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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教画时期，我已发现艺术创作对某些人所产生的力量，这是我在学院中所不曾学过的，但是在往后学习艺术治疗的历程中，对于“艺术”“创作”“美”“治疗”这类议题的观点，我还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刚到美国时，我对美国人随便涂鸦或搞怪，动不动就冠上“Art”（艺术）之名，实在无法苟同，甚至内心唾弃不已。因为我们中国的画家，哪怕是数十载寒窗苦练出来的笔墨功夫，都还唯恐自己只是“匠”而已。那些毫无美感，看起来除了玩弄感官、情欲、暴力之外，就是些刺激、耸动的东西，哪配称作“Art”！
然而，在曼哈顿的视觉艺术学院学习的那两年，我受到校内外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和各种观念的冲击，卷入课堂或课余师生之间无休无止的辩论，加上艺术知识与创作经验的累积，我慢慢松动了！对于什么是艺术，开始有了更宽阔的视野。
在我离开纽约，前往新墨西哥大学之前，我发现自己莫名地被博物馆中的印第安沙画所吸引。巧的是，在新墨西哥大学研修心理治疗的那一年里，我有机会深入接触印第安文化。我的美国朋友和同学，包括一位嫁给印第安人的白人女孩，带着我在沙漠、荒野里的岩壁上，印第安保留区的图书馆中，寻找印第安沙画的痕迹与文献。我发现印第安沙画原来是用来治病的，而且，这种天人合一的艺术与智慧，竟与中国思想文化有相近之处。
这时候的我经过种种探访、阅读与讨论，对于东西方艺术哲理的异同有了新的体悟。我所关注的焦点，由西方艺术、印第安艺术，再回到东方艺术与中国艺术，它们有着奇妙的联结，似乎由东而西，再回到东，画了一个圆，可说是“见山又是山”。之后，我继续前往俄亥俄州一探艺术治疗的奥秘。
在俄亥俄州的四年里，除了完成必修的学位与论文之外，我花了比规定实习时长还多数倍的时间在各个医院里工作，详细观察病人，而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我仔细研究每个病人是否都能创作，研究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此外，我更不忘在课程中探索东西方艺术内涵的异同，其中让我获益最大的是一门“以图画作为诊断工具”的课。这门课的教授极其慎重，他要求每名学生都必须找几个年龄、症状类别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录像、录音的方式，让每个研究对象做十套各不相同的图画评估测验。每位学生都需要写下详尽的记录再加以评估。
不止如此，我们还必须通过观看这些纪录片，跟随研究对象的创作顺序、速度、动作，一笔一画照着画一遍。这门课对美国学生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折磨，因为他们很难忍受必须临摹他人的作品。只有我认为临摹是驾轻就熟的功夫，中国画不都是这样学的吗？
其实不然，我很快就发现同样是临摹，其效应竟大不相同！因为在这些病人的作品里，有某些东西是我们临摹的中国大师的作品里所没有的，那是一种强烈的、可怕的负面情绪。当我们一笔一画认真地临摹时，会不知不觉地进入病人的内心世界，渐渐被作品的氛围所环绕，我们感受到一些莫名的负面情绪被激发出来。
此外，每个学生必须在上课时，把各自带来的病人作品悬挂在教室墙上，一起观看。当整间教室挂满了病人的作品时，身在其中的我们竟先后产生极不舒服的反应。那是一种沉重阴郁，情绪被负面能量所笼罩的诡异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几乎窒息，每个人都有一种想快点逃离现场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