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与忧郁

在我们看来，梦就是自恋性心灵疾病（Seelenstö-rungen）的一种正常化的模型，于是我们将忧郁与正常的哀悼进行对比，试着阐明前者的本质。但是这一次，我们要先给出一个承诺，避免人们对我们的结论预期过高。忧郁在描述性的精神病学中并无牢固的定义，它会呈现出多种临床形式，这些形式是否可以构成一个单一的整体，这一点并不能确定；其中有一些形式更像是躯体性的，而非心因性的。除去那些每一位观察者都能获得的印象之外，我们的材料仅限于一小类案例，这些例子本质上是心因性的，这是无可辩驳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放下我们的结论具有普适的有效性这一说法，我们只能聊以慰藉地说，受限于当下的研究手段，我们对于哪怕不算这一整类疾病，至少是其中一少类，很难发现那些非典型的影响因素。

从忧郁和哀悼二者的总体状况来看，将它们相提并论似乎很合理。生活中导致两者出现的原因也非常吻合，这一点一目了然。哀悼通常是一种对于丧失的反应，即丧失所爱之人，或丧失类似地位的抽象物，比如祖国、自由、理想等。而在相同的影响下，有些人会陷入一种我们所怀疑的病理状态，这类人展现出的是一种忧郁，而非哀悼。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从未将哀悼视为一种病理情况，或者将哀悼之人送去医生那里进行治疗，尽管哀悼也会带来相对正常生活行为而言的一些严重偏离。我们相信，哀悼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过去，我们也认为干预这一过程并不合适，甚至有害。

在情绪上，忧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一种极度痛苦的心境、对外部世界兴趣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各种活动上受到的抑制，以及自尊感的减弱，这种减弱体现为自我谴责、自我伤害以及对于惩罚的一种妄想性期待。只要我们考虑到哀悼也具有上述同样的这些特征，那么我们就会对忧郁的整体情形感到更加熟悉，二者之间只有一点不同，即自尊感的紊乱在哀悼中并不存在，但是其他几点都是相同的。最为苦楚的哀悼便是对丧失所爱之人的反应，这种哀悼也包含着同样痛苦的心境、对外部世界兴趣的丧失（因为这个世界不再能唤起亡者）、选择一个新对象（可以替代丧失的对象）的能力的丧失，以及在任何与关于亡者的记忆无关的事务上的漠不关心。不难理解，这种自我的抑制和限制体现着一种对哀悼的独有专注，任何其他的意向和兴趣都不再存在。实际上，这种行为在我们看来并非病理性的，因为我们对此非常理解。

我们也认为上述比较是很合适的，这种比较赋予了哀悼心境一种“痛苦”的性质。倘若我们可以从经济层面描述这种痛苦的特征，那么哀悼便完全配得上“痛苦”之名了。

那么哀悼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以下说法并不算很牵强：现实检验（Realitätsprüfung）已经展示出所爱的对象不复存在，于是便期待着撤回与此对象相连的全部力比多。另一方面，一种可以理解的愤恨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并不喜欢放弃某个力比多位置，即便一种替代物已经有如此要求。这一愤恨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种幻觉式愿望性的精神病造成了脱离现实、执着于这一对象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对现实的尊重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一任务并不可能即刻完成。它的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神投注能量，与此同时，丧失的对象还会在心理上持续存在。与力比多关联的对象有关的每一段记忆、每一份期待都是会被高度投注的，这样力比多才能消解。现实的要求只能一步步地实现，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妥协为何如此令人痛苦，其原因很难从经济学角度去解释。倘若我们认为没有这种痛苦是理所当然的，这反而令人感到奇怪。然而，在哀悼工作（Trauerarbeit）完成之后，这个自我才能恢复自由，再次不受抑制。

现在，我们可以把从哀悼中认识到的内容运用到忧郁上。在很多情况下，很明显忧郁也是一种对于丧失所爱的反应；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丧失具有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性质。这一对象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作为所爱的对象而丧失了（比如新娘被抛弃）。还有一些情况中，我们认为还是得坚信这个“丧失”的假设，但是此时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到底丧失的是什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病人自己都无法意识到他丧失了什么。是的，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病人了解自己的忧郁，明确地知道自己丧失了谁，但是不知道这个谁身上到底丧失了什么。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忧郁联系到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对象丧失，相反，在哀悼中没有任何丧失是无意识的。

在哀悼中，我们发现，抑制和兴趣的丧失可以完全解释为一种哀悼工作，自我被卷入了这一工作。在忧郁中，未知的丧失也会导致同样的一种内在工作，忧郁性的抑制也出于此。但是只有忧郁性的抑制会给我们留下一种谜一般的印象，因为我们看不清楚，病人身上到底是什么被卷入了其中。忧郁者还向我们展现了哀悼中所不存在的一点：自尊感的极端减弱、一种强烈的自我贬损。在哀悼中，整个世界变得贫乏和空洞，但在忧郁中，是自我本身变得贫乏和空洞。病人会把他的自我描绘得毫无价值、毫无力量，在道德上谴责自己、损害自己，并且期待受到抗拒和惩罚。他在所有人面前都贬损自己，抱怨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角色。他感觉不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是将这种自我批判延伸到自己的过往；他会宣称自己从来都没有更好过。这种对于（主要是在道德上）自身卑微的描绘也伴随着一些其他现象，比如失眠、拒绝进食，还有在心理上强烈地拒斥一切支撑自己生命的那些冲动。

在科学和治疗学上完全无用的一种做法，就是去反驳病人对自己的谴责。我认为，病人这样的谴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他只是在描述一些直接呈现给他的现象。我们立马就能毫无保留地确证他的这些谴责中的某些细节。他的确丧失了兴致，像他说的一样，没法去爱，没法进行任何活动。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现象都是次级的，是一种内在工作的产物，这种对我们来说仍然未知的内在工作在消耗病人的自我，它可以被比作哀悼的工作。在自我谴责的其他一些内容上，在我们看来，病人似乎也尤为有理，甚至比非忧郁者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一些真相。

倘若在那极为强烈的自我批判中，病人将自己描绘成一幅渺小、自私、不诚、不靠谱的形象，认为自己永远在试着遮掩自己的弱点，那么他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我认知了，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何一个人必须先陷入这类疾病，才能接近如此真相。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对自己有如此的评价和表达——哈姆雷特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 ——那么这个人绝对生病了，不论他说的是不是真相。而且我们也不难注意到，根据我们的判断，病人的自我贬损和真实情况之间并无对应。一位大体上良善、负责、可靠的女人要是处在忧郁中，她说出的话不会比一位确实毫无价值的女人说的话更好；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容易陷入这一疾病，反而对于后者我们常常是没有什么好话能说的。最后我们还不得不注意到，忧郁者的表现并不像一种正常的懊悔和自我悔恨。他们在他人面前是毫无羞耻感的——而羞耻感正是正常的自我悔恨的特征——或者至少这种羞耻感没有明显地展露在忧郁者身上。反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忧郁者有着与前者相反的特质，即令人生厌的絮絮叨叨，这种特质会在一种自我暴露中得到满足。

因此，关键的一点根本不是忧郁者的这种令人尴尬的自我贬损是否合理，即这种贬损是否符合他人对他的评判。重点是，其实忧郁者非常正确地描绘了他的心理处境。他已经丧失了自尊，并且完全有理由如此。然而，我们此时遇到了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向我们提出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在同哀悼进行比较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忧郁者应当遭受着丧失对象之苦，但是从他的话语中来看，丧失的其实是他的自我。

我们在处理这个矛盾之前先停一下，看看这样一个洞见：忧郁这一状况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自我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可以在忧郁者身上看到，他的自我的一部分在对抗着另一部分，在批判后一部分，将后一部分当作一个对象。我们怀疑，从自我身上分裂出的这一批判性的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中是独立自主的，当然我们的怀疑还需要得到进一步观察的证实。我们将会发现一些将这一批判性的部分与剩下的自我相区分的理由。我们在此所知的只是，这一批判性的部分通常被称作“良心”（Gewissen）；我们还可以将这个“良心”，连同意识审查机制（Bewußtseinszensur）和现实检验算作是构成自我的一大部分，并且在某些时候发现这一部分本身就可以患上疾病。忧郁这一疾病揭示出，比起各种其他方面——身体虚弱、丑陋、脆弱、社会地位卑劣——自我在道德上的不满是最为明显的。前者很少成为病人自我批判的主题；在众多恐惧和抱怨的主题中，只有贫困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澄清上述提到的矛盾，一项并不难实现的观察可以给我们指路。倘若我们耐心地倾听忧郁者繁杂的自我抱怨，我们最终禁不住会有一个印象：这些抱怨中最强烈的那些并不适用于病人自己，反而只需稍作修改便可以适用于另一个人，此人正是病人所爱、爱过、应当爱之人。只要我们去检验这一事实，病人就会承认我们的假设。因此，我们有了对这一疾病的关键理解，即病人的自我谴责其实是针对所爱对象的谴责，只是谴责从对象身上以此种方式转移到了他的自我身上。

一位妻子极力同情自己的丈夫居然娶了一个自己这样无能的女人，她其实是在宣称自己丈夫的无能，不论这种无能是在何种意义上的。那些真正的自我谴责总是混杂在那些被颠倒的谴责之中，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之所以前者可以被说出来，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掩盖后者，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分辨出事实，而且这些谴责也来自爱的矛盾中的各种优劣，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爱的丧失。分析至此，我们似乎更能理解病人的行为了。他们的“抱怨”（klagen）确实就是一些“谴责”（Anklagen），倘若按照这个词原本的意义来说。他们并不羞于如此，也不做遮掩，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一切贬损基本上都是指向另一个人的；而且，他们远不是在向周围的人展示出他们的羞耻和顺从，羞耻和顺从非常适合形容那些毫无价值的人们。相反，他们非常烦人，总是表现得似乎自己受到了冒犯，好似有什么巨大的不公降临在了他们身上。所有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病人的行为反应都发自一种反抗的精神情结，这一情结经过一个特定的过程，转变成了忧郁状态。

要重建这一过程并不困难。首先，曾经存在着一次对象选择，也就是力比多与某个特定人物的关联。由于一种针对所爱之人的现实损害或失望，这一对象关系被动摇了。而结果并不是正常情况，即力比多从这一对象上抽离并转移到新对象上，反而是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需要诸多条件。力比多对对象的投注并没有带来太多阻抗，反而被撤销了。但是那些自由的力比多并没有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反而撤回到了自我之上。然而，这些撤回的力比多不能被任意使用，反而被用于建立起自我和被放弃的对象之间的认同。对象的阴影倾倒在了自我之上，于是自我被判定成了一个类似于被放弃的对象的特殊机制。如此一来，丧失对象变成了丧失自我，我和所爱之人之间变成了一种自我批判和认同后的自我之间的矛盾。

这一过程发生的前提条件以及造成的结果，我们都可以直接猜出来。一方面，这一爱恋对象上必然有着一种强烈的固着；另一方面，与此相反，对象的投注受到的阻抗又非常少。奥托·兰克（Otto Rank）对此的评论非常恰当，这种矛盾似乎意味着，此种对象选择具有一种自恋性的基础，正是因此，当对象的投注遭遇困难时，它可以退行成一种自恋。这种对于对象的自恋性认同会代替爱的投注，结果就是，尽管与所爱之人有着冲突，但爱的关系无法被放弃。对象之爱被认同替代，正是自恋情感的一种重要机制；卡尔·兰道尔（Karl Landauer）最近在治疗精神分裂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当然，这一机制也对应着从对象选择到原初自恋的退行。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认同是对象选择的初级阶段，也是自我挑选出某个对象的第一种方式，且这种方式是爱恨交织的。按照力比多发展的口腔或食人阶段，自我想要用吃掉的方式消化这个对象。亚伯拉罕非常正确地认为，在严重的忧郁状态中呈现出的那种拒绝进食，其实就可归因于这一机制。

我们的理论认为，忧郁症或者其中一部分的素质因素就在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不幸的是，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却缺乏研究的证实。我在本文开头的几句话中就已经承认，本研究所基于的经验材料其实不足以支撑我们的主张。倘若我们要说观察和推论之间有一种对应，那么我们就得毫不犹豫地将退行这一因素囊括到忧郁的特征中，即对对象的投注退行到了口腔力比多阶段。在转移神经症身上，这种对于对象的认同并不鲜见，反而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症状形成机制，尤其是在癔症身上。但是，我们或许会看到自恋性认同和癔症性认同之间的区别：在前者中，对对象的投注被放弃了，而在后者中，这种投注依然存在，并且表现出其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仅限在一些特定的行为和神经活动上。毕竟，即使是在转移神经症身上，认同也是一种通用的表达方式，它表达着爱。自恋性认同是一种更为原初的认同，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癔症性认同，后者得到的研究更少。

于是，忧郁从哀悼中借用了一部分特征，从退行中借用了另一部分特征，即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退行到自恋。另一方面，就像哀悼一样，忧郁是一种对于所爱对象的真实丧失的反应，但是它也包含了正常哀悼所缺乏的一个条件，或者说这个条件只要一出现，就可以将一种正常哀悼转变为病理性哀悼。所爱对象的丧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带出爱恋关系中的爱恨交织。如果说强迫神经症的前提条件就是爱恨交织带来的冲突，那么这种冲突也会让哀悼变成病理形式，并且体现在自我谴责中，就好像所爱之人的丧失是哀悼者自己的错，仿佛是他们自己想要的结果。在所爱之人死去之后带来的这类强迫性忧郁中，我们发现，哪怕力比多的退行性撤回没有发生，仅仅爱恨交织的冲突也可以起作用。导致忧郁的原因通常超越了那种死亡所带来的明确丧失，包含了各种被打击、被拒绝、感到失望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相对立的爱和恨引入到了同一段关系中，或者此关系中既存的爱恨交织得到了增强。这种有时候因为现实、有时候源于素质的爱恨交织的冲突，是导致忧郁的多个条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对对象的爱无法被放弃，然而对象本身又被放弃了，倘若这种爱遁入了一种自恋式认同中，那么恨就会指向这一替代的对象（自我），打击它、羞辱它、让它受苦，并从这种受苦中得到一种施虐性的满足。忧郁的自我折磨毫无疑问是会带来快感的，正如强迫神经症身上对应的现象，这种快感意味着，原本作用在对象上、之后转向自己的施虐性的恨意得到了满足。在这两类疾病中，病人以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迂回地报复了原本那个对象，并且通过让自己陷入疾病，可以不用直接展示出他们的敌意，从而折磨着那个所爱之人。造成病人情感障碍之人，也就是他之后的疾病所指向之人，通常会出现在病人的周遭环境中。因此，忧郁症患者的爱的投注在指向对象方面有了两条命运之路；这种爱的一部分退行成了认同，但另一部分在爱恨交织冲突的影响下缩减到了施虐的阶段。

正是施虐这一点解决了自杀倾向之谜，后者使得忧郁变得如此令人感兴趣，又如此危险。我们已经认识到，自我身上那强烈的对自身之爱乃是一种原初状态，一切冲动活动都从此出发。我们会看到，死亡威胁的来临会激发出恐惧，如此大量的自恋力比多释放出来，以至于我们难以设想自我怎么会接受一种自我毁灭。我们很早就已经知道，倘若神经症患者不是将某种针对他人的谋杀冲动转回他们自己，那么他们是不会有自杀倾向的，但是仍然难以理解的是，各种力量如何相互作用才会导致这一倾向开始运作。现在，对于忧郁症的分析教会我们，只有通过一种对象投注的返回，自我将自身视作一个对象，将指向对象、代表着自我对于外部世界的最初反应的敌意直接指向自身，自我才会去杀死自己。因此，在自恋性对象选择的退行中，对象已经被抹除了，但是它最后呈现得比自我本身更强大。在极端的迷恋和自杀这两种相反的情景中，自我都被对象完全压倒了，尽管压倒的方式不同。

这就解释了忧郁的一个明显特点，即对于贫困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来源于已经脱离了其情景并往退行的方向转变的肛门性欲。

忧郁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些是我们无法回答的。忧郁会在一定时间之后消失，也没有遗留下任何明显的重大变化，这一事实与哀悼是相同的。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现实检验这一要求的执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过去之后，自我就把力比多从那个丧失的对象上解放出来。我们认为，在忧郁中，自我也在忙于同样的工作。在两种情况中，我们都没有对这个过程进行经济学方面的理解。忧郁的失眠问题证明了这个条件的严谨性，即无法进行睡眠所需的一种正常的投注。忧郁情结就像一条敞开的伤口，吸引着从各方而来的投注能量（这个过程在转移神经症中被我们称为“反投注”），从而掏空了自我，以至于自我变得彻底贫乏。忧郁很容易就成了对自我想要睡眠的一种抗拒。一种很可能是躯体的、无法从心理上解释的因素，呈现在一种（忧郁症）往往在夜间好转的规律中。这些讨论都紧接着一个问题：与对象无关的自我丧失——纯粹对自我的自恋式打击——是否足以描绘忧郁这一整体情形？自我力比多的中毒性贫乏是否可以创造出这种疾病的某些形式？

忧郁最奇特、最具启发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具有一种在症状上转向其相反形式，即躁狂的倾向。但正如我们所知，并非每一个忧郁症都具有这一历程。有些病例会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周期之间的间隔中只会呈现微弱的躁狂，甚至完全没有躁狂。另一些病例则呈现出忧郁和躁狂阶段的定期轮转，其表现为一种周期性的疯狂。若不是精神分析工作确实能带来解决方法，确实能对于这类极为严重的病例产生治疗性的改善，那么我们可能不禁要排除这些病例中的心理因素了。因此，将分析性的解释从忧郁延伸到躁狂上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我没有办法保证，这种延伸会完全令人满意。反而这种延伸很难让我们超越最初方向上的理解。我们现在有两条线索：第一是精神分析的印象，第二是我们所谓的一般经济学经验。许多精神分析研究者都已经提到过这一印象，即躁狂的内容其实和忧郁无甚区别，这两种障碍都与同一种“情结”扭结在一起，但在忧郁中，自我完全屈从于这一情结，而在躁狂中，自我掌控了情结，并将之放到了一边。我们的第二条线索是由观察带来的，我们观察到，欢乐、极乐、振奋这类状态就是躁狂相对应的正常模板，这些情绪状态也基于同样的经济学条件。情况是这样的：精神能量被耗费了很大一部分，这种耗费要么是长期的，要么是定期出现的，而在某种影响下，这种耗费变得不必要了，于是这些能量就有了各种用途，有了各种释放的可能性。例如，某个贫穷的恶棍由于赢了一大笔钱，突然从对每天生计的长期而慢性的忧虑中解放了出来；一段漫长且艰难的斗争最终以胜利结尾；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可以一雪前耻，一下子摆脱压制，抛掉之前所不得不保持的惺惺作态，等等。所有这类情景都体现出高度强烈的精神振奋、欢乐情绪的释放，以及进行各种活动的意愿增强。躁狂也是一样，它像是忧郁带来的抑制和禁止的一种全面翻转。我们斗胆说，躁狂其实就是一种凯旋，只是在这种凯旋中，自我到底克服了什么、战胜了什么，依然是隐藏在躁狂背后的。酒精性中毒也属于这一类状态（相对较为平静的一种），也可以得到与上述同样的解释。毒物很可能可以中断压抑状态中的能量的耗费。外行们经常有这样的看法：一个陷入这类躁狂状态的人会在各种行动和运动中感受到一种欢愉，因为他自己是如此“振奋”。这种错误的看法当然要得到纠正。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因为个体心灵中的上述经济学条件得到了满足，这才是他一方面如此振奋，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又如此不受抑制的原因。

倘若把上述两条线索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在躁狂状态中，自我必然克服了对象的丧失（克服了对丧失的哀悼，或者克服了对象本身），于是忧郁带来的痛苦从自我中抽取并且“绑定”到痛苦本身上的全部反投注的精神能量，此时都可以被再次利用了。此外，躁狂者会竭力表现出自己摆脱了那个导致痛苦的对象，像是一个饥渴难耐的人，报复性地寻求新的对象投注。

这一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第一，它太不明确了，第二，它带来了更多新的问题和疑惑，而我们无法解答。我们不能回避对这些新问题的讨论，即便我们不能期待这种讨论可以彻底澄清这些问题。

首先，正常的哀悼也会克服对象的丧失，而且哀悼也会持续一段时间，抽干自我身上的全部能量。那么，为什么在哀悼完成之后，并没有任何迹象体现出这种凯旋阶段的经济学条件呢？我发现，要直接回应这一反对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反对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实：我们甚至不知道哀悼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到底动用了什么经济学手段。然而，我们在此可以做一个有用的推测。体现了力比多对丧失对象的依附的每一段记忆和期待场景，都遭遇了现实的判决：那个对象已经不存在了。而自我就仿佛被迫要去回答一个拷问：自我是否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出于想要活下去的自恋满足，自我只能切断与已经消失的对象的联结。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一切断工作极为缓慢，只能循序渐进，以至于此项工作完成的那一刻，之前所需要的能量开支也随之消逝了。从有关哀悼工作的推测出发，我们不免要去寻找忧郁工作的表现。一上来，一个难以断定的问题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在此之前，我们几乎还没有从地形学的角度考虑过忧郁，也没有想过：忧郁工作到底在哪几个精神系统之中以及之间运作？在这种疾病的精神过程中，是哪一些部分依然参与了无意识中的对象投注（尽管这种投注已经被放弃了），又是哪一部分参与了这些投注在自我当中的认同性的替代？

一个快速而简易的答案就是“那个对象的无意识的（物的）表象被力比多放弃了”。但在现实中，这个表象依然由无数单独的印象（或它们的无意识痕迹）所表征着，力比多的撤回并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而像在哀悼中一样，是一个缓慢的、持久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同时从多点出发，还是按照一个时间次序进行，我们不易分辨。在分析中，我们通常发现，有时候是这一段记忆被激活了，有时候又是那一段记忆被激活了，那些同样的哀怨由于听起来像是独白而令人厌烦，却每一次都有着不同的无意识源头。倘若对象对于自我来说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是由数不清的联结所强化的），那么这种丧失就不会导致哀悼或忧郁。因此，力比多逐渐一点一点地分离，这一特点就是忧郁和哀悼的特点，而且在二者中，这一特点都基于同样的经济学条件，而且有着同样的目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忧郁所包含的内容超过了正常的哀悼。在忧郁中，与对象的关系并不简单；这种关系由于爱恨交织的冲突而变得非常复杂。这种爱恨交织要么成了构成性因素，自我所形成的每一种爱恋关系中都包含这一因素，要么它完全源于那些涉及对象丧失的威胁的经验。因此，忧郁的激发因素远比哀悼的激发因素更为广阔，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象的真实丧失，即对象的死亡。在忧郁中，数不清的种种纠结都集中在对象上，其中爱与恨彼此对抗；一者寻求着让力比多从对象上解开，另一者保持着力比多以对抗这种打击。我们只能将这种种纠结定位在无意识系统上，也就是“物”的记忆痕迹的领域（相对于词的投注）。而在哀悼中，也是在同一系统中执行着力比多解开的过程；但在哀悼中，这一解开过程沿着正常的路径通过前意识而进入意识，其间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可能由于多种原因，或者这些原因的组合，忧郁工作中的这一路径就受到了阻碍。这一构成性的爱恨交织本身就是一种压抑；与对象有关的创伤经验可能激活了其他一些被压抑的材料。因此，在这种爱恨交织的冲突中，一切与这些冲突有关的内容都从意识中撤出了，直到忧郁找到其典型的出路。正如我们所知，这一出路就是：与丧失对象相关联的力比多投注受到威胁，于是只能撤回到它的出发点——自我。逃回到自我，爱才能不至于消失。力比多退行之后，这个忧郁过程才能进入意识，在意识中表现为自我的一部分和批判性的另一部分之间的冲突。

因此，在忧郁工作中，意识所觉察到的并非忧郁最关键的那一部分，也不是我们认为可以治愈这一疾病的那部分。我们发现自我贬低自身，对自身感到恼怒，我们和病人一样不甚了解这种状况会走向何方，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以更为轻易地将这一功能归结于忧郁工作的无意识部分，因为我们不难觉察到忧郁和哀悼工作之间的根本上的类似性。哀悼会告诫自我对象已经死去了，并且诱导着自我继续活下去，从而迫使自我放弃那个对象，同样地，爱恨交织中的每一个单独的冲突也在贬低那个对象、诋毁那个对象，甚至反复要杀死那个对象，以此来试图松绑力比多与对象的固着。有可能的情况是，要么在愤恨平缓之后，要么在被放弃的对象被贬损为毫无价值之后，这一在无意识中运转的过程才得以结束。我们没法说这两种可能性带来忧郁的结束是必然情况还是常见情况，也没法说这种结束会对之后的病程带来怎样的影响。自我可能非常享受一种认识，即自己是最好的，比对象更为优越。

即便我们接受了关于忧郁工作的这一观点，这也并不能解释我们仍在寻求解答的一点。我们期待，在忧郁完成其过程之后出现的躁狂，其经济学条件也可以被定位在导致忧郁的爱恨交织上，并且我们可以依靠其他各个领域的类比。但是，我们的期待遇到了一个事实。忧郁的三个前提条件——对象的丧失、爱恨交织、力比多退行至自我——的前两者也出现在死亡之后的强迫性谴责中。在强迫性谴责中，毫无疑问，爱恨交织是这种冲突的主要动力，而且观察也显示出，当冲突结束之后，并不一定会留下躁狂中的那种凯旋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第三个因素是这一结果的原因。最初被束缚的投注能量积累了起来，但忧郁工作完成之后，这些能量就自由了，并且创造出了躁狂状态，而这些积累的能量必定联系着退行，即力比多向自恋的退行。忧郁将与对象的冲突替换成了自我之内的冲突，这一冲突就像是一道痛苦的伤口，呼唤着极为高度的反投注。但是在此，我们必须停一下，推迟对于躁狂的进一步解释，直到我们能深入认识到首先是生理疼痛，其次是与前者类似的精神疼痛的经济学本质。正如我们所知，交织在一起的精神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迫使我们在所有的研究还未完成之前就中断，直到另一个研究带来成果来协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