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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深陷战争之困境，只能依靠单边信息，过于挨近那些已然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重大变故，对正在被塑形的未来没有任何把握。那些压到我们身上的印象有何意义，我们形成的判断有何价值，我们对此都感到无比困惑。我们不禁感到，从未有过一件事，可以摧毁人性的共同财产中如此多宝贵的东西，可以困扰如此多最为清醒的理智之士，可以如此彻底地贬损崇高。科学女神本身也失去了其不偏不倚的公正。那些苦大仇深的仆人们从她那里寻求武器，用来与敌人斗争。人类学家急迫地宣称战争是低劣而堕落的，精神病学家们给出了敌人的心灵疾病的诊断。然而，或许我们对当下这些罪恶的感受太过强烈，以至于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将之与其他时代的罪恶进行比较，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那些时代。
那些没有直接进行战斗的人们——没有成为巨大战争机器的螺丝钉——可能会感到毫无方向，自己的能力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我认为，他们会需要一些指示，尽管很微小，但这些指示能让他们至少在心里找到一点方向。我要挑选两点因素，非参战人士正是因此在精神上感受到痛苦。与这两点做斗争、处理它们实在是艰巨的任务：这场战争所唤起的幻灭感，以及这场战争（如同其他每一次战争）迫使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发生的转变。
我说起幻灭感，每个人都立马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必多愁善感也会发现，在人类生活的经济学方面，痛苦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会谴责战争的手段以及战争的结果，并且渴望着终止一切战争。毫无疑问，我们会告诉自己，只要各个国家所处的条件依然差异巨大，只要不同国家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评估依然差异巨大，只要分隔不同国家的仇恨在心灵中的代表依然具有如此强大的动力，那么战争就永远不会终止。我们在此发现的是，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的战争、肤色不同的种族人群之间的战争——甚至是欧洲那些文明欠发达或者文明已丧失的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将在今后一段时间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导。但是，我们自己依然可以怀有其他一些希望。人类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白人身上，众所周知，白人操心着全世界，他们的创造力不仅体现在控制自然的技术的进步上，也体现在文明中艺术和科学的标杆上。这些白人建立的具有世界统治力的各个大国，我们曾经抱以期待。我们期待，这些人能够发现另一种平息误解、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这些白人国家都为个体设定了较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倘若个体想要参与社会，那么他的生活方式必须遵循这些准则。这些准则常常过于严苛，对个体有着大量要求——高度自制，极大程度上放弃本能满足。最重要的是，个体被禁止在与同胞的竞争中利用谎言和欺骗的方式赚取巨大的利益。文明国家都将这些道德标准视为其存在的根基。只要有人试图损害这些标准，国家就会严厉出击，并且国家常常会宣称，让这些道德标准接受批判性思考的检查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国家本身尊重这些标准，不会对此提出任何反对，因为这种反对有悖于国家本身的存在根基。当然，我们也会观察到，这些文明国家中还残留着另一些人，他们通常不受待见，因此只是被不情愿地，甚至不完全地接纳到文明的共同事务中——那些只有他们适合的事务。但是人们会认为，这些伟大的国家本身会理解彼此的共同之处，会接纳彼此的差异之处，以至于不会像古典时代一样，将“外国人”和“敌人”统一为同一个概念。
无数男女正是依靠这些文明民族的统一性才能远离故土，以他乡为家，将自身的生存交付给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动。此外，一个人只要不是迫于环境压力而只能停留在一处，就可以受益于这些文明国家的优势和魅力，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广阔祖国，他可以在那里不受阻碍，四处走动。如此，他可以享受蔚蓝的大海、灰色的天空、皑皑白雪覆盖的山峦、青草遍地的牧场、北方森林的魔力、南方植被的壮丽，那些曾发生过伟大的历史事件的风景会触动人们的心弦，那未受触碰的大自然也会发出沉默之声。这片新的祖国成了他的博物馆，里面满是珍宝，那是文明人类中的艺术家们相继在数个世纪中创造并留下的。当他在这座博物馆的橱窗前徘徊时，他会不偏不倚地感受到，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鲜血、历史的进程、祖国的特殊品质在他的同胞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完美。在这里，他会发现那些冷酷、正直的能量发展到了最高点；在那里，他又会发现最美丽、优雅的艺术；在其他地方，他还会发现秩序和律法，正是这一切使得人类成为地球之主。
我们也不能忘记，文明世界的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为自己创造出自己的《帕那苏斯山》和《雅典学院》
。从各个国家那些最伟大的思想者、作家、艺术家当中，他可以挑选出一些他认为在他所享受的领域中、在理解生活方面最为杰出的人们，他会跟那些不朽的古人一起，跟那些熟悉自己语言的人们一起，去崇敬他们。在他看来，那些伟人不再因为讲另一种语言就是外国人——那些在人类激情的领域探索的人们、那些沉醉于美学的人们、那些强大而又警醒世人的先知们、那些辛辣的讽刺作家们，他们也都不再是外国人。如此，他绝不会谴责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背叛了自己心爱的母语。
对文明之间的共同之处的这些享受，时不时会被一些警告的声音干扰。那些声音说，古老而传统的差异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即便在同一个社会中也是如此。我们拒绝相信这些声音，但是倘若战争真的爆发，我们该如何描绘它呢？自从古希腊同盟议会宣称联盟的任何城邦都不允许被摧毁、任何橄榄树都不允许被砍伐、任何水源都不允许被阻塞，我们一直将战争视为一个展示人类之间礼仪进步的机会；我们将战争描绘为骑士之间的互相决斗，只要一方取胜，争斗便终止，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那种对于最终结果毫无益处的痛苦，只要有一方从竞争中退场，那么他就可以完全免于伤害，而及时前来救助的医护人员也是可以免于伤害的。当然，最需要得到考虑的还是那些非战斗人员——妇女不会参与战争，儿童在长大之后也应该成为双方征求和平的朋友和帮手。此外，一切国际事务和机构，也就是和平时期人类共通的文明的体现，也应当得到维持。
即便这样的战争会导致剧烈的恐慌和痛苦，但这种战争不会摧毁人类群体中个人、民族、国家之间发展起来的那些伦理关系。
于是，我们所拒绝相信的那种战争爆发了，它带来一种幻灭感。不仅是因为这场战争比曾经的战争更为血腥、更为暴力，也是因为攻击和防御的武器都得到了巨大的完善；这场战争至少像之前的战争一样残暴、无情、难以宽恕。它无视一切所谓的国际法的限制，而国家在和平时期都会遵从这些限制；它无视了伤员和医护人员的豁免权，无视了人群中平民和军人之间的差别，无视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要求。它在一种盲目的狂怒中摧毁一切挡道之物，仿佛即便战争结束了，人们之间也不再有任何的未来与和平。它切断了不同民族之间共通的纽带，有可能留下一份仇苦作为遗产，使得那些纽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恢复如新。
此外，这场战争还揭示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文明国家彼此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如此之少，以至于一个国家可以用仇恨和厌恶来对抗另一个国家。诚然，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尽管长期以来都体现出了对人类共同体的重大贡献，但仍然免不了广泛地不受欢迎，以至于其他国家试图将其排除出文明社会，将其视作“野蛮”。我们期望，历史的公正会证明，我们用其语言在书写、我们的同胞在争取胜利的这个国家，其实是侵犯文明律法最少的国家。但是，在此刻，有谁能在自己的案情中扮演自己的法官呢？
人民或多或少是由其国家代表的，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由统治人民的政府代表的。个体公民在这场战争中可以惊恐地说服自己——和平时代他也会偶尔想起——国家禁止个体做一些错误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想要抹除这种事情，而只是想垄断这件事，比如盐和烟草。交战的国家允许自己所进行的每一种恶行、每一种暴行，其实都是个体所不齿的行为。国家在对抗敌国时不仅仅在用一些“计谋”，也在用一些刻意的欺瞒——甚至在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战争。国家向其公民要求最大程度的服从和牺牲，但同时又将他们视作孩子，对他们过分地保密，对各种意见表达和新闻进行审查，于是那些被压制的理智之士的精神无法抵抗一切事态的转变、一切邪恶的谣言。它免除了对其他国家的保证和条款，反而无耻地承认了自身对权力的渴望和贪婪，于是个体只能以爱国主义为名对其进行制裁。
国家免不了犯错，这一点无可厚非，因为不犯错可能会让国家陷入不利。一般来说，个体遵循道德，限制自己的粗暴、野蛮行径，这会给自己带来不利；但国家很少能为个体补偿他所做出的牺牲。人类集体中的个体之间的道德约束的放松，必然会导致个体道德感的败坏，这一点丝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的良心并不像伦理老师所教导的那样是一种正直的法官，反而仅仅来源于“社会焦虑”，别无其他。如果社会无法再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对罪恶的压制也就终止了，人们便会犯下残酷、欺诈、背叛、野蛮的罪行，这些罪行与文明程度如此不相容，以至于我们都觉得这些罪行是不可能的。
我所说的文明世界的公民们，处在这样一个对他来说越来越陌生的世界里，或许会感到非常无助——他那伟大的祖国解体了、国家的共同财富被废弃了、他的同胞们在彼此分离，彼此贬低！
然而，我还是要说点什么，以此来批判他的失望。严格来说，这种失望是不合理的，因为失望其实摧毁了一种幻觉。我们喜欢幻觉，因为幻觉可以让我们免于那些令人不悦的感受，反而让我们享受到满足。那么，当这些幻觉与现实的一部分撞击在一起，甚至与之相抵触时，我们便不能去抱怨。
这场战争中，有两件事激起了我们的幻灭感：国家在内部关系中显得像是道德标准的捍卫者，在外部关系中却又展现出极低的道德；作为最高人类文明的参与者，个体展现出了一种残暴，甚至人们都难以相信这样的行径。
我们从第二点开始，试着用几句话来阐释我们要批判的观点。事实上，我们是如何想象一个个体发展到较高的道德水平呢？第一个答案非常简单：他从一出生开始便具有美德和神圣。我们不在此进一步考虑这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意味着，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发展过程，并且我们可能会假设，发展其实就是在教化和文明环境的影响下去除个体邪恶的人类倾向，代之以良善的倾向。倘若事实如此，那么令人惊讶的一点是：邪恶应当会以强大的力量再次出现在以此方式成长起来的人身上。
然而，这个答案也包含着我们要反驳的观点。事实上，“去除”邪恶是不可能的。心理学，或者严格来说，精神分析的研究反而展现出，人类最深的本质包含着一些本能冲动，这些冲动是根本性的，在所有人那里都非常类似，它们寻求着某些原初需求的满足。这些冲动本身非善非恶。我们可以根据它们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要求之间的关系，将它们和它们的表达形式加以分类。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所视为邪恶的一切冲动——我们可以将自私和残酷视为典型——都是这种原初冲动。
这些原始冲动在成人身上激活之前，会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些冲动会受到抑制，会转向其他目标和领域，会混合在一起，转变其目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转回其本身的拥有者。对某些冲动的反向形成可能会以欺骗的方式改变冲动的内容，比如自我中心转变为利他，残酷转变为怜悯。这些反向形成之所以会促成，是因为有些本能冲动几乎在最初就是以成对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外行的公众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这种现象被称为“爱恨交织”。最容易观察到也最好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往往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精神分析还要补充一点，即这两种对立的感觉常常也可以将同一个人当作其对象。
只有当所有这些“冲动的命运”都被超越了，我们才能说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了，如我们所知，这些冲动其实不适宜被划分为“好”或者“坏”。一个人很少是全好或者全坏的；他通常在一段关系中是“好的”，而在另一段关系中则是“坏的”，或者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是“好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坏的”。有趣的是，幼儿期那些预先存在的强烈的“坏”冲动，常常就是成人时一切朝向“好”的倾向的基础条件。那些被大家认为“自我中心”的孩子们长大后可能会成为社会中最乐于助人、最会自我牺牲的成员；我们中的大多数感性主义者、人性之友、动物保护者，可能都是从轻微的施虐狂和动物虐待者中演化出来的。
“坏”冲动要经过转化，需要两个在同一方向上运作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内在因素即爱欲对于坏（比如自我中心）冲动施加的影响，这种爱欲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就是人类对于爱的需求。自我冲动中由于混入了爱欲的部分，便转化为社会化的冲动。我们将被爱评估为一种优点，为此我们情愿牺牲其他优点。外部因素则是由养育者带来的，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并且环境的直接压力也会在之后延续这一因素。文明只有通过放弃冲动满足才能获得，反过来文明也要求着每一个新生儿做出同样的放弃。纵观个体的生命历程，其中存在着一种持续的替换，即内部强迫对外部要求的替换。文明的影响导致自我倾向通过混入爱欲元素而持续不断地转变为利他和社会倾向。最终，我们可以假设，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每一种内部强迫，根源上（也就是在人类历史的根源上）其实都是一种外部要求。当今出生的孩子带着一种遗传组织，这种组织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倾向（先天素质），即自我中心转向社会冲动的倾向，而这一先天素质很容易被激活，而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此，人类不仅仅受制于当下文化环境的压力，也受制于祖先的文化历史的影响。
倘若我们说人具有的那种将自我冲动在爱欲影响下转化的能力是一种“文化易感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确证，这种易感性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则是在生活历程中习得的，两部分彼此的关系以及二者与冲动的部分（一直不变）之间的关系是多变的。
总的来说，我们给了先天部分太多重要性，相应地，相比于冲动生活这部分（依然保持原始），我们就可能低估了“对文化的易感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误认为人类比其实际上要“更好”。这是因为还有一个元素在混淆我们的判断，并且将这个问题篡改到一个有利的方向上。
当然，我们还未观察到其他民族的本能冲动。我们只能从他们的行径上进行推测，也就是追溯那些从冲动生活中生发的行为动机。这种推测在很多情况下必然出错。从文化角度来看的一个“好”行动，可能在一种情况下起源于一种“神圣”的动机，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不是。伦理理论家划分的“好”行为，必然出自那些良善冲动；而另一些不是出自良善冲动的“好”行为，他们则不予承认。但是，社会的目标是非常实际的，它并不会完全被这种区分影响。一个人根据文明的教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但并不影响自己的动机，这一点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类受到的“外部强迫”是由其养育者和环境带来的，这种强迫可以导致人类冲动朝一个好的方向进一步转化——也就是从自我中心到利他的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并非外部强迫必然会导致的结果。养育者和环境不仅仅以爱的方式带来了益处，也带来了另一类刺激，即奖惩。如此一来，结果就是：一个人如果受制于奖惩的影响，就会表现出文化意义上的“良善”，尽管他身上并没有任何冲动的崇高化，没有任何从自我主义到利他主义倾向的转化。严格地说，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只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我们才会发现，一个人总是表现出良善是因为他的冲动驱使他如此，而另一个人良善只是因为这种文化行为对于他自己的自私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表面上了解他们，那么这其实没法让我们区分这两类人，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乐观而误入歧途，夸大那些在文化意义上得到转化的人们的数量。
文明社会要求善行，但并不侵扰这种行为的冲动基础，因此它总是会赢得很多人的服从，这些人本身不是在服从，只是在遵循自己的本性。受到此种成功的鼓舞，社会反而会被误导将道德标准收紧到最大程度，于是迫使社会成员与其本性冲动越来越疏远。结果就是，人们受制于一种不断增强的冲动压制，这种积聚起来的张力就会在最引人注目的反应和补偿中呈现出来。在性欲领域，这种压制是最难以施行的，于是压制的结果就可以在神经症这一反应现象中呈现出来。而在其他地方，文明的压抑并没有导致病理结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它呈现为性格的扭曲，甚至导致被抑制的冲动随时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准备冲破牢笼，获得满足。于是，当一个人被迫服从这些本身不是其冲动表达的规范时，从心理学意义上说，这人的生活就是名不副实的，也可以在客观上被说成是一个“伪君子”，不论此人是否注意到了自身的不协调。不可否认，我们的当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这种伪善的产生。我们斗胆说，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伪善之上的，只要人们遵循心灵的真相来生活，文明必然也会有深远的改变。因此，有文化的伪善者远比真正的文明人要多，一定程度的文化伪善对于维持文明而言是不是必要的，这一点有争议，因为迄今为止将人们的心灵组织起来的那种“文化易感性”并不足以支撑此任务。另一方面，文明即便维持在这样一个值得怀疑的基础上，也为新一代人铺平了展望的道路，新一代人或许可以在冲动上得到更为深远的转化，成为导向一个更美好文明的桥梁。
我们或许已经从这个结论中得到了些许安慰：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对于全世界同胞的那些非文明行为所感受到的耻辱、痛苦的幻灭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这些感受都建立在一个我们已经摧毁的幻觉之上。事实上，我们的同胞并没有沉沦到我们所畏惧的地步，因为他们也从未崇高到我们所相信的程度。人类集体中的所有个体、民族与国家废除了彼此的道德约束，使得这些个体公民暂时逃开了文明的持续施压，让他们曾经被抑制的冲动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而这种满足相对来说并没有违背其本国内的道德。
然而，从战争给我们之前的同胞们带来的改变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更深的洞见，并且同时收到一条警告，即不要不公正地看待他们。心灵的发展展现出了一种在其他发展历程中所没有的特殊性。当一个村庄扩展成城镇，当一个孩子长大成人时，村庄和孩子也便消逝在了城镇和大人中。只有记忆可以在新的图景中追溯那些古老的痕迹；事实上，那些古老的材料或形式已然被抛弃了，被新的事物取而代之。但心灵的发展则不是如此。我们在此描述的事态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比拟，我们只能说，每一个更早期的发展阶段其实都持续存在着，与从中延伸出的后续阶段并行；此处的继承也是一种并存，尽管一系列转化其实都作用于同一材料之上。或许很多年里更早的心灵状态都没有显现，但是它依然存在着，可能在某个时候再次成为心灵力量的表达方式，甚至成为唯一的表达方式，仿佛之后的一切发展都被消除、取消了。心灵发展具有超凡的弹性，但这一弹性在方向上是受限的。我们可以将之描述为一种退化能力——退行——因为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更之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一旦遭到放弃，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但是，原始阶段却总是可以被重新建立起来。原始心灵，从这个词最完整的意义上来说，意味着不朽。
我们所谓的心理疾病必然给外行人带来一个印象，即理智的心理生活在疾病中被彻底摧毁了。事实上，这种摧毁只适用于之后习得的内容和发展。心理疾病的本质其实是对更早时期的情感生活和机能的回归。睡眠提供给我们一个心理生活弹性的绝佳例子。睡眠是我们每晚的目标。由于我们已经知晓如何解释哪怕是荒诞、令人困惑的梦境，因此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准备睡觉了，其实就会像脱去衣服一样脱去那些好不容易获得的道德，并且第二天早上重新穿戴起来。当然，这种自我剥离并没有多危险，因为我们此时已经由于睡眠状态而瘫痪了，无法活动。只有梦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生活退行到了一个最早期的发展阶段。比如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有的梦其实都被一种纯粹自我中心的动机所主导。我的一位英国朋友曾经在美国的一次科学会议上提出过这一观点，随后一位女士表示，这可能是奥地利的情况，她认为，在她自己和朋友的梦里，她们都是利他的。我的这位朋友尽管自己是英国人，但也被迫以自己分析梦的经验坚持反驳这位女士，并且宣称，即便在这些心灵崇高的美国女士的梦里，她们也都同奥地利人一样是自我中心的。
我们的文化易感性就基于冲动的转化，因此这种转化可能被生活的一些打击永久性或暂时性地撤销。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无疑就具有导致如此退化的力量。于是，我们无须否认如今那些表现得极不文明的人们所具有的文化易感性，我们也可以推测，他们身上的那些冲动在更为和平的时期必定可以崇高化。
我们全世界的同胞的崇高的道德堕落给我们制造了如此深重的痛苦，但他们还有另一个症状同样令我们震惊。我所想到的就是，那些最优秀的理智之士居然也缺乏洞见，他们固执己见，他们无法接受那些最具说服力的论点，他们对于最值得怀疑的说法居然毫无批判性。这种情况的确值得哀叹，而我只想强调说，我绝对不是一个盲目的党派人士，也不觉得所有理智上的缺陷都只在一方面。但是，这种现象比起我们之前所考虑的情况更容易理解，也更不令人担忧。研究人性的学者和哲学家们早就教导我们，我们错误地将理智理解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忽视了它其实依托于情绪生活。他们教导我们，理智只有在远离强烈情绪冲动的影响之后才能可靠地运作；否则，理智只是意志的一种工具，传达出了意志所需要的推论。因此，在这些哲人看来，逻辑推理是无力抵抗情感利益的，这就是为什么以理性为根基的种种争论（正如福斯塔夫所说，理性就跟黑莓一样多）在利益的世界里毫无结果。倘若有可能，那么精神分析的经验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说法。精神分析时常可以展示出，那些最精明的人一旦遇到情绪阻力就突然表现得好像毫无洞察力，但是只要这种阻力被克服了，他们立马又会恢复理解能力。这场战争导致了我们的同胞（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些人）在逻辑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因此只是一种次级现象，是情绪刺激的结果，我们也期望这种错乱会随着情绪刺激的消失而消失。
如此一来，之前让我们觉得陌生的同胞便能再次得到我们的理解了，于是我们就更能忍受国家、人类集体带给我们的失望，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期许其实反而应该更低。或许他们也在重新经历个体的发展过程，如今他们在组织和更高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非常原始的阶段。同样，旨在训练道德的那种外在强迫中包含着一种教育因素，这种教育因素其实在个体身上是很有效的，但是在这些群体身上却还未见效。当然，我们希望，由商业和生产建立起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能够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萌芽，但是似乎国家更容易服从其激情，而非服从利益。他们的利益最多只是为激情提供的理由。当然，为何由个人构成的各个集体总是在贬低、仇视、憎恨彼此，每一个国家也对抗另一个国家，即便在和平时期也如此，这一点依然是一个谜题。我没法说出，这些情况究竟是为什么。仿佛只要有了一定数量的人——都不用说数百万——那么一切个体习得的道德都会被放弃，只剩下那些最原始、最古老、最残酷的精神态度。或许只有之后的发展阶段可以改变这一令人遗憾的事态。但是，各方面——人与人、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多一点真诚和坦诚，应当会为这种转化铺平道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