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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睡意弥漫的下班时分，和往常一样。2018年4月5日星期四，离下午6点只剩几分钟，卢拉研究所一间间隔断的办公室里，员工们正合上抽屉，关闭电脑。在一间房门紧闭的小会议室里，前总统迪尔玛·罗塞芙（Dilma Rousseff）正与塞阿拉州民主工党（PDT）参议员锡德·戈梅斯（Cid Gomes）和劳工党（PT）主席、巴拉那州参议员格莱西·霍夫曼（Gleisi Hoffmann）喝着咖啡，聊着天。卢拉的两位律师瓦莱斯卡·特谢拉（Valeska Teixeira）和克里斯蒂亚诺·扎宁（Cristiano Zanin）
向留下的几人道声晚安，然后便离开了。扎宁身形瘦高、举止优雅，像教堂里担任侍祭
的孩子，他镇定地向人行道上等候的众多记者保证说，如果法律得到遵守的话，卢拉不会被立即逮捕：
“即使按照二审后提前监禁（prisão antecipada）的强盗逻辑，也应当遵守阿莱格雷港联邦地区法院之前的决定，即逮捕必须在该审所有上诉均被驳回后才能执行，而目前还没到这一步。”
研究所内气氛并不紧张，而是一种忧郁的等待。为防止卢拉在上诉全部驳回前遭到逮捕，前总统的辩护律师数次申请人身保护令，但当天凌晨，最高法院以6比5再次否决了律师的申请——决定性的一票由罗莎·韦伯（Rosa Weber）法官投出。大家担心这项决定将导向最坏的情况，那个令人害怕的结局：巴拉那州州府库里蒂巴的联邦法官塞尔吉奥·莫罗（Sergio Moro）宣布逮捕卢拉。
那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从法律角度严格来说，最高法院下达决定后，逮捕令随时都有可能宣布，但大家普遍认为，没什么理由立刻宣布。在圣保罗南区紧邻伊皮兰加博物馆的那栋带附间（puxados）和地下室的两层小楼里，人们推测莫罗会等到下周初再发布逮捕令。可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来自里约州劳工党的参议员林德伯格·法里亚斯（Lindbergh Farias）持不同意见，他刚和刑法学家、瓦加斯基金会法律教授塞尔索·维拉尔迪（Celso Vilardi）会谈过，不久前才赶来这里。维拉尔迪的看法与研究所中绝大多数人不同。参议员转述维拉尔迪的话说，逮捕令已近在咫尺，甚至在他话音未落之时就有可能宣布。
卢拉却不这么认为，他确信自己不会在监狱里度过周末。他离开二层的办公室，走下旋转楼梯，来到一间有两张沙发和磨砂玻璃墙的小客厅，并叫来他年轻的助手、昵称“马尔科拉”的社会科学家马尔科·奥雷利奥·桑塔纳·里贝罗（Marco Aurélio Santana Ribeiro），请他打电话给莫伊塞斯·塞莱尔热斯（Moisés Selerges）。塞莱尔热斯是德国后裔，身材精壮，总是剃光头、穿着夏威夷式彩色印花的衬衫。他今年五十二岁，人生中有三十五年都在梅赛德斯—奔驰工厂当卡车底盘喷漆工。他是圣保罗ABCD工业区 [1] 金属工人工会会长，和卢拉十分亲近。
卢拉背朝研究所大门坐着，在简短的通话中对好友说，他预计自己下周才会被逮捕，所以拜托莫伊塞斯周六一早在工会“偷偷摸摸”办场烤肉派对，邀请一小帮朋友，大家“吃着肋排、喝点小酒”放松一下。在一旁等待通话结束拿回手机时，马尔科拉瞥见瓦莱斯卡和扎宁两位律师折返了回来，脸色苍白地走进大门，他顿感意外。瓦莱斯卡抢在丈夫之前，拿出手机展示UOL网站上即将传遍全球的头条新闻：“莫罗宣布逮捕卢拉。”律师夫妇早已习惯于法院人所共知的低下效率，他们没想到阿莱格雷港联邦第四地区法院，即人们所说的TRF4
的法官们会以破纪录的速度，在当天下午就通过程序，授权莫罗发布逮捕令。判决书已在网上公开，其中最后三段里，这位法官把法律赋予被告的权利说成是“特许”：
至于已定罪的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考虑到其曾担任的要职，在此特许其于2018年4月6日17点前自愿前往库里蒂巴联邦警察局投案，并就此开始服刑。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使用手铐。
投案的具体细节，由联邦警察局特派员、巴拉那州联邦警察局局长毛里西奥·瓦莱舒（Maurício Valeixo）直接与辩护团队商定。
在此说明，鉴于犯案人员曾担任的要职，已为其在联邦警察局总部内提前预留一房间用于前期服刑，房间类似高级囚室（Sala de Estado-Maior），前总统将与其他犯人相分隔，绝无遭受身体或精神侵害的风险。
塞尔吉奥·费尔南多·莫罗
库里蒂巴，2018年4月5日17:50:10
四年前，以莫罗领导的所谓“洗车行动”（Operação Lava Jato）
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而今随着卢拉逮捕令的宣布，莫罗本人正式确立了他在这场震动中的主导地位。借助骇人的宣传机器，此前不过是巴拉那州一位乡巴佬法官的塞尔吉奥·费尔南多·莫罗，摇身一变成了超人和民族英雄；四十五岁的他用刺耳的声音吹嘘称，自己领导了一场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腐战争。在电视黄金档的聚光灯下，在每周杂志的封面上，莫罗数算着他领导的“洗车行动”已判决了近百名涉案者，其中有政治家、承包商、大型国有集团的总经理和董事长、银行家、企业家、广告商、美元兑换商，甚至还有被行动流弹命中的无名百姓。刑期加在一起有好几百年。这位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向企业家、律师和警察发表演说的年轻法官自豪地宣称，他已签发一千余份搜查令，此举将为国库缴回“超过40亿雷亚尔的贿款”
。
莫罗及其检察院中的追随者的狂热尚未止步于此。法律中以利于侦破抢劫、强奸等极恶劣罪行为初衷设立的“污点证人”（colaboração premiada）制度
被“洗车行动”利用，从而再添一件恶行——举报常态化。一代代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没有谁比告密者、叛徒、奸细、二五仔更加卑鄙可耻，对这类人的称呼没有一个字是好听的。大众憎恶告密行为的普遍观念可以在承包商马塞洛·奥德布雷希特（Marcelo Odebrecht）2015年发表的电视演说中得到印证，那是他在“洗车行动”开始之初的某次亮相：
“在我的资产中，有一些价值，包括道德价值，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在家里，当我的女儿们彼此争吵、打闹的时候，我会问：‘看看，是谁干的好事？’……而相比做错事的，或许我会更严厉地批评告密的孩子……”
这个糊涂商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道德准则，它虽然牢固，却并非永恒。他本人最终还是向“洗车行动”中被捕者所戏称的“天鹅绒刑棍”
屈服了——那是对军事独裁时期审讯政治犯的刑具的戏谑引述，即受审者要么招供当局想听的情报，要么就得付出代价。独裁时期，这代价甚至是生命；而在“洗车行动”中，则是面临无限期羁押的风险。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向暴力屈服。有且只有劳工党内的一些积极成员顶住了压力——例如党的财务主管、银行家若昂·瓦卡里·内图（João Vaccari Neto），即便家人受到迫害，他在被关押的两年期间也从未开口。本书作者曾与奥德布雷希特公司的一位高管有过简短的谈话，并承诺将其姓名保密：
“为何您被关押了那么久？他们指控您什么罪？”
“什么罪都没有。我被关着，只是因为我供词里没有对卢拉不利的内容。等发现我真的不了解任何能用于控告前总统的信息之后，他们就打开牢门说：‘你可以回家了。’”
若以巴西司法体系中慵懒官僚团队的标准衡量，卢拉逮捕令签发前各项决定的下达速度快得惊人，让人不禁怀疑三级审判法庭之间是否早有串通。多亏投票决议和发送公函都有精确的电子记录，我们得知最高法院以6比5否决卢拉人身保护令的时间是这天凌晨0点48分。几小时后，天刚蒙蒙亮，巴西利亚方面的决定已经呈现在阿莱格雷港联邦第四地区法院的电脑上。就在当天，准确说是下午5点32分20秒，法院秘书利泽利亚·扎尔诺拜（Lisélia Czarnobay）向库里蒂巴第十三联邦法庭发送公函，授权后者发布逮捕令。下午5点50分10秒，庭长塞尔吉奥·莫罗法官宣布逮捕卢拉。因此，从公函送达库里蒂巴算起，莫罗在接到授权和下令逮捕卢拉之间仅用了短短17分50秒，打破司法档案通常在巴西法院抽屉中沉睡数月甚至数年的惯例，完成了一项值得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举。
扎宁带来的消息让人手足无措，研究所所长保罗·奥卡莫托（Paulo Okamotto）、卢拉的助理保罗·安德烈（Paulo André）、前众议员克拉拉·安特（Clara Ant）、前部长保罗·万努基（Paulo Vannuchi）和圣保罗州劳工党众议员维森蒂尼奥（Vicentinho）聚成一圈，站在走廊里商议如何是好。马尔科拉独自走到有硬质塑料家具点缀的室外空地，打电话把消息告诉塞莱尔热斯，商议改变计划。电话另一头，这位金属工人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把卢拉带到这里来。工会是唯一能保证他安全的地方。千万别留在研究所或者回他自己家，把他带到工会来。”
马尔科拉回到屋内，把情况告诉了预备役陆军上尉瓦尔米尔·莫赖斯（Valmir Moraes）。法律规定，巴西总统卸任后有权配备一支由八名预备役军人组成的安全卫队，而此人正是卢拉卫队的队长。经过短暂而紧张的讨论，大家决定一同前往圣贝尔纳多·多坎普，只有锡德·戈梅斯除外，因为他还有一小时便要乘飞机返回福塔莱萨。这位塞阿拉州参议员来圣保罗的短暂行程未能如愿：他尝试说服迪尔玛代表塞阿拉州竞选参议员，那里的民调显示，前总统的支持率能达到70%。她需要立刻做出决定，因为离更改参选选区的法定期限只剩下两天。迪尔玛婉拒了这一诱人的邀请，因为她已决定代表自己的家乡米纳斯吉拉斯州参选——而六个月后，她将在选举中以难以置信的第四名落败，得票低于三位名不见经传的政治局外人。
面对库里蒂巴传来的消息，卢拉还没想好如何应对。他像往常一样用手指拨弄着八字胡的尖端，聆听在场者的意见。莫赖斯凑上前，几乎在他耳边悄声说：
“总统先生，外面乱七八糟的。我们走吧，待在这儿不安全。我们得赶在有人挑衅或者搞出什么事端之前离开这里。”
研究所外，战争似的氛围仿佛预示着接下来四十八小时将发生的情况。除了一直站在人行道上的几名记者外，许多人聚集在路面狭窄而倾斜的波索阿莱格雷街上，既有好奇的围观者，也有报社、博客平台、广播台和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直播。一大群“摩托领客”（motolinks），即载着摄影师的摩托车在人群中间来回穿梭，等待拍摄前总统的画面。摄影师们有的在地面上，有的在摩托车座上，有的爬上面包车车顶，还有的在空中，坐在环球电视台（Globo）、旗手电视台（Bandeirantes）和记录电视台（Record）的直升机里，所有人都把镜头对准了卢拉研究所半地下的车库大门，卢拉应该会从那里出来。
受网络、广播和电视新闻的吸引，支持和反对逮捕卢拉的群众纷纷在研究所门前聚集，人流堵塞了交通，引来一阵汽车鸣笛的交响曲，打搅了街对面圣卡米洛医院里患者的宁静。卢拉的车队没有从众人蹲守的正面车库驶出，而是走了贡萨洛·佩德罗萨街的另一个出口，那里距研究所大门约有一百米。这时，莫赖斯上尉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当五十六岁的小企业家卡洛斯·阿尔贝托·贝托尼（Carlos Alberto Bettoni）看到参议员林德伯格·法里亚斯、圣保罗州劳工党州议员埃米迪奥·德索萨（Emidio de Souza）和塞尔希培州劳工党前联邦众议员马尔西奥·马塞多（Márcio Macedo）出现在研究所门口时，他从一群反卢拉示威者中跑出，用手指着三位政治家，高喊着“卢拉是贼！卢拉是贼！”并冲了过去。劳工党的行动者们将他团团围住，有人朝他脸上打了一拳。贝托尼身体一歪，失去平衡，脑袋撞上了一辆堵在路中间的自卸卡车的保险杠，随后倒在地上，头部流血，昏了过去。等他恢复意识起身后，人们将他搀扶着送到旁边的医院，医生确认是轻微的头外伤。这起事件最终导致袭击者——附近小城迪亚德马的前市议员、昵称为“劳工党的马尼尼奥”的曼努埃尔·爱德华多·马里尼奥（Manoel Eduardo Marinho）和他儿子莱安德罗被预防性拘留十二天，并受到谋杀未遂的指控。
要从研究所到二十公里外的工会，卢拉一行人的小车队在“抓贼！抓贼！”的叫喊、人群投掷的鞭炮和反卢拉团体一路的木棍敲击中行驶。无数新闻报道，还有围绕着车队的“摩托领客”和新闻车辆的喧闹声引来大批群众围观。为了摆脱尾行和挑衅者，莫赖斯命令司机、伞兵中尉卡洛斯·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Carlos Eduardo Rodrigues）改变路径。原计划是沿伊皮兰加博物馆公园侧面的纳扎雷大街行驶，然后汇入安谢塔公路，但现在车队突然右转，朝里卡多·雅弗特大街方向一路高速驶去，不一会儿就开上了宽阔而繁忙的伊米格兰特公路。看起来，这番操作成功甩开了绝大部分尾行的记者。
卢拉坐在黑色雪佛兰欧米伽轿车后座上，有深色窗玻璃保护着，他对街上的喧嚣和似乎贴着车顶飞行的直升机螺旋桨无休止的叭叭声并不在意。他平静地同卫队成员谈论着路线变化，并且由于对手机一窍不通（他或许连如何自己打电话都不会），卢拉请求莫赖斯替他打几通电话。他和女儿卢丽安（Lurian）以及几个儿子——人称“小卢拉”的法比奥·路易斯（Fábio Luís）、马科斯·克劳迪奥（Marcos Cláudio）、路易斯·克劳迪奥（Luís Cláudio）和桑德罗·路易斯（Sandro Luis）一一通话，向每个孩子简单说了刚刚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去工会的路上，到了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并希望孩子们不要担心，因为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通话间，卢拉时不时接到政治家和好友的电话，他重复着刚和孩子们说过的话：到了工会，他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一辆黑色福特福克斯紧跟在卢拉座驾的车尾保险杠后，里面载着里卡多·席尔瓦·多斯桑托斯（Ricardo Silva dos Santos）、埃德松·莫拉（Edson Moura）、里卡多·梅西亚斯·德阿泽维多（Ricardo Messias de Azevedo）和米萨埃尔·梅洛（Misael Melo）几名士官，他们都是卫队队员。陪同卢拉离开研究所的一行人驱车跟在两辆卫队车后面，其中一辆车载着无地农民运动（MST）的几位领导人，若昂·佩德罗·斯特迪莱（João Pedro Stédile）、吉尔马尔·毛罗（Gilmar Mauro）和若昂·保罗·罗德里格斯（João Paulo Rodrigues），他们打电话号召积极分子前往工会。当车队抵达通向圣贝尔纳多的环路时，莫赖斯上尉才发现改变路径并没有起到作用。或许是得到飞行员和直升机上记者的指引，几十辆没熄火的“摩托领客”和装有车顶天线的面包车早已在小达维德·卡皮斯特拉诺·达科斯塔医生立交桥下等候了。
从伊米格兰特公路到工会所在的约翰·巴索街，那五公里路程简直是场马拉松。摩托车在圣贝尔纳多狭窄的街道上穿梭逆行，骚动引来更多人在路边驻足。多数人因卢拉被捕而欢呼。摩托车手大笑着煽动人群：“是卢拉！卢拉在这儿！卢拉被抓了！”更激进的示威者已无法自制，不仅辱骂，还用巴西国旗的旗杆敲击车顶，喊着粗话。在前两辆车上，六名携带自动手枪的前总统卫兵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雪佛兰欧米伽轿车里的卢拉看起来却很平静，他与莫赖斯和罗德里格斯交谈，接打电话，仿佛这场席卷街头的旋涡与他无关。
夜幕已经降临，事态却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卢拉的支持者占领了工会所在的街区，罗德里格斯不得不缓慢驶过一连串人墙，才把车开到大楼入口。数百名工人、工会领袖、积极成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来自各州的政治家为卢拉让开道路，然后立即堵上了这栋五层大楼的所有出入口。卫队剩下的两名卫兵——中尉罗热里奥·多斯桑托斯（Rogério dos Santos）和士官埃利亚斯·多斯雷斯（Elias dos Reis）已经在工会等着卢拉了。
热情如火的人群齐声高呼：
“不要投案！不要投案！不要投案！”
联邦警察战术行动队（COT）的特警列队站在两百米外，保持着不失谨慎的距离，同时又明显能让示威者察觉到他们的存在。与包围建筑物的群众相比，特警数量并不多，大概只有几十人，但看起来威胁十足，随时准备战斗。他们身穿卡其色迷彩服，戴着头盔和巴拉克拉瓦头套——一种忍者似的黑色面罩，手持德制HK417突击型步枪，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使用的枪械完全相同。
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无家可归工人运动（MTST）领袖、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领导人之一吉列尔梅·博洛斯（Guilherme Boulos）在傍晚6点左右得知逮捕令发布，当时他正好抵达瓜鲁柳斯的孔比卡机场
。他刚结束了一场东北部的政治巡回，在那里讨论了当年10月大选中作为总统预备候选人的相关事宜。他决定去卢拉研究所看看，但在路上接到了马尔科拉的电话，告知前总统已前往工会，让博洛斯也去那里。
降落圣保罗时，博洛斯原定的目的地也正是ABC地区。他本来计划参加当天下午由无家可归工人运动的“无畏人民”占领队组织的一场集会，而此时已经迟到了。这支占领队由八千个无家可归的家庭组成，他们占领了圣贝尔纳多斯堪尼亚工厂前方一片六万平方米的土地，在那里用尼龙布扎营生活了六个月。那个周四下午的集会是为了庆祝并组织群众胜利撤离：为换取民众撤离这块建筑商的地皮，圣保罗州州长、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的热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与博洛斯签下协定，承诺为扎营的无家可归工人建造并交付两千四百间住房。
在路上，博洛斯给无家可归工人运动的另一位领袖若苏埃·罗沙（Josué Rocha）和占领队协调员安德烈亚·巴尔博扎（Andreia Barbosa）打了电话，请他们向集会群众提议：大家共同前往距营地仅一公里的工会。
“这条逮捕令蛮不讲理、荒唐至极！完全是政治监禁！”博洛斯在通话中喊道，“大家都得去圣贝尔纳多，去捍卫民主。我们不会任由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提议向群众传达后，全场爆发欢呼以示同意。几分钟后，人流将本就交通混乱的安谢塔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一路朝卢拉所在的、已成堡垒似的工会涌去。营地只留下了老人、带婴儿的妇女和行动不便者。博洛斯赶到工会时，已有大约五千人聚在那里，其中有活动家、工人，劳工党、无地农民运动和无家可归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挥舞着红旗，喊着口号：
“不要投案！不要投案！”
“围住！围住！不许抓人！”
“卢拉不出来！警察别进去！”
得知莫罗发布逮捕令后，劳工党领导的劳动者统一中心（CUT）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声明，号召会员前往工会门前坚守。“我们必须继续抵抗，保卫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声明中写道，“捍卫卢拉就是捍卫民主。”算上工会周边街道上的金属工人和积极分子，估计约有一万人愿意在那里露宿，等待卢拉做出决定。
尽管入口处布设了严密的安全围栏，工会内部依旧人头攒动。老一辈的金属工人回忆说，即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ABC地区罢工活动的巅峰期，也从没在工会里见过这么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家、活动家和积极分子蜂拥而至，和知识分子、电视与电影艺术家、修女、说唱歌手以及无数记者、摄影师挤成一团。单单一个“自由记者”新闻网（他们自称是“一个没有老板、上司、主编、营销和审查的团体”）就往这栋房子里派了多达十八名年轻人，负责用手机拍摄一切。他们拍下的每一幕都被立刻传到网上播出。在新闻吸引下，时不时还有不知从哪冒出的流动商贩，叫卖印有“给卢拉自由”的旗帜、T恤和鸭舌帽，或推着小车卖矿泉水、椰子水、冰镇啤酒，烤制大众熟知的“猫肉小串”
。
在场者将卢拉请到二楼，人们最后达成的唯一一个决定是，卢拉将在工会过夜。强壮的莫伊塞斯·塞莱尔热斯负责为前总统临时安排住宿。在地下室木纤维板墙和狭窄的灰色走廊组成的迷宫尽头，有一间常人很难找到的屋子，塞莱尔热斯铺设了床板、双人床垫，拿来枕头、条纹床单，还有一条印有蓝色和绿色花朵的棉被。这位工会活动家还去前总统的公寓收拾了两套衣服，装进棕色的小塑料箱里。在与卧室相连的房间的桌子上，摆着火腿奶酪三明治、罐装饮料、啤酒和水。
关于那项最艰难却又最重要的决定——如何回应逮捕令，在最亲近卢拉的政治团体中显然存在分歧。参议员林德伯格·法里亚斯、格莱西·霍夫曼，陪伴卢拉长达三十年的律师路易斯·爱德华多·格林哈尔希（Luiz Eduardo Greenhalgh），以及活动家若昂·佩德罗·斯特迪莱、吉列尔梅·博洛斯等人都认为应该直接无视莫罗的逮捕令，从而将问题抛给对手。在他们看来，要义在于“抵抗”。他们断定执法部队绝不可能疯狂到屠杀包围工会的民众，然后逮捕卢拉。抵抗派认为，事件僵局会成为全球新闻，这正好给了他们向全世界揭露莫罗、检察院及联邦警察迫害卢拉行径的机会。这一想法来自劳工党的两位领导人，同时也是国内最重要的社会运动——无地农民运动和无家可归工人运动的领袖，但瓦莱斯卡和扎宁两位律师听闻后还是十分惊讶。尽管他们在国内外都坚定宣称卢拉是“法律战争”（lawfare）的受害者——这是司法领域的新造词，将“law”（法律）和“warfare”（战争）结合在一起，形容以不正当手段利用法律玷污对手声誉或否定其论点——但夫妻二人明白，若不遵从逮捕令投案，莫罗必定会将卢拉列为逃犯，从而宣布执行预防性拘留，这样再想为前总统申请人身保护令便几乎不可能了。
投案还是抵抗，这一核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经验丰富的瓦尔米尔·莫赖斯上尉像惯常那样保持沉默，没向任何人吐露想法，只是忧心忡忡地听着讨论。他知道联邦警察没有能力和足够的训练来驱散人群，因此担心冲突会演变成屠杀，毕竟一颗HK417步枪的子弹就足够击穿五六人。圣保罗军警也处于警戒状态，只是并非所有人都知情。
距工会不到一公里外，防暴部队已在安谢塔公路菲奥伦特·埃莱娜神父立交桥环道附近的一片小树林中隐蔽待命，队员分别坐在四辆灰色大巴车、两辆“鱼骨头”军车和两辆俗称“骷髅车”的装甲车上。这支能上战场的军警部队配有凶猛的罗威纳犬和德国牧羊犬，手持橡胶子弹步枪和催泪弹发射器。只要圣保罗指挥部一声令下，他们便能驱散工会门口不肯离开的人群，然后强行开路，让联邦执法员进入大楼将卢拉逮捕。埃米迪奥·德索萨察觉到防暴部队在周围大批集结的迹象，心中起疑，便给州政府民事办公室主任萨穆埃尔·莫雷拉（Samuel Moreira）打电话询问情况。主任给了肯定答复，表示军警已按联邦警察局的要求待命，而由于司法命令的存在，假如遭遇抵抗，防暴部队有理由采取行动。
夜深了，工会和周围的街道却愈发拥挤。莫罗给出的二十四小时正一点点流逝，而在场的每个人似乎都不知道僵局会如何收场：卢拉会做出抵抗，还是平静地向警方投案？前总统察觉到莫赖斯的忧虑，将他拉到一旁，在耳边交代的两句话似乎表明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莫赖斯，我不会投案。他们不是发了逮捕令吗？那就让他们来抓我。”
随后，他叫来埃米迪奥·德索萨，悄声委托他带两名律师——里约州劳工党众议员瓦迪·达穆斯（Wadih Damous）和联邦特区劳工党前众议员路易斯·卡洛斯·西格马林加·塞沙斯（Luís Carlos Sigmaringa Seixas）与联邦警察商议逮捕自己的条件和方式。西格马林加是政界知名的“唯一一个三次拒绝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巴西人”，他在八个月后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一小时后，三人抵达拉帕区一幢灰紫色大楼，这里是圣保罗联邦警察局总部。局长迪斯尼·罗塞蒂（Disney Rosseti）和另外三名警员已在那里等着他们。双方的谈话很客气，但没有实际结果。劳工党的三位代表解释说，卢拉不打算自行投案，希望警方前往工会逮捕他。罗塞蒂感到担忧：
“我们收到了逮捕令，要去执行。我们希望动静越小越好，所以最好是请他自愿来这里。而且逮捕令上也明确写了，要他向联邦警察投案。”
德索萨打断了他：
“罗塞蒂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卢拉不会离开工会，自愿到这儿来投案。”
警察局局长不失礼貌地坚持道：
“请他自行前来是对大家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也不想让警员为难，我们只希望执行逮捕令的动静越小越好。”
西格马林加和达穆斯也插话道：
“他是共和国的前总统，不该被置于尴尬耻辱的境地。让他蒙羞，我们决不会接受。”
警官安抚他们：
“我向各位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羞辱，比如戴上手铐之类的。”
三人确信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便向罗塞蒂告别：
“我们现在回工会去，向卢拉总统说明您提的条件。明天下午5点之前，我们再和您联系。”
即便得知了三名劳工党代表从警察局带回的消息，面对唯一重要的问题——最后要不要抵抗，卢拉和他身边的政治家、活动家，还有不肯离开街道和工会内部的群众仍然彻夜想不出答案。时间来到凌晨，疲惫蔓延开来，政治气氛似乎缓和了些。因担心出去后第二天早上挤不进大楼，几十人就在地板上睡觉，用背包或者成摞的旧报纸当枕头。一些政治家回到了他们在圣保罗的家中或酒店，另一些别无选择，只能在离工会两个街区的一家评价很差、房间狭小的破旅馆过夜。卢拉下到地下室的临时住处，用附近公共浴室的喷头洗了个澡，刷了牙，躺在床上睡着了。显然，他睡下时也不知道醒来该做什么。为安全起见，也为了确保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留下影像记录，从卢拉担任总统时就跟随他的摄影师里卡多·施图克特（Ricardo Stuckert）被安排在卢拉床边的沙发上过夜。
[1] 即圣保罗大ABC地区（Grande ABC），位于圣保罗都市圈（RMSP）东南部，是传统的工业区。“ABC”名称的来源是组成该地区的几个重要城市的首字母：圣安德烈（Santo A ndré）、圣贝尔纳多·多坎普（São B ernardo do Campo）和南圣卡埃塔诺（São C aetano do Sul）。也有人将另一座城市迪亚德马（ D iadema）包括在内，这样便成了“A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