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美人

1936年12月10日，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通过英国BBC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宁要爱人不要王国”的逊位声明：“没有我所钟爱的那个女人的帮助和支持，我无论如何挑不起国王的重任，也不可能履行国王的职责。”这个“爱人”指的是美国的有夫之妇沃莉丝，由于英国王室禁止国王与离过婚的女人结婚，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只得宣布逊位，成就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爱情”。一时，沃莉丝成了最令人羡慕的女人，因为，在国王或皇帝的心目中，她作为“美人”的分量第一次超过了“江山”。

“江山”和“美人”称得上是国王或皇帝人生的两大轴心，它们都是由专制权力带来的。对于封建君主来说，江山为他个人所有，美人当然有的是，没有哪个皇帝或国王缺女人的。皇帝贵为人主，富有四海，天下女人自然为他所有。因此，“江山”与“美人”之间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或者说“美人”就是“江山”的一部分。有了“江山”，也就有了“美人”；反之，丢了“江山”，“美人”也就保不住了。秦始皇灭六国，六国妃嫔都为他所有，而六国的君主就“江山”“美人”两空空了。陈后主的“江山”坠入了胭脂井，他连只保他的美人张丽华都办不到，因为“美人”被看作了使国君丢失江山的“祸水”。明朝崇祯皇帝眼见得自己的“江山”即将为他人所有，他干脆把他的“美人”杀了，尽量不给敌人留“战利品”。

但如果“美人”指代爱情，那么，“江山”与“美人”就常常不能兼得。爱德华八世作为国王实际上只是权力的象征，他是没有多少“江山”可言的，否则，他心中的天平还不知道倾斜向哪一方呢。历史上，皇帝手中的“江山”逐步减少好像并非“得力”于“美人”。爱情的首要前提是双方人格平等，但在专制之下，皇帝与后妃是很难求得人格平等的。皇帝不但是一国之主，也是一家之主，他对后妃实施的是君权与夫权的双重统治。所以，后妃在皇帝面前自称“臣妾”，不敢与也是自己丈夫的皇帝进行平等的交流，皇帝也就成了孤家寡人；皇帝高高在上，也就常常不能忘掉自己的“天子”身份。杨玉环两次被李隆基遣送回娘家，都是因为“忤上旨”，都是李隆基不自觉地流露皇帝脾性的结果。因此，虽然皇帝富有四海，美女如云，但在爱情这一项上却是赤贫。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上，帝妃之间只有不多的几次爱情火花的闪现。除了李隆基与杨玉环外，明万历帝与郑淑嫔应该是有爱情的一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二人的情感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据说，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夫妻之间的感情融洽，得力于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相互了解、心灵相通、情趣契合。能与皇帝神交的妃嫔都不是庸常角色，往往通过一些细小的方面，如一个眼神、一句普通的话，就能知道对方想什么，使皇帝愿意显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做心与心的交流，并分其心中之忧、排其心中之难。郑淑嫔的过人之处，在于她敢于并善于和万历平等相待。她虽然无力在政治地位上改变自己，但在人格上却超越了附庸的地位。她对他相当尊重，但始终把他当人而不是神。她对万历体贴多于敬重，合作多于服从，交流多于回避，改变了万历因孤家寡人带来的苦闷，使他在道貌岸然下禁锢的心灵得到了放松。她还对他的性格弱点做了匡正补救，从而达到了性格互补的和谐之美。正因为如此，万历也将她视为“人”，视为平等的伴侣，而非玩偶和奴隶，他们的关系也就不再是简单的夫妻关系和君臣关系，而是灵肉一致的情人关系。

但封建体制不容许这种情感关系的存在，无论是万历的母亲还是朝廷大臣，都怕万历因“情”（美人）误“国”（江山）。在“江山”面前，无论万历的“爱”有多深、“情”多么浓，那都是“私情”，无足轻重。这样一来，好像真正的“江山”之主都应该是无“情”的，多情之人自然也就坐不了江山，万历母亲和大臣的担心客观上倒是说明了封建制度的反“情”本质。万历与郑淑嫔的“情”后来竟差一点真的使“江山”毁于一旦。万历因专宠郑淑嫔，并爱母及子，一心要立郑淑嫔所生的第三子常洵为太子，使臣民们大惊失色，因为这势将破坏封建皇室选择皇位继承人立长不立幼的规矩。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直谏：“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指郑淑嫔，她此时已被万历册封为‘皇贵妃’——引者注）所生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指生皇长子的王恭妃——引者注）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这位姜先生是一位皇权制度的坚决维护者，他虽然也知道情之不可废，但与“礼”相比、与“宗社之庆”、与“江山”相比，就是等而下之的事了。分析他话中的意思，如果万历以“情”为重，那么，“天下之本”也就乱矣，“宗社之庆”不长矣，“江山”也就不保矣。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封郑淑嫔为皇贵妃开始，廷臣围绕立储与万历皇帝争论了十五年，所上章疏累数千计，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争国本”。后来，万历迫于种种压力，最终没能立常洵为太子。看来，皇帝不是想爱什么人就爱什么人，想被什么人爱就被什么人爱的；后妃们有以色事君、为皇帝繁衍龙种的权利义务，但就是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皇帝的臣民们总是说：皇上应以江山社稷为重，言下之意是，“美人”非但无足轻重，而且常常是克“江山”的。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臣民们与后妃的争宠心理：皇帝受命于天，是天下的主人，理应爱天下人并为天下人所爱，怎么能让他只爱一个女人并为一个女人所爱呢？皇帝只爱他的“美人”，为他守护“江山”的臣民自然怨恨，野心家也有了皇帝因情误国的口实，“美人”和爱情危矣，“江山”甚至都难保了。

看来，“江山”是容不得皇帝自由地爱他的“美人”的。唐武宗和他的王贤妃情投意合，长得很是相像，都喜好打猎，一身戎装时，旁人竟难辨别谁是武宗。武宗有意要立她为皇后，但宰相李德裕以她无子，出身比较低贱为由加以劝阻。武宗病重，自知不起，对王贤妃放心不下，伤感地对她说：“我气息奄奄，情虑耗尽，只怕要与你诀别！”王氏回答说：“陛下万岁后，妾以身相殉！”她将财物分给宫人，待武宗崩后，遵守生死之诺，自缢相随夫君于地下。可见帝王的爱情是多么艰难。宋仁宗的嫡配郭皇后，因争宠被废（其实也是前殿政治斗争的延续）。后来仁宗与郭氏诗词唱和，情真意切，仁宗皇帝有意让其复位，但郭氏却被大臣们用计毒死，因为她早已被打入了另一个政治派别，如果让她回来，那就是你活我死。

专制制度不仅断送了帝王的爱情，而且破坏了天下千千万万人的爱情。且不说，封建后宫制度使宫人们丧失了追求爱情的机会，一些帝王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不知道拆散了多少人的家庭。相传春秋年间，以昏暴著称的宋国康王看中了臣僚韩凭的妻子何氏，并将其掳进宫中。韩凭口出怨言，被罚为城旦（筑城的役夫）。宋康王虽然拥有“江山”，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所有的“美人”都爱他，用非爱情的手段得到的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爱情，他无法得到何氏的爱。韩凭寻短见死后，何氏表面上比较镇静，暗地里把随身的衣服弄得质地疏松。与康王同游高台时，何氏突然急速冲向台外，随从伸手去拉，但只抓住了几块破布。后来检查何氏的尸体，发现了何氏的一封遗书：“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康王怒不可遏，反其愿而行之，令人将二人之坟造得可望而不可及，并说：“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过了不久，二坟之上各长出一棵樟树，并且树身逐渐弯曲、靠拢、合抱，根须相交，枝叶相错，有一对鸳鸯飞栖树上，交颈悲鸣，令人十分感伤。时人称奇，将树命名为“相思树”。专制制度对爱情的戕害，由此可见一斑。

专制制度本质上是反人性、人情的。因此，后宫之中难有纯粹的爱情；即使有，也注定了长久不了。

李隆基与杨玉环没能长久，顺治与董鄂也没能长久。顺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率性痴情的皇帝之一。他的第一次婚姻是政治联姻，自然是为了“江山”稳固。皇后是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国舅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顺治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侄女，顺治的表妹。此女不但出身高贵，容止足称佳丽，而且极为聪颖巧慧。但这些似乎均与爱情没有绝对的关联，他们的联姻是考虑到清朝初定中原，统治未稳，娶蒙古上层女性为后，可以争取蒙古的支持，为大清王朝效力。由于二人之间没有爱情基础，婚后不久就意气不孚，顺治遂有废后之意。但满朝文武大臣坚决反对，多人上书请求，礼部员外郎孔允樾言词殷殷：“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缄口而不为母请命？”大臣显然是不管你爱情不爱情的，因为皇帝乃天下父、皇后乃天下母，儿女们只要父母相安无事，家庭安定就行了。顺治任性，但又不便强行，一度郁郁寡欢，愤懑成疾。孝庄见儿子面容憔悴，自然痛心，只好同意了他的废后请求。顺治后来在废后诏书中说：“自古立后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幼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宫闱参商，已历三载，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将废后的原因归结为睿亲王多尔衮的婚姻包办。他也不能谈感情问题，因为爱情只是他的个人私情，他不能因个人私情误天下，所以也只能以皇后不足以“母仪天下”的冠冕堂皇的话打发。人们为顺治的爱情悲剧感到惋惜，可是被他废的皇后呢？顺治还可以继续选择，被废的皇后只能在“侧宫”中孤寂地度过一辈子了。

顺治的第二位皇后亦来自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是孝庄的侄孙女。顺治觉得她虽然“秉心淳朴”，但缺乏机敏聪慧。这时，董鄂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德国传教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此有所闻知的天子，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杨丙辰译《汤若望传》）自从董鄂进宫，顺治对皇后更加疏远，并欲废之。孝庄出于政治考虑，坚决制止，董鄂本人也以死相谏，顺治的第二次废后才不了了之。皇后虽然没有被废去，但也仅存名分而已。

董鄂美艳、聪颖、温柔、贤淑，深得顺治之心，顺治对她的爱恋达到了痴狂的地步。孝庄为防止儿子陷入过深，太过冷落了皇后，引起政治风波，因此对顺治与董鄂的关系采取了限制、阻挠的办法。但这种限制与阻挠反而更激起了顺治对董鄂的爱恋，大有“愿作鸳鸯不羡仙”“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意态。不久，董鄂生子，排第四皇子；顺治大喜，称其为“皇第一子”（《世祖章皇帝实录》），实则视为皇太子。但这位小皇子刚来到世上四个月便夭折了，顺治与董鄂的丧子之痛是可以想象的。大约是爱子之丧，使董鄂忧郁成疾，后竟也撒手而去。顺治先失爱子，再失爱妃，痛不欲生。历史上，顺治不仅是少数几个痴情皇帝之一，而且也是极少数感情专一的帝王之一，他可以为心爱的女人抛弃一切，甚至为她去死，在他的心目中，江山已退居次要的位置。如果让他在江山与董鄂之间做一选择的话，我想他会选择董鄂的。但现在他已无可选择，董鄂之死，使他看破红尘，万念俱灰。在他看来，“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北游集》）。他想为爱妃而死，但上有高堂，特别是有“江山”的重任在肩，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汤若望回忆录》记载：“贵妃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至寻死觅活，一切不顾，人们不得不昼夜守着他，使他不得施行自杀。”

顺治曾沉迷于佛事，遭最心爱的女人病逝这一无情的打击，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企望遁入空门，以求精神情感上的解脱。他曾命茚溪森为其削发剃度，决心出家。孝庄一边百般劝解，一边命人急召茚溪森的师傅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抵京后，痛斥弟子茚溪森，并命人取来柴薪，声称茚溪森敢引顺治为僧，他就将其烧死。顺治无奈之下，只得勉强答应蓄发留俗。顺治身体素来羸弱，又多情善感，董鄂的早逝对他造成了极大伤害，于董鄂去世半年后染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不久就追随他心爱的女人去了，年仅二十四岁。

对顺治的所谓“江山”及政治业绩，后人几乎没什么评论，但他的“美人”却给人留下了万千话题。一来真正的爱情太美好，几乎是人人所向往的；二来天子皇帝享“九五之尊”，富有四海，其“江山”当然了得，顺治“不爱江山爱美人”，着实是让人惊心动魄的。后来“美人”董鄂竟被人附会成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江南名妓董小宛，自然是为了再增加“江山美人”故事的浪漫色彩。董小宛，名白，字青莲，出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十五岁就已成为江南名妓，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传说顺治二年董小宛被掳进宫，并与顺治合演了一出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但顺治此时尚是一七八岁的孩童，比董小宛小了十五岁，虽然江山为他所有，但对于爱情应该是不甚了了。为了揭示董妃的本来面目，几代历史学家已经费了无数的精力，无数的人更是加入了议论此事的行列。爱情一方面为“江山”等世俗的利益所役，另一方面又是人类长盛不衰的话题。人们向往着纯洁美好的爱情，但是在爱情面前又每每放不下“江山”，放不下世俗利益的考虑，爱情因此常常成了世俗祭坛上的牺牲。在爱情面前，人们往往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委琐得很。

皇帝拥有“江山”，后宫美女如云，可爱情却依然是凤毛麟角，“江山”换不来爱情。爱情不但与所有的世俗利益无关，而且，世俗利益常常糟蹋了爱情。如今，真正拥有“江山”的人已经没有了，但为了一点点利益，不少人还是一边在心里算着自己的小九九，一边在骂着爱情的稀少。不但“江山”“美人”不能兼得，“江山”“美男”也经常冲突，在此问题上，女人们的小九九水平恐怕不比男人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