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出困难期，又见暴风来

196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严峻、困难最严重的一年，全国大面积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令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得举步维艰。而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江门也同样面临着农业生产大幅减产、饥荒日趋严重的形势。1959年，全市粮食生产比上年减收53.44%。1960年，情况继续恶化，全市大规模出现因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患病人数达近千人。经济的困难无疑也给江门市人民医院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到1963年，全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但是不久，全国又进入了长达10年的“文革”时期，医院发展陷入半瘫痪状态。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不管境遇如何艰难，外面的形势如何变化，江门市人民医院大多数医务人员始终坚持初心，践行誓言，他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精神从未改变。

1960年，儿科主任赵子林被任命为医院副院长。赵子林（1898—1972年），1955年3月调入江门市人民医院工作，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儿科专家。1961年，于载毅被任命为江门市副市长兼市人民医院院长，直到1968年卸任。1963年，王如亮担任医院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1964年，黄子彬被任命为医院副院长。1968年，温植被任命为副院长。1968年，成立医院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负责医院所有工作，吴侠怀任医院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梁建伟任医院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1970年，郭振华任医院军代表。1974年，林璇珍任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区祥望接任医院革委会主任，主持医院所有工作，直到“文革”结束。

针对1959年以来严峻的经济形势，江门市人民医院响应号召，向全体职工提出了“树立艰苦奋斗的观念，发奋图强、树雄心、立大志，全面建设十好医院”的年度目标。“十好”包括：“政治挂帅”思想好、医疗质量提高好、服务态度作风好、勤俭办院节约好、中西合流结合好、扩大预防开展好、培训干部素质好、互相支援协作好、支援农业生产好、领导干部方法好。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形势很严峻、困难很多，但是医院上下还是充溢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士气。根据这一思想，医院领导班子研究并提出了实现4个50%（提高治愈率50%、提高病床周转率50%、提高病床使用率50%、降低死亡率50%）的目标，医院病床数从1959年的84张增加到1960年的140张，而医院没有增加一名工作人员。目标的达成完全是依靠广大职工的斗志与热情。

按照中央的精神，各行各业支持农业，支持生产第一线，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医院工作的核心。医院领导班子在全院进行动员，提高效率，将医疗资源更多地向工厂和农村倾斜，开展送医、送药上门活动。在医疗手段上，提出了土法上马、能洋就洋、土洋并举的方针，很好地履行了为工农业发展服务的职责。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医院从1960年第一季度开始与县公社医院挂钩。院长书记亲自带领医疗队，带着医疗设备和药品到挂钩的县公社医院开展指导和服务，参与县公社医院组织的会诊，为广大农民就近治疗。医院还和郊区两个大队挂钩，承担了两个大队的医疗卫生和防疫工作，随叫随到，深受基层的好评。此外，医院还经常组织全院职工利用休息日到农村、工厂参加义务生产劳动。1960年，全院人员参与基层生产劳动，为郊区送肥25 000多斤、种树1 600多棵，支援抗旱127人次。为了保障劳动生产者的疾病预防和身体健康，上级部门也经常从医院抽调医护人员下放到基层工作。1960年，医院共抽调1名医生、3名护士下放。1961年初，抽调了5名医生、3名护士前往丹灶、篁庄开展为期10天的疾病普查。当时，全院医生总人数为12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也进一步加剧了医院人手紧张的局面。

1963年是中央针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的困难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的第3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和发展。而医院也紧紧围绕八字方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梳理，合理地撤并了一些科室，适当压缩了病床，更好地保障了医疗质量，逐渐走出了前两年因为求快、贪多而陷于忙乱、捉襟见肘的状态，医院业务也逐渐回归正常化。经过调整，虽然撤并了科室，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原来平均每个门诊患者就诊要耗时2个小时，现在缩短到了50分钟，差错率也大大降低，门诊量大幅增加。各科室都出现了无差错月。门诊患者达123 510人次，比上一年增长12.65%。住院患者3 392人次，比上一年增长10.81%。治愈率比上一年增加4.23%，达到74.07%。医院内部通过践行八字方针，效率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也有力地支持了基层医疗工作。譬如1963年，医院派出了一支由8人组成的医疗队到郊区支援夏种工作，又派出8名医护人员支援征兵体检工作，还完成了6批医士学校学生实习教学任务，都获得了外界良好的评价。

从1962年到1965年，江门市人民医院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的精神，紧紧围绕“政治挂帅”这一核心，按照狠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进行部署，医院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各项业务指标都基本向好。1964年全年门诊总数为166 937人次，比上一年增加43 427人次，增长约35.16%，单日最高门诊量为830人次。对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达到90.87%，病死率下降到2.3%。

全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国民经济领域的全面复苏，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阴霾。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江门市卫生主管部门开始从各大医院抽调人员下放到农村，为农民服务。

1968年11月，江门市人民医院实行军管，先后有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军宣队代表为郭振华，工宣队由汽油机厂、电机厂、锁厂等工人组成。此时医院整合了保健院、红十字会、结核病防治所、皮肤病防治站等医疗单位，改名为江门市人民卫生院，1973年5月江门市人民医院和这些预防保健机构一一脱离，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编者在编撰本书时发现，1966—1976年的记录资料不全，几乎找不到关于医院业务发展的材料。据老同志回忆，那时候军宣队和工宣队都进驻了医院，大家除了每天正常上班之外，还要忙着学文件、搞运动，每年数十期的政治学习班，以及其他参观交流活动、体力劳动占据了全院职工大量的时间。

1969年，全国开展了整党建党运动。江门市人民卫生院的整党建党工作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共持续了54天，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在这次运动中，每一位党员都上门征求群众的意见，听取大家的批评与建议，经历了广大群众的全面考察和评价，并按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要求进行整顿。医院党支部书记梁建伟带头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带动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在这个政治运动火热，医院秩序受到冲击的特殊时期，江门市人民卫生院的全体职工始终都没有忘记救死扶伤的职责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高度的事业心和满腔的爱心对待生命、对待患者。1971年，全年门诊量408 276人次，收治患者6 018人次，比1970年增加了一倍多。这虽然是几家医疗机构合并后的统计数据，但是也从侧面说明，医院的业务还是正常开展的。

1973年5月，合并在一起的保健院、红十字会、结核病防治所、皮肤病防治站等机构和医院陆续分离。“江门市人民医院”的名称得以重新恢复。在市委工作队的帮助和支持下，医院重新建立了行政架构和行政管理体系，调配人员，成立医务股、行政股、政保股，使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逐渐恢复到有序的轨道中。

20世纪70年代，为了贯彻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医院1/3的同志被下放到基层的医疗点，或加入卫生革命工作队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在工作人员大幅减少、工作量增加的情况下，医院本部的职工靠着忘我的牺牲精神履行着救死扶伤的誓言。下放的职工也都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到乡村，到农民家里，以满腔热情为群众服务。1975年，医院下放到斗门县西安人民公社医疗队的职工就为基层群众门诊7 000多人次，抢救危重患者24例，开展外科手术50多例。放射科自制了流动式透视间隔室。他们带着机器下农村、进工厂，为基层群众做X线透视4 800多例。

在这一时期，医院业务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上级交给医院的任务也日益繁重。到1975年，仅内科病房出院总人数就达到1 300多人，相当于10年前全院各科住院人数的总和。内科门诊量达76 305人次，相当于10年前全院各科门诊量的总和。放射科以前规定每天做X线检查不超过20例，现在一天最多可做488例。业务总量年年增加，但是，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发展却比较缓慢，硬件设施日益陈旧。从新中国成立前接收过来的山顶住院楼经过了三次大修，依然到处开裂漏雨。1960年搭建的两座分别用作职工宿舍和内科病房的茅棚几年后就倒塌了。五官科、皮肤科的患者皆因为病房紧缺而不能安排留医。职工宿舍也严重缺乏，全院80%的职工在外租房居住。

面对这种异常艰苦的情况，1964年，医院领导和全院职工咬紧牙关，自力更生，用一砖一瓦盖起了一座两层半的医用楼房，主要用作住院病房，暂时缓解了住院患者刮风受冻、下雨挨淋的局面。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这座新盖的楼并没有彻底解决医用房不足的问题，矛盾日益凸显。

直到1981年，医院新门诊大楼建成，制约医院发展的各种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