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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老师在本书中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艺术治疗做了极佳的诠释。
艺术治疗是以艺术为媒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式。罗杰斯（Rogers）主张心理治疗是一种“成为”的过程，马斯洛（Maslow）也提及心理治疗是使人成为“如其所是”的过程。每个人皆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正式治疗前，必须先经过诊断，确定症状、治疗期限，设定目标，并选择以何种治疗技术、创作媒材与活动的介入，最后还要评估是否达成治疗目标，这才是一个艺术治疗的完整历程”。这个历程其实很像一个医师使用药物来治疗患者的生理病痛。
在个案阿眉的例子中，阐明了每个人皆有创作的本能。我们推测，这种创作本能或许与荣格（Jung）提倡的集体潜意识有关。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营造一个安全的情境及信任关系，正如书中的个案小杰，通过“尊重、陪伴、倾听、支持”，使接受治疗者可以释放自己负面的情绪，享受创作的单纯乐趣。创作使人放松、专注、忘我，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个案潘妮在生命末期作画时，旁边的人观察到她就像坐禅一样，全身沐浴在祥和的光彩中。正如《金刚经》所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作画到忘我之境界，则近道矣。
因此，吕老师强调，真正的作品并非图画本身，而是画画的人。只拿一幅画来分析，绝非艺术治疗的真谛。由此推论，我们应允许个人保有创作的自由。根据吕老师学习国画的经验，她认为，从艺术治疗角度而言，即使临摹也是一种创作。书中的另一个案彼得即使是在临摹书画的过程中，也会因释放出自己的情绪而失控。艺术治疗另外有个好处，可以保存作品，加以延伸或处理（如毁掉）。
书中叙述了吕老师许多宝贵的经验。当她给了潘妮滚成一团的毛线而当事人无法解开时，又给了潘妮一把剪刀，潘妮于是用力剪开了毛线团，并且因而非常得意。这使我想起当亚历山大在波斯国苏沙城神殿中，面对着一个死结，曾有预言：谁能解开这个绳结，谁就可以征服波斯帝国。看了一会儿后，马其顿的年轻国王拔出佩剑，一刀将它劈成两半。我们的病人有时的确需要这般快刀斩乱麻的暗示。
又如勇士阿强，虽然也曾高声呐喊着：找不到苦难的理由；最后终能平静接受一切，说道：“当我看见早晨的太阳时，我知道我又赚到了一天。”汪中的《先母邹孺人灵表》中，也曾提到父亲早逝，母亲独立抚养他。由于贫穷，冬夜时母子相拥取暖，不知能否度过此夜，“比见晨光，则欣然有生望焉。”对于衣食无缺的我们，每天清晨醒来时，其实更应抱着一颗感恩苍天的心才是。
看到渐冻人威廉的作品，“色彩灿烂、天地辽阔，但又隐隐透出一种孤寂感”。不禁忆起往昔和好友看黑泽明的影片《梦》中“狐仙嫁女儿”的那段，当小男孩站在彩虹之前，望着宏伟的山川，的确就是那种感觉。在生命的烛光即将熄灭之前，能有此创作，真是灵性的展现。
然而吕老师也承认，艺术治疗并非无往不利。正如在个案刘先生的故事中呈现的，艺术治疗中的致命伤是不信任治疗师的家属。再者，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如个案彼得，总以言语推托，再好的治疗师亦无能为力。
正如当代知名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说过：治疗师最重要的工具是自己。要想分析别人，首先需得自己找个老师分析自己。因此治疗师需要明白自身心理的结构，可能和个案之间的相互反应，以及其对治疗的影响。
本书内容多为在安宁病房工作的经验，可供安宁同行参考。如潘妮曾经提到：医疗人员给予她再好的照顾，都不如病人间的同病相怜。这句话的确有如当头棒喝。正如个案刘先生一样，吕老师也提醒我们，在安宁病房中没有一个病人希望自己是被帮助者，每个病人都恨不得可以和志愿者交换角色，所以在这个地方摆着一副“助人者”的姿态是极不恰当，甚至是粗暴的。因此，以“我们和病人共同来编织彼此的生命”的态度来服务病患是比较合宜的。
在彼得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国外安宁团队各专业间的密切合作和联系，足供国内各相关机构借鉴。“贵妇海伦”的案例也提醒大家，宗教信仰有时反而会使当事者无法碰触自己的悲伤。记得中国台湾安宁疗护之母赵可式老师亦曾提到，各种宗教修行者在面临生命终点时，有时反而不易得到灵性平安。这也值得我们警惕。
书中提到一个澳洲的古老神话：“有一种鸟，在一生当中会努力寻找荆棘树上最尖锐的刺，然后朝自己的胸膛刺进去，在死前唱出这世上所没有的、美如天堂的歌。”这不禁让我想到，不知道艺术治疗可不可以化为润喉的甘露，帮助这种鸟把歌声唱得绕梁三日？
最令我感动的是，吕老师在阿强的故事里提到她曾经画过一张画：崇山峻岭间有两个人站在悬崖峭壁上，惶恐无助，一个是病人，一个是自己。在生死鸿沟间，她不知如何帮助病人跨越。直到梦中，她发现在两人面前的悬崖上出现了一道彩虹，把两山联结起来。期待所有从事安宁工作的伙伴都可以是帮助病人及其家属安渡彼岸的彩虹。或许因这工作困难艰苦，也因在幽暗天色、大雨滂沱中一路奋力走来，我们方得以见到光明重现之后的七彩美景。愿以此短文，除了感恩吕老师的分享外，也与所有安宁医疗团队的朋友们共勉。
（本文作者为成功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