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没钱医治,只能挺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并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因为经济薄弱加之人口数量剧增,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党中央于是转而探索另一种解决方式,派城市内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
“社会主义医院是人民的医院,医务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兵。”这是江门市人民医院始终秉承的信念。
“文革”时期,有位家长为了让儿子不用下乡,想通过拉关系为儿子开一张能留城的诊断证明书,他找到了江门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身为一名党员,这位医生说:医生的权力是人民给的,绝不能把人民给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绝不能拿原则作为商品交换的资本和工具。对党负责,为人民行使好权利,这是一个人民医生的责任。
“文革”结束后,江门市人民医院响应上级号召,陆续派遣医疗队深入各地公社调查研究,帮助各地建立社队联动的农村合作医疗。
作为三级医疗保障的一环,农村医疗保障的建立,已势在必行。1969年,江门市郊区人民公社各大队,先后实行合作医疗制度。1976年,公社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对各大队合作医疗实行统一管理,并制定合作医疗章程。各大队设专人负责,制订实施细则。1977年9月,外海人民公社、潮连人民公社划入江门市,由江门市郊区管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持不变。
江门市人民医院百医牵百村医药下乡义诊活动
合作医疗所需经费,主要由农民自筹和集体补贴的办法解决。一般每人每年缴交4元作基金,而农民享受医疗费的情况,则因地而异。经济条件较好的水南、白沙和紫莱乡住院费报销100%,其余各乡(村)报销50%~80%不等,门诊则多是报销50%~80%。外海人民公社除东南大队报销100%外,其余各乡(村)住院、门诊多是报销50%。潮连各乡(村)门诊和住院费均报销50%~70%。
然而,当初建立合作医疗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杜阮人民公社是新会医疗卫生情况比较落后的地方,也是第一次有医疗工作队进驻。为了改变原来落后的卫生条件,江门市人民医院医疗工作队毅然打响了第一枪。
但农民对于这种“新鲜事物”非常抵触,医院工作队做了充分的调研后,决定发动人民群众来做宣传。而当时普遍存在于农村的赤脚医生,则成了推广合作医疗的“领头羊”。
1973年3月—1975年5月,江门市卫生健康局先后在江门市人民医院举办3期工人红医和赤脚医生培训班,每年1期,先后培训赤脚医生91人。
作为农民中的一分子,赤脚医生一肩扛锄头,一肩扛药箱,在宣传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赤脚医生的劳动价值是靠记工分体现,与患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平时与农民相处也非常融洽,能够方便及时地解决农民常见的健康问题。但究其根本,还是6个字,“留得住,用得起”。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培养一个医生不易,留下一个医生更不易。
在发动赤脚医生做宣传主力的同时,江门市人民医院工作队开展了普查普治工作。一位姓陈的阿婆患子宫下垂30多年,经医疗队的同志治疗后,病情大有好转。当她第二次接受治疗后,情不自禁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当时公社的卫生员都在卫生院等着群众上门看病,而医疗队的同志知道群众农忙,便背起药箱,开始走村串户,甚至来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
在医疗队的带动下,卫生院的同志也深受鼓舞,都参与了进来。
农村卫生院的条件差,甚至连高压蒸汽消毒设备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只能用煮沸的方法消毒。可这并没有难倒医疗队的同志,没有设备就想方设法去联系,实在联系不到就用自己的医疗技术去弥补。在为群众服务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教授给当地卫生员,以培养基层医疗人才。
农民切切实实得到了实惠,加上合作医疗价廉便捷的政策吸引,使绝大多数农民都有了很高的参与热情。农民在就诊受益后口口相传,形成了良性循环,久而久之使合作医疗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最终,在当地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医疗队攻克难关,用了1年的时间,帮助杜阮公社实现了社队联办的合作医疗。
与此同时,通过医疗队半年的努力,杜阮卫生院建立起了自己的制剂室,并能够生产大型输液剂。通过医疗队手把手地教,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可以开展简单的小手术。检验室不再是以前的三大常规水平。医疗技术的提高,也使得整个公社的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此后,江门市人民医院医疗工作队连续数年进入杜阮公社。除了巩固合作医疗社队联办工作外,还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培训赤脚医生,宣传计划生育,开展查病治病工作。
在短短的10年间,通过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无数医疗工作者的努力,江门市农村医疗卫生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的首创,更是普通群众有史以来头一次享受到的来自政府的医疗保障。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是江门市人民医院不变的初心。
医务工作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温暖阳光,他们的内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笃信和坚定白衣使者的责任和使命。医路坎坷,风雨磨砺,然而,无论什么时候,生命最尊贵,“人民”二字最深情。
1977年6月1日,一位郊区人民公社社员在农忙时不小心引起足部外伤并引发大面积感染,去了专区和省级医院诊断都说要进行截肢,否则可能危及性命。这位社员心想要是截肢了,那这辈子可就算完了。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江门市人民医院。接诊医生曾佩玲看过后,听了患者的诉说,立即对患者心生同情。截肢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至少不会危及生命,但曾佩玲是个执着的人,作为一个医生,他心中想的不仅是医病,同样还得医人。曾佩玲心想该患者是家里的顶梁柱,若是截肢,不但会落下终身残疾,而且会使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截肢的决定不能做。曾佩玲与外科医生司徒良一起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保守治疗,千方百计给患者保留患足。
做出了这个决定,曾佩玲和司徒良也很清楚他们即将面临的是怎样一种情况。一旦治疗失败,患者很有可能会失去生命,而他们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名誉上的损失。但是,在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之后,他们还是毅然做出了保守治疗的决定。两人通力合作,经过外科的积极治疗,终于免除了患者截肢的痛苦。
同年,一位女患者因为计划生育手术后切口感染,经专区、省级医院治疗,一直未能痊愈。她抱着一丝希望来到江门市人民医院,医院外科毅然将其接收下来,后经过手术治疗痊愈。这一事迹得到了礼乐人民公社党委的高度赞扬,并派人到江门市人民医院道谢。
尽管每天都要面对许许多多的病患,但江门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未因此懈怠,反而是用自己精湛的医术,竭力地挽救每一位患者,不但医病,同样也医人。
1981年6月5日,炎炎的夏日热浪席卷着江门大地,江门市人民医院外科正如往常一般忙碌,传达室的同志急匆匆地跑进了外科,告知一名大面积烧伤的患者正送往我院,具体情况不明,并让外科迅速做好接收准备。正在值班的外科医生司徒良立即召集医护人员做好相应准备,整个外科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
患者进入医院后,外科迅速组织会诊,做出急诊处理,确定患者伤情,同时让特护病房做好接收准备。(后证实,该患者烧伤面积达70.5%,Ⅲ度烧伤面积达41%。)
尽管医护人员已经竭尽全力,但是患者入院的第二天还是发生了险情。患者大部分烧伤皮肤出现大量渗液,迅速导致其低血容量性休克。已经下班的司徒良医生立即从家里赶回来查看情况,并迅速做出了治疗上的调整。医护人员齐心协力,终于让患者安全地度过了休克期。
烧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感染。感染在那个年代尤为严重,尤其是全身感染和败血症的发生,极容易导致患者死亡。
在那个年代,如此严重的烧伤护理,对护士是极大的考验。然而,对于人民医院的护士而言,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为了加快患者康复,她们在病房轮值,时刻观察着创面有无红肿、敷料有无异味、皮温及其弹性等,并询问患者疼痛情况以便及时做出处理。
经过精心的护理,患者的情况逐渐好转。但由于伤害来得意外,患者往往缺乏心理准备,对遭受的痛苦难以接受,留下的大面积瘢痕,更是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这位患者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情绪发作、行为失控的情况。针对这种心理状况,护理部主任吕惠卿立即交代护士在护理的过程中,要加强与患者沟通,并向患者介绍医生的临床经验,鼓励其要面对烧伤事实,要有坚强的毅力,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让其家属给予关怀支持,使其有信心战胜疾病。
经过外科医护人员齐心协力,72个昼夜的特护后,患者终于转危为安,最后痊愈出院。这72个日夜里的每分每秒,江门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做到了爱的无缝连接。患者出院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在那个技术并不是很先进的年代,他们就是这样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心,从病魔手里抢回了一位又一位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