的水平而心灰意冷（Clayton 1980：29）。
布莱切利园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1944年春，仅其海军情报部平均每月就要翻译18000份情报，每值班八小时就要翻译约433份情报。 1 陆军/空军情报小组配员约550人，专门处理经过加密的外语材料，每天连续24小时轮班工作（上午8点至下午4点、下午4点至晚上12点、晚上12点至上午8点）。此外，战俘审讯工作也产出了不少文件和报告，使需要翻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多。海军情报部门需要处理的德语文件数量从1943年1月的1000份增加到了1944年7月的10000份，意大利语文件数量从1943年1月的约500份增加到了1944年夏季的4000多份。 2 法国解放后，新增需要处理和翻译的德语文件重达十吨。因此，翻译对于理解无线电情报、分析破译后的信息，以及从截获文件和审讯报告中提炼信息等情报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掌握敌情必然意味着理解敌人在说什么，然后将其翻译成英语。
然而，翻译既无法自动完成，也并非一个透明的过程。在原文和译文之间，隔着语言学家所称的“翻译区”（the Translation Zone）（Apter 2006）。这块区域不但难以处理，还会在情报和国家安全方面引起一些特别敏感的问题。有哪些值得信赖的人员能够接触这些机密的情报材料？他们又如何将其翻译成英语，从而让其他人清楚地理解情报的含义，获得情报的价值？翻译是一个将外国文本转换成“我们的”文本的过程，这个过程归化了文本的“外来性”（foreignness），剔除了其本质上具有的“异类”（otherness）特征，因此可以说是在提倡某种文化狭隘主义（Venuti 2008），而不是在关注我们未知的（或者用情报行话来说，难以预测的）问题，即敌方可能开展哪些战争活动。情报翻译与情报分析之间的界限是不断变化且模糊的，比乍看起来更难界定。本章着眼于战时情报活动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都依赖于翻译）：一是开源情报，二是来自“Y站”（Y stations）和布莱切利园的信号情报。本章还考察了战争期间情报机构招募译员的方式，这类译员作为语言中介的工作经验，以及情报翻译与情报分析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