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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想要查清病因、实施有效治疗，首先应了解、熟悉正常人体的结构，人体解剖学正是研究人体结构的学科。
古埃及人习惯将逝者遗体制成木乃伊，在长期制作木乃伊的实践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解剖学知识。然而受宗教的影响，古埃及人非常排斥人体解剖，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就中断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以动物解剖作为替代。因此，尽管古埃及人制作了大量木乃伊，但他们积累的解剖学知识却很有限（图1-1-1）。
图1-1-1 开罗博物馆展示的木乃伊示意图
第一次尸体解剖研究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医学院中实施，并被详细记载。
对解剖学的记载，是从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开始的，他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认为心脏有两个心室和两个心房，并在其医学著作中对头骨进行了正确的描述。
亚里士多德进行动物解剖后，提出心是血液循环的中心，并把神经和肌腱区分开来。他认为解剖学是研究生物构造与功能的学问。但亚里士多德误将动物解剖所得的结论移用于人体，因此错误较多。
希罗菲卢斯对西方解剖学有较大的影响，他发现小肠的起始段大约是12个指头并列的长度，因此将其命名为“十二指肠”。他还命名了“前列腺”“睫状体”“视网膜”“乳糜管”和“淋巴”，研究了肝、胰，以及女性生殖器中的子宫与输卵管等。
希罗菲卢斯被誉为“解剖学之父”，他将古代解剖学推向了一个高峰，但同时也因从事活体解剖而受到攻讦。他是第一个当众进行解剖表演的人，解剖的对象是犯了死罪的囚徒。据称他曾活体解剖过600多名囚犯，这些活体解剖是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一所医学院中进行的，这里公开进行的人体解剖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盖伦所著《医经》是一部较完整的解剖学记录论著。该书是16世纪以前西方医学的权威巨著，书中有许多对血液流动、神经分支、脑和心等的解剖学记载。但盖伦使用动物做解剖，而非真正的人体，因此书中错误较多。
在这一时期，艺术与科学的发展脚步同时放缓了。人们在讲坛上宣读盖伦的学术读本，宗教统治在一千多年中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进步，特别是严重束缚了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
人体解剖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新的顶峰。艺术家兼建筑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曾建议解剖学的研究需结合古代雕像，这个建议受到了当时众多艺术家的认同，特别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每年，除了佛罗利萨美术学院会在圣马利亚医院开设一次解剖课程外，其余解剖活动大多是在佛罗伦萨大学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由于当时人体解剖是被禁止的，因此这些解剖实验都是艺术家们以私人名义进行的，希望通过此举来更好地研究肌肉、骨骼和神经组织。根据瓦萨里的回忆录，波莱乌罗、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拉斐尔·桑西（Raffael lo Santi）和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都曾进行过人体解剖。波莱乌罗更是直言道：“我解剖了许多人体，就为了解人体皮肤之下的组织构造。”米开朗基罗也曾给出忠告，为艺术家们做解剖学演讲。巴尔托洛梅奥·帕赛罗蒂说：“若不愿自己的作品变得僵硬无趣，那首先得成为一个解剖学家。”
达·芬奇堪称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在留下多幅旷世名作的同时，也在多个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解剖学就是其中之一，爱因斯坦认为，当年如果公布达·芬奇的手稿，人类的文明进程将提早半个世纪。在他死后25年，人类才真正进入现代解剖学范畴。达·芬奇一直遵循着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所著《论绘画》中的理念：“在画人的衣着前，我们先要画他的裸体，然后在他身上披上衣料。在画裸体的时候，我们先要确定好他的骨骼和肌肉，然后再覆以皮肉，这样就容易了解每块肌肉在皮下的位置。”由此可见解剖学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
达·芬奇曾亲自解剖过30多具尸体，他用蜡灌注人体血管从而探明血管的走行，证明了血管起源于心脏；他将空气吹入肺，证明空气不是由呼吸道进入心脏的。他的解剖学笔记，描绘精细正确，可惜在他生前并未完成和出版，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鲜为人知，直到19世纪末才得以出版。尽管如此，当其最终被公之于众时，仍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解剖图解，并对19世纪和20世纪医学领域的人体再现具有重大影响（图1-1-2）。
达·芬奇的解剖学研究推动了他的艺术创作，反之，他的艺术、雕塑、绘画和工程才能也为他的解剖研究服务。达·芬奇没有可供解剖的女性尸体，但他在图C绘有胎儿的这幅画中以开创性的方式描绘了子宫动脉、阴道的血管系统和脐带血管。笔记中写道“如果呼吸，就会溺死”。他解释说：“没有必要呼吸，因为它由母亲的生命和食物滋养。”在图D中，达·芬奇在较大脑室的角开2个孔，在负责记忆的脑室开1个孔，通过这3个孔，用注射器将熔化的蜡注满3个脑室。然后当蜡凝固后，去除脑组织，便会看到脑室原本的形状。达·芬奇做实验用的是牛脑，因为它比人脑更容易获得。但是根据他阅读的资料和早期的人体解剖经验，他知道如何修订自己的发现以便将其应用于人脑。他用一组分解图展示了人的脑室，其精确程度让人印象深刻。他仅有的错误是中脑室因为蜡的压力而略微被撑大，而侧脑室的末端没有完全充满蜡，否则结果将非常完美。达·芬奇是历史上首位将模型材料注入脑部空腔的科学家。直到两个多世纪后，荷兰的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克·勒伊斯才重复了这一技术操作。与他对心脏瓣膜的发现一样，这也是达·芬奇最重要的解剖突破。达·芬奇能获得这一成就，是因为他既是一名科学家，又是一名雕塑家。
图1-1-2 解剖学笔记，达·芬奇，黑色钢笔，190 mm×139 mm，温莎皇家图书馆藏
从学生时代开始，维萨里就冒着遭受宗教迫害的危险，执着地进行人体解剖实验，终于在达·芬奇去世后的第24年，也就是1543年，完成了《人体的构造》（ De Humanis Corporis Fabrica ）这本巨著（图1-1-3）。全书共7册，不仅较系统、完善地描述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和构造，还勇敢地摆脱了盖伦权威的束缚，纠正了盖伦许多错误的论点，这使得维萨里成为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人体的构造》的出版，意味着近代人体解剖学的诞生。它代表了当时对解剖学最全面的研究，新印刷技术的出现也使该书广为流传。如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天文学开创新纪元，它是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图1-1-3 《人体的构造》封面（英文版）
维萨里还与威尼斯绘画大师提香等合作，为本书绘制了大量精美的人体造型艺术插图，维萨里的合作者们通过展示在风景背景中的人体以表现人体结构的自然效果，这在同类作品中至今仍无人能与之匹敌。医学解剖离不开画家，画家离不开人体解剖（图1-1-4）。
图1-1-4 《人体的构造》插图，安德里亚斯·维萨里等（合作），1543年，雕版，65 cm×67 cm
1594年，解剖学家哈伊罗尼穆斯在帕多瓦建立了第一个解剖示范剧院（图1-1-5），将解剖严格纳入新的学术体系，大大改变了解剖的发展方向。在解剖示范剧院，学者们对解剖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其对医学发展的作用，解剖的哲学内涵研究开始退居次要地位。到16世纪末，解剖学已成为很普及的学术体系（图1-1-6）。帕多瓦、波伦亚和莱顿等地的医学中心吸引了欧洲的众多学术精英。解剖示范剧院为解剖学研究提供了相当封闭的教学环境，赋予了解剖学新的学术地位。同时，这种较为安全、氛围宽松的场所也成为孵化新的学术观点的温床。
图1-1-5 解剖示范剧院
与维萨里同时期的一批解剖学学者和医生，如欧斯达丘司（Eustachius）、习尔维（Sylvius）、瓦罗留（Varol io）、阿兰契（Aranti）、保塔罗（Botal lo）等，也对人体结构有所发现，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结构至今仍被保留在解剖学的教科书中。
伦勃朗抓住解剖中一个最有戏剧性的时刻——光线落在作为构图中心的尸体上，画中被解剖的是一具被绞死的抢劫犯的尸体，但这幅画并非完全真实的记录，因为解剖一般先从内脏开始，不会先割开手部，这幅画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特殊事件的象征及展示解剖学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图1-1-6 《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1632年，布面油画，169.5 cm×216.5 cm，海牙毛里茨海斯美术馆藏
17世纪，英国学者哈维的动物实验研究阐释了血液循环的原理，哈维首次提出了“心血管系统是封闭的管道系统”这一概念，创建了血液循环学说，从而使生理学从解剖学中分离出去（图1-1-7）。
图1-1-7 哈维画像和血液循环原理示意图
显微镜发明之后，意大利人马尔皮基用其观察了动物、植物的微细构造，开拓了组织学分野。
18世纪是解剖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印刷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新知识的广泛传播。1747年，著名学者及解剖学家伯纳德·齐格弗里德·阿尔比努斯仿效维萨里著作，和艺术家简·旺德拉合作出版了《人体骨骼与肌肉图录》，其中的每一幅图都精确、优雅和细致，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并通过铜版雕刻将最新的研究发现生动地呈现出来。
18世纪末，研究个体发生的胚胎学开始发展。
用于医学目的的解剖学研究发展迅速，艺术院校及许多新的美术学校也开设了人体解剖课程，并鼓励这方面书籍的出版，作为对人体研究的辅助与补充。欧洲部分地区对于尸体的需求大大增长，以至于产生“盗尸”这一非法行当，盗尸者从新墓地中盗取尸体，这也成为解剖学理性认知道路上的黑暗瞬间（图1-1-8）。
图1-1-8 插画，18—19世纪的盗尸活动猖獗
19世纪，意大利学者卡洛米·高尔基（Camil lo Golgi，1843—1926年）首创镀银浸染神经元技术，西班牙人拉蒙·伊·卡哈（Romon y Cajal，1852—1934年）建立了镀银浸染神经元纤维法，他们被公认为神经解剖学的两位创始人。此外，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的《物种起源》《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等巨著的问世，建立了崭新的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理论，这些理论为探索人体形态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并使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这些理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提到中医，最被人诟病的便是其理论缺乏科学依据，尤其是缺乏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但中医对人体结构的研究自古有之，并得出了翔实的结论。我国带有探究性质的解剖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已明确提出了解剖的认识方法，以及一直沿用至今的脏器名称。
人体解剖的正式记载开始于《黄帝内经》。“解剖”一词最早出现在《灵枢·经水》篇中：“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曾介绍过一位上古时代的名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拔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可见俞跗是一位高明的解剖者。虽然传记的神奇描述让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份记载却是条理分明，层次清楚：先是割开皮肉、疏通经筋、按摩神经，接着拉开胸腹膜、抓起大网膜，最后浣洗肠胃、漱涤五脏，使人怀疑作者在写作时加进了西汉时期的解剖知识。
汉代时，我国的解剖知识已相当丰富，金属刀具的大量使用为解剖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如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姓秦，名越人，春秋战国时名医，相传他已可以做简单的外科手术。
史书还记载，新莽天凤三年（16年），王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一起解剖被处死刑者公孙庆的尸体，不仅度量其五脏，还“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2000多年前的中国医者，开创了解剖尸体的先例。
《灵枢》中的《肠胃》《经筋》《骨度》《脉度》等，都是记述解剖学的专章，对人体骨骼、脏腑、血管等，均有关于长度、重量、体积、容量的详细记载。书中一些解剖学的名称，特别是主要脏腑的命名，到现代还在使用。
比如，《灵枢·肠胃》中记载：“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
两宋时代，曾有解剖尸体的记载，以及解剖图的绘制，如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欧希范五脏图》。但图中脾脏和肝脏的位置有错误，后在崇宁年间（1102—1106年）的《存真图》中已经得到了纠正（图1-1-9至图1-1-11）。
图1-1-9 《骷髅幻戏图》，李嵩（南宋，1166—1243年），绢本设色扇，27 cm×26.3 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1-10 《欧希范五脏图》
图1-1-11 《存真图》
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1247年）记载了大量的解剖学知识，对全身骨骼和胚胎的描述尤为详细，并附有检骨图。
藏医医典《四部医典》成书于8世纪，书中对人体生理解剖、胚胎发育等内容，都做了系统讲解，并加入了大量描绘细致的人体各部分结构图，该书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藏医药学典籍代表之一。
2003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古楼兰地区的女尸上发现了1500年前的外科手术痕迹。
1601年，西方传道士利玛窦从广东肇庆到达北京，带来西方解剖学著作。1643年，邓玉函编写了《泰西人身说概》。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王清任（1768—1831年）编著《医林改错》一书。他亲自解剖、观察30余具尸体，描述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结构，对骨骼和内脏的记载尤为详细，并对古医书中的错误做了订正。书中对脑的看法，如“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听之声归于脑”“两目即脑质所生，两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等论述，都与现代医学的认识相近。
西方解剖学传到东方后，1851年我国出版了《全体新论》，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人体解剖学理论。我国近代第一代西医黄宽（1828—1878年），曾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南华医学校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他在1867年亲自解剖了一具尸体，以供教学之用。
虽然中国的解剖学研究在古代已硕果累累，但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社会制度的约束和科学技术发展滞后的影响，解剖学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直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医学馆［清光绪七年（1881年）在天津开办］更名为“北洋医学堂”，并开设“人体解剖学”课程，由此解剖学在我国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人类通过表达自己去表现所生活的世界，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与表现依赖于人体解剖学的发展；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最早描绘自身始于几万年前的史前文明，此类作品通常是为表达崇尚人类繁衍，因此女性是艺术家的首选对象，而男子通常以猎人的形象出现于画作之中。从解剖学的角度而言，这些作品对于人体繁殖功能部位（如胸部、腹部及臀部）的夸大及反自然形式的表现都和人体其他部位（如脸部和四肢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1-1-12）。
《威伦道夫的女子》又被命名为《维纳斯》（ Venus ）”，这尊雕像约为手掌大小，发现于1908年，其表面还残存着原先抹上去的赭色颜料。维纳斯是希腊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在罗马神话中的称呼，其形象是一个裸女。19世纪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雕像与这位罗马女神在功能（非外形）上相似。头发覆盖了雕像的头部，几乎没有脸部特征，细小的双臂放在下垂的乳房上，浑圆的乳房、肥大的肚子与丰满的臀部相呼应。作品的抽象特征似乎是在突出强大的生殖力。这个雕像可能是一个生殖符咒，寓意是确保成功分娩。
图1-1-12 《威伦道夫的女子》（ Woman from Willendorf ），公元前28000—前25000年，石灰石，高11.1 cm，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藏
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人体艺术作为最理想的创作形态和作品主题在古希腊盛行到了极致，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便以人类为创作中心。裸体雕像通常以年轻的男性为主，其高度通常高于现实男性的身高，并被塑造成神或人类，用于墓葬。神性美因此在人体上得到展示，艺术家们将裸体艺术的表现提升至英雄主义的层面上。从早期盛行的少年立像开始，他们逐渐简化人体的线条并通过人体解剖学知识来增强人体各部分的衔接度，使其更形象、更自然、更具说服力（图1-1-13）。其中，克雷提奥斯（《少年》）、波留克列特斯（《持矛者》）和普拉克西特列斯（《捉蜥蜴的阿波罗》《赫耳墨斯与婴儿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一些作品使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A.这两座阿尔戈斯孪生兄弟的雕像展示出其强壮的体魄，雕像的手臂和腿等平行放置，凸显了雕像显著的牢固性。
B.雕像脸庞上露出的“古老的微笑”，使头部显得更加立体和生动。紧附着身体的双臂相对于其他部分而言更显短小，这种造型结构摒弃了一贯僵硬的雕刻习俗，并通过对肌肉的大量刻画直接在整块大理石上雕刻成形。雕像身体的重量平均地分布在双腿上，左脚稳步前跨。
C.这座青铜雕像完美地呈现出了细腻的人体结构，其右侧骨盆相较于左侧而言，呈紧缩、上抬状态，这是因为人体张力都集中在右腿上。这件作品充分表达了希腊古典艺术对于人体的态度，即人体是神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另外一个形象，是完美无瑕的存在。创作者使用了交叉四肢的方式进行创作，作为支撑点的右腿和举着武器的手臂相交叉，向前伸出的左腿和舒展并与身体呈平行状态的右臂相交叉，最终呈“X”状。
图1-1-13 《阿尔戈斯孪生兄弟——克琉比斯和比同》（A），公元前580年，德尔斐考古博物馆藏；《阿纳维索斯青年雕像》（B），公元前6世纪，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里亚切青铜雕像》（C），约公元前5世纪，雷焦卡拉布里亚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古典时期被认为是古希腊艺术和文化最辉煌的时刻。在这个时期，对平衡的追求极为盛行。建筑和雕塑因其完美的形式和比例，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此时期摆脱了古风时期的拘束和装饰性，产生了写实而理想的人体，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雕刻家，如米隆（《掷铁饼者》）、菲狄亚斯（《命运三女神》）。波留克列特斯提出的人体比例影响了随后数个世纪的雕塑创作（图1-1-14A）。普拉克西特列斯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创造出了《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而这也是以女性裸体为主题的作品的首次亮相，只为表达永恒之美（图1-1-14B）。
《美第奇维纳斯》是古希腊女性裸体雕像，直至公元前4世纪，神圣的女性裸体对于希腊人而言都是十分忌讳的。
图1-1-14 《美第奇维纳斯》（A），1世纪的佛罗伦萨作品，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塑的复制品，大理石，高153 cm，乌菲齐美术馆藏；《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B），2世纪时的罗马复制品，原雕塑为普拉克西特列斯在公元前350年所创，大理石，梵蒂冈博物馆藏
此时期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并与东方文化进行交融，因此又被称为“泛希腊化时期”。在这个背景下，艺术家们寻求更具表现力的现实主义效果（图1-1-15）。与之前的雕刻家相比，雕塑家留西波斯创作的特点是不断模仿自然主义风格，他合理安排四肢空间，并进行多角度、多元化的观察，认为波留克列特斯的《法则》应该被弃用，并提出了全新的人体比例法则（人体头部长度与身长之比为1∶8），这是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突破性变革。
《系鞋带的墨丘利》中的墨丘利去除了神性，并突出了其作为人的特征。
图1-1-15 《维纳斯》（A），大理石，卢浮宫博物馆藏；《系鞋带的墨丘利》（B），大理石，高154 cm，原雕塑由留西波斯在公元前4世纪制作，卢浮宫博物馆藏
随着古风文化的落幕，一个全新的通俗文化崛起，并一直持续至公元前4世纪中期。理想化和抽象化的人体雕塑艺术通过波留克列特斯以五颜六色的大理石所创作的逼真的人体肖像达到了最高峰，这些雕塑对于人体关节空间的掌控已经达到了极致。雕塑的主题是表现青年人，也包括其生长的各个阶段，如童年时代和老年时代，并且对男性裸体的刻画多于女性。希腊化风格由古典文化对于人体解剖学细致的研究发展而来，并伴随着盖伦的理念（公元前2世纪）产生，它最大限度地传播了医学知识。
在崛起为地中海霸主的过程中，罗马吞并了大部分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世界。赤裸的人体艺术，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图1-1-16A）。到了古罗马时期，人们依然保留着对人体的崇拜与热爱，但已不通过赤裸的形式来呈现，而会用一些布料来掩盖身体的重要部位。
古罗马艺术是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两者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古罗马的作品，如《阿尔忒弥斯与牡鹿》（图1-1-17）中，似乎看到了类似希腊化时期的激情，但它却丧失了那个时代的雕刻力度感。
古罗马人喜欢复制古希腊雕塑，或将其进行拼凑。这一时期的艺术更多地流露出一种真实感：没有掩饰，没有欺骗，不矫揉造作，充满了和谐之美。如在1—2世纪，罗马人以极大的热情用大理石复制了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垂死的高卢人》（图1-1-18），他们赋予敌人以虽败犹荣的高贵气质与英勇品质。然而随着罗马帝国江河日下，一个时代终结，古典最终成为一种情怀。
宗教统治在1000多年间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进步，也严重束缚了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艺术家们以肖像画方式将肉体的复活作为主题来描绘人体（图1-1-16B）。
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艺术与哲学理论的中心，因此之前认为裸体是罪恶与淫荡的概念被完全逆转。在这个时期，艺术家们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以全裸或半裸为主体的创作表达方式，主题除了亚当和夏娃或耶稣，还出现了圣人（神明）、殉道者、《旧约圣经》中的人物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15世纪上半叶，人体艺术史上出现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如马萨乔的《逐出伊甸园》、多纳泰罗的《大卫》（图1-1-16C），他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主题。
A.这座雕像相较于之前的人物雕塑而言，在刻画上有着明显的改变，如人物的头部更小了，身体被刻画得更苗条，这使人物形象显得更高挑。
B.这座雕像刻画了女性4个不同的时期，表达了人类4项基本美德之一，该作品中唯一以全裸形态呈现的女性是以维纳斯为原型的，她试图去遮盖自己的隐私部位，这个动作显示了她纯洁、坚贞的特性，与肉体的情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乔凡尼通过这个经典的人物造型为后来的哥特自然主义打下了基础。
C.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全裸的雕像，这座“赤裸的英雄”是在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作品，艺术家对人体进行了研究，还对普拉克西特列斯风格的古代雕像做了调查。
图1-1-16 《擦身的运动员》（A），古希腊文物，在克劳迪娅时期复制的留西波斯于公元前330年创作的青铜作品，大理石，高205 cm，梵蒂冈博物馆藏；《刚毅与节欲》（B）（布道台的局部），乔凡尼·皮萨诺，1302—1310年，意大利比萨大教堂藏；《大卫》（C），多纳泰罗，1443年，巴杰罗美术馆藏
图1-1-17 《阿尔忒弥斯与牡鹿》（ Artemis and the Stag ），公元前1—1世纪，青铜，高123.8 cm
图1-1-18 《垂死的高卢人》（ Dying Gaul ），复制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世纪）青铜雕塑，1世纪或2世纪，大理石，真人大小，罗马卡皮托林博物馆藏
佛罗伦萨画派的人体艺术是以男性为主题来呈现其男子气概；与之相反，威尼斯画派的人体艺术则是以女性为首选对象来阐述其性感形象，多是创作具有寓意的作品和描述虚构的场景。
尽管在当时对尸体进行解剖研究是被禁止的，但是艺术家们依然通过人体解剖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使他们的作品更加贴近自然主义风格。历史记载了许多艺术大师对人体解剖构造的积极研究。据说西尼奥雷利在学习人体结构时富有极大热情，甚至去墓地寻找研究对象。米开朗基罗也是对着尸体进行解剖与写生，与其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一样，他对于解剖构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骨骼和肌肉对表面外形的影响方面（图1-1-19）。
此时期人们对于人体艺术存在不同的想法，其中有3个流派影响力较大，分别是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及现实主义。
以泰奥多尔·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年）和欧仁·德拉克罗瓦（Eug è ne Delacroix，1798—1863年）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他们以最生动的形式描绘出人体美，最大限度地诠释了浪漫主义的概念（图1-1-20），早期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年）的作品《裸体的玛哈》便是最好的例子。
其后是以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年）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他曾说：“我的目的是能够以绘画的方式精确地描绘出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风俗习惯。”他的学生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年）一生都在追寻古典主义遵循的“完美定律”。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题，消除了之前创作的偶然性，突出生活的残酷性，代表画家为居斯塔夫·库尔贝（Jean Desire Gustave Courbet，1819—1877年）。“创造活的艺术”——库尔贝的这句著名宣言曾在僵硬的学院派艺术中引起激烈的争议，但是他依然以人体艺术在艺术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863年，在落选者沙龙中，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图1-1-21）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丑闻”；1865年，马奈又创作了《奥林匹亚》，当这幅画在沙龙展出时，人们对画中普通面孔、身材瘦弱的维纳斯感到惊讶和气愤。《奥林匹亚》这幅画似乎颠覆了传统的审美观念。马奈认为自己首先是在寻求真实，并且强调自己期望的是能够呈现真实的形象。
这个时期比较活跃的画家有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和杰罗姆。与此同时，专业的摄影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19世纪后期的印象派在人体艺术的发展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雷诺阿的《沐浴者》影响了其后30年的艺术发展。那些明亮的色彩和性感的人体造型给予艺术家们在女性裸体创作上更多的热情和启发，通过不断更新的绘画技术和各种颜色的搭配，他们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作品。
19世纪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画家，如布罗格和卡巴内尔。与印象派的自然主义趋势相比，新印象派呈现出色彩丰富的特点，如修拉的点彩画、塞尚的前立体派作品《浴女们》、高更的原始主义作品《妇女们》。
《昼》展现了一位十分特别的男子形象，他好像刚从睡梦中惊醒，隆起肩臂，目光注视人间。这是充满力量又因无法施展而不甘心的精神形象，斜卧的姿势隐含欲动之势，恰似笼中的老虎、禁闭中的巨人。梅迪奇家族陵墓和其雕塑作品是纪念碑式的杰作，同时也是米开朗基罗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尤其是这件雕像所表达出的不安、紧张，以及带有辛酸的屈从，正是作者心灵深处的真实写照。米开朗基罗面对处于动荡之中的意大利现实社会，人文主义的理想破灭了，他开始变得深沉和苦闷，并成为后来“样式主义”美术作品的先驱。
图1-1-19 《昼》（A），米开朗基罗，1526—1531年，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堂藏；《米开朗基罗正为艺术家们做解剖学讲座》（B），巴尔托洛梅奥·帕赛罗蒂，1569年，卢浮宫博物馆藏
1815年，《着衣的玛哈》和《裸体的玛哈》被列为攻击的目标。其中，《裸体的玛哈》是戈雅极富传奇色彩的画作，曾为画家带来了极高的声誉。相传戈雅被这位美丽的女子打动，画完肖像之后，就立即回到自己的画室里凭记忆和想象画出了这一幅精彩的《裸体的玛哈》。由于西班牙的封建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严格限制，西班牙的绘画史上极少有像意大利那样的裸女像，所以戈雅描绘现实生活中玛哈的裸体，是艺术不畏世俗束缚、大胆开拓创新的明证。他大胆地向禁欲主义挑战，确实有点惊世骇俗。
图1-1-20 《着衣的玛哈》（A），戈雅，1798年，油画，95 cm×190 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裸体的玛哈》（B），戈雅，1798年，油画，95 cm×190 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
这幅作品创作于1862—1863年，当时法国兴起了一场反抗学院派艺术的严格束缚、反对浪漫主义异国情调的思潮，也就是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在这幅作品中，马奈依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熟悉的场景，但其中出现了一位裸体女人，而且她的目光直视观众，没有丝毫的羞耻和不安。这也正是这幅作品引起争论的原因，对于当时的法国来说，这种大胆的构思和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图1-1-21 《草地上的午餐》，爱德华·马奈，1862—1863年，布油彩，208 cm×264.5 cm，巴黎奥赛美术馆藏
同时期的象征派画家对科学和智力思索更感兴趣，他们强调脑的职能，强调精神和想象力，在创作上既要表现自然，又要以想象力来处理自然。对象征派画家来说，有形世界是真实的，脑和精神同样也是真实的。然而，即使在象征派反自然主义的情况下，也没能脱离人体艺术：如克里姆特（图1-1-22）和席勒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性的艺术流派”；而凡·斯克图、霍德勒和蒙克则是以暧昧的“性”为题材。同一时期，罗丹为他的人体雕塑注入了强烈的感情，从而影响了如马约尔和布德尔这样的艺术家。
这幅画展现了人生的完整进程，从出生、发育、求爱到衰亡，同时也表现了死亡与生命的同在与隔绝。画面右侧，不同性别、年龄、肤色的男女老少依偎在一起，象征着生命的成长历程和差异性，他们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平衡与和谐，而繁复美丽的花纹和温暖的色调，象征着生命的丰富多彩；画面左侧，死神正在悄然注视着他们，冷漠而神秘，令人感到恐惧又无力抗拒。在克里姆特的绘画中，表现了类似弗洛伊德的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
图1-1-22 《死亡和生命》，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911年，油画，178 cm×198 cm，私人收藏
身体艺术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舞蹈和表演艺术中，艺术家通过身体的姿势、动作和面部表情等来传达思想和情感。人体艺术则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为艺术，艺术家以模特的身体为画布，通过各种方式在身体上创作，以表达特定的思想、观念或情感。身体艺术和人体艺术都是以身体为表达媒介的艺术形式，在20世纪后期，裸体依然是当时的主流表现形式，并被赋予了新的概念。照片和录像的出现，使艺术家们用身体来诠释肉体的痛苦，而社会上对于性的尖锐批评也无处不在。
画家必须通晓人体内部构造。画家了解了肌肉，才会了解当肌肉活动时，哪些筋腱是它活动的原因，（肌肉）数目共有多少；哪块肌肉的膨胀造成筋腱的收缩，哪几条筋腱化成细薄的软骨将肌肉包裹。这样他才可能借助于他笔下的人物的各种不同姿态，表现出不同的肌肉，而不像许多其他人那样，画的人物动作虽不相同，但手臂、背后、胸部、腿部却总是凸显着同样的肌肉群。列举的这些事例，都不是小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观察一下，一位胖人，他的身体表面哪个部位是凹陷的，而当他变瘦时，这个部位又会变得更加突出。
一块肌肉从另一块肌肉上脱离，你必须能够简略说出他们在哪里相交联合。记住，要确定任何一块肌肉的起点，你必须拉动肌腱，以这样一种方式观察肌肉运动，并且确定该肌肉与哪块骨骼相连。
从解剖学的意义上来说，你，或者你的眼睛，要从不同的角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了解人体，反复思考，寻找每一个部分的起源，自然解剖这种方式足以让你对此完全了解。
因此，一些更深入的解剖图就显得很必要。其中3张图帮你对纹理、脉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另外3张图向你说明身体组织，还有3张图说明筋腱、肌肉和韧带，再有3张图说明骨骼和软骨，还要有3张图说明骨骼解剖，这些骨骼必须锯开，以此说明哪些是下凹的，哪些不是；哪些有骨髓，哪些有海绵体；而哪些较粗厚，哪些比较细薄。并且还有一些骨头在一些部位非常细，而在另一些部位却又很粗大，在一些部位是下凹的，添有骨骼，充有骨髓和海绵体。还有时，所有这些特点都会在同一块骨骼上出现，而在另外一些骨骼上，这些特点从不会出现。
因此，通过我的绘画，并且依靠每个部位的各种示范，你应该了解人的每一个部位。因此，当你从正面看到一个人的躯干，你要了解它的肌肉、筋腱，或者它所呈现出的纹理，与此同时，你的脑中也要有这条躯干侧面和背面的样子，就像你手中就有一条同样的躯干，你可以任意翻转观察，直到你熟悉了它的每一个细节。
达·芬奇是一位在撰写艺用解剖学史时不能遗漏的人物，他的研究与创作生涯，是艺术与科学、医学与艺术关系最为生动的诠释。艺用解剖学是从造型艺术角度研究生物结构的科学，与医用解剖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的是正常人体的比例、体积和外部结构，除尸体解剖外还注重活体观察，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人体的外形变化规律；而医用解剖学注重特殊个体的结构和生理分析。
图1-1-23 达·芬奇笔记
1543年，28岁的维萨里完成了《人体的构造》一书，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尽管维萨里是医用解剖学家，但本书从形式上，仍难以与艺用解剖学区别开来。在那个时代，艺术、科学与医学实践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书中的许多插图是大画家提香的弟子范·卡尔卡完成的，因此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仍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许多插图描绘了具有特定姿势、动作甚至表情的人物，呈现出人性化特点。书中人性化的躯体，展现了人的情绪、情感、心理境况、修养和灵魂等内在反映。《人体的构造》是医学家、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作品。
近年英国女艺术家萨拉·西蒙伯尔特（Sarah Simblet）在其著作《艺用人体解剖》中用“解剖学的艺术”的眼光审视了解剖学的历史。书中表达了她的观念：“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对各部位的名称及对其功能的理解，更是对我们自身这一奇妙实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赞美。”因此，艺用解剖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在艺术家眼中，解剖学不仅是科学，其本身也是一门艺术。解剖学中的这种对于人体的人性化乃至艺术化的描述本身就是艺用解剖学所追求的目标，也曾是解剖学的历史传统。
图1-1-24 《人体的构造》，维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