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一名职业警察，从警30余年。2017年3月，当我接到退休通知，并将自己工作时的警官证、工作证、警号与警街标志交到政治部时，心里依依不舍，一下子变的空空荡荡起来。心想，自己的政治生涯与警察身份就从此终结了。好在我从当警察的那天起，自己便开始有心收集一些典型案例作为今后的创作素材，至今已有30余年。那时起，我就打算要写部有关与违法人员打交道的书，来反映大墙内“善”与“恶”较量的故事。计划虽然久远，准备也较为充分，却因工作缠身没能动笔成就。现在退休了，有时间来完成这个夙愿了。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耄耋之年的父母听了我的创作计划后，都十分支持，他们说，这是件有利于社会的事，让我一定要完成好。

我是一九八一年底应考从工厂加入到警察队伍的，当时正值劳教工作恢复初期，“严打”运动前夕。应考录取后的一九八二年初，我们这批新警在常德白鹤山教导队集训了半年，初学了公安业务，有《痕迹学》、《刑事侦察》、《预审》等专业。随后便在收审站由老预审员和办案老公安的带领下，参与一些简单的公安调查与取证。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实事进行甄别，对能初步确认违法犯罪者的材料整理移交刑侦和预审部门。一九八三年“严打”开始，我们这批新警被分配到各个派出所等单位工作，我被分到地区公安处劳教审批办从事劳教人员的审批工作。一九八四年，“严打”告一段落后，常德地区正式恢复成立了劳动教养管理所，但自己并没去新所而是留在了地区司法局人事科工作。同年四月参加脱产干部进修读书班，有幸考上常德市师专脱产学习两年，成为了一名“大专生”。一九八六年七月毕业后回劳教所工作，从此，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司法人民警察。

我在司法人民警察队伍里干了三十余年，见证了劳教工作恢复初的艰难，也经历过了它的发展壮大与成熟。如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把劳教场所办为“学校，后又提出要办成“校园式、军营式、园林花园式”的三式单位。把当时的劳教所办成“初级学、省级学、部级学校”，劳教工作趋于规范。进入上世纪末，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司法部适时提出了“要在办校的基础上，向更高的层次‘现代化文明劳教所’发展。”这项工作一下子在全国系统内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由于劳教工作存在法律上的缺陷，于2013年12月28日被正式废止。而我则成为了一名见证劳教工作由恢复到发展再到废止全过程的司法人民警察。

劳教工作被废止后，自己先后从事过未成年人的教养管理工作和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后于2009年，又调回省戒毒（劳教）局工作直至退休。

在这三十余年的警察生涯里，我接触过无数的典型案例。在自己决定写这部纪实文学时，我把自己收集了几十年的“存货”一一找了出来，按劳教、少教和戒毒三个时期分类，分别以“任重道远”、“不辱使命”、“历史尘埃”为题，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叙自己从警所收集的一些典型案例故事。该书之所以取名为《档案里的故事》，是因为向读者所讲的案例故事全是真实的。书中列举了一个人是如何由正常人变为“非正常人”，又经过管教所的警察教转后转变为正常的、守法的公民的例子。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告诉人们应如何学法守法、如何教子、如何拒毒。同时，也让读者了解我们管教部门警察的工作艰辛。

“任重道远”，讲述了八个吸毒者的故事。这些吸毒者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的身份各异，有老板、有公务员、有老师、有社会上的混混。尽管诱发他们吸毒的原因有多种，但最终归纳起来就是在对毒品的认知、对法律规定的了解和自律上出了问题，因而走上了一条“难归路”。在这里，我之所以不用“不归路”而用“难归路”，是因为我从事戒毒工作近二十年，帮助了无数的吸毒者戒毒，对多数人无效。不过也有不少的成功案例，有些人至今与我还有联系。这戒毒后保持操手不再吸毒者也有几十上百人，虽然比例小，但他们是通过戒毒警察帮助后戒除毒瘾的成功者，是我们戒毒警察的光荣和追求的目标。这些人中戒断长的有近二十年，短的也超过了五年没有再复吸的。每当看到他们脱离“毒海”，重获新生，我就为他们高兴，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自豪。所以，这是我在这里没用“不”而用“难”的理由，也是我对戒毒工作充满希望的定力。一个吸毒者要脱离“毒海”，我归纳有“五难”，即毒品难绝、心瘾难脱、毒友难离、亲情友情难复、生存难立。这“五难”对吸毒者来讲也是非常难过的“五关”，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我们整个社会和从事戒毒、教育、矫治的警察与工作人员来讲，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而，此篇就用了“任重道远”来命名。

“不辱使命”讲述的是自己在从事对未成年人教育管理工作时所收集的一些典型案例。在本篇中虽然只讲了四个故事，但它是从无数个孩子与家庭的不幸案例中提炼的。在写这些失足孩子的故事时，我常常是含着泪写完的。我为那些因各种原因而失去天真、失去纯洁、失去自由的孩子而深感惋惜。我接触的第一个未成年的教养对象是个年龄不满十三岁的孩子，他因虐待同班女生而送来进行三年教养。当我调阅了他违法犯罪的案卷后，为他虐待那位比他还小一点的女同学时残忍的手段而感到震惊和愤怒。可当他进所后，我见到那张脸还是那么的鲜嫩，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幼稚，童音没变，甚至晚上睡觉尿床，又为他又心痛并怜悯起来。特别是后来，我被调到省未成年人教养管理所任政委后，就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与担子是多么的沉重。我们管理所收教的未成年人，最多时达到一百余名，当我接触到更多类型被教养的未成年对象时，我就在问，他们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来教育挽救这些犯了错的孩子？我们这些警察应该怎样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这一个个问号，常常使自己寝食难安。梁启超生生早就说过：“少年强则国强。”现在，党和人民把这负重担压在我们这些人民警察身上，我们应“不辱使命”。

“历史尘埃”是写自己担任劳动教养警察时所收集的一些典型的劳教人员的案例。本来还想多讲几个，但劳动教养作为一个法律制度已经消亡，就没必要多写了。我是一个见证这个“制度”从恢复到取消全过程的警察。当时听到宣布被取消这个法律制度时，从感情上我是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的。我想，劳动教养作为中国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一个曾经存在并执行过的法律制度，在新中国诞生后和巩固中，是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的巩固，以及后来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不太完善的法律制度被废止，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与社会进进步的必然。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过去几十年的执行过程中，特别是看到那些在管教警察的“教育、感化、挽救”下，把一些人从违法犯罪的边缘挽救回来，成为一个个守法的合格公民，这又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这个制度被废止了，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但那些曾经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所努力工作的警察，他们取得的成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们教转了一批批有违法行为的人，维护了社会的安宁，这些警察是有功的，历史不该抹掉。

二O二四年初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