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第二天，承晚说有些累，还有几封信要写，国粹一个人去看卢浮宫。临走前，承晚提醒他早点回来，不要忘记云裳请客吃夜饭。

卢浮宫，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圣殿，如果说天堂的模样，大概卢浮宫可以做一个参数。人类因为卢浮宫才显得不是那么俗不可耐，法国的历史有了卢浮宫才得到升华，巴黎有了卢浮宫而在世界各大城市中别具一格。卢浮宫富丽堂皇，精美绝伦，并且包容万象。年长的艺术家展示他们的毕生精粹，早夭的年轻艺术家也占有一席永生之地。最聪明的头脑，最锐利的眼睛，最灵巧的手，都在此地留下了不朽的印迹。生而为人之美好，生而为人之苦难，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每一瞬间，都在艺术汪洋中波光闪耀。这么庞大的思想和艺术宫殿，看一次绝对不够，看十次也不够。这里是艺术家的灵魂休憩之地，也是他整装出发的始发之地。

在法国浪漫主义大师杰利柯·西奥多的名作《梅杜莎之筏》前，国粹站了总有半个时辰不曾移动脚步。这张巨画是他衷心拜服并叹为观止的。地平线于正中剖开，一半是波涛翻滚的怒海，一半是乌云密布的天穹。一叶用船板桅杆和缆绳扎起的木筏漂流其间，木筏上的幸存者，在战舰失事十几日之后几成饿殍。有些比较羸弱的人已经死去，尸体被活着的人分食。几乎绝望之际，天际出现一缕帆影，众人叠起罗汉，不断地挥舞红色的织物，以期得到救援。画面张力巨大，悲情满溢。世界的凶险，人的渺小，生之欲望的强烈，在一幅五米乘七米的大帆布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绘画的功能不止是愉悦眼睛，大师们透过精美的画面揭示人世的真相。尼采说过：一束鲜花，一樽美酒，一曲动人心弦的咏叹调，给我们带来愉悦，但没有这些，我们也能将就过下去；可是在面对人生的大灾难时，鲜花美酒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唯一能使人振作起来的是——悲剧，看别人是怎样地跟命运抗争，就算是失败了，也是勇气可嘉。

国粹来卢浮宫已经好几次了，除了第一次从头看到底，其余几次都是专心观摩他心中的杰作。在《梅杜莎之筏》旁边，挂着德拉克罗瓦的《希奥岛的屠杀》和《自由引导人民》。他喜欢画风感情洋溢、充满悲剧性的作品。在同一间展厅里，也悬挂着安格尔著名的作品《土耳其浴室》《大宫女》，他只是瞥了一眼就走开去了。

就在他转身离开之时，大厅中央，一个坐轮椅的女子身影掠过。

一瞥之下，他想都没想就叫出来：“钟小姐。”

声音之大，引得别的观众都回过头来。轮椅女子停住，然后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到是他，椅中人仰起脸来，那张白莲花似的面容，就像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映照得大厅里上百幅世界名画都显得黯然无光。这一刻的画面定格，日后常常在他的遐想中浮起，无端地，诡异地，偌大的展厅天花板高耸，空无一人，坐轮椅的黑衣女子一手托腮，若有所思。而几百幅画中人的眼睛都像探照灯一样投射过来，熠熠生辉。

他闭上眼睛，让幻觉逝去，然后走到轮椅旁边，伸手致意：“这真是何等的巧遇，钟小姐，你好吗？”

年轻女子仰头微笑，伸手与他相握，神情甚是愉悦，跟以前的冷若冰霜大为不同。国粹问道：“令堂呢，怎么不见？”

“还在伦敦。”钟樱之见他诧异的神色，微笑着说，“我在伦敦买了个新轮椅，出行可以自由一些。”

国粹弯腰细看那辆新轮椅，底部装有个小马达，而在右边镀铬的扶手上有个开关，一揿按钮，轮椅就往前，关上就停住，甚是方便。

国粹抬头说：“西洋人真是会发明好东西，你现在哪儿都能去了。”

钟樱之说：“可惜还是不能上台阶，刚才在卢浮宫入口处，两个绅士把我连人带轮椅拎上来的。”

从卢浮宫出来，坐进几步之遥La Maison Angelina咖啡馆的角落里，看着侍者把矿泉水和咖啡放在面前的大理石小桌子上。然后，国粹点上香烟，礼貌地问道：“钟太太身体可好？怎么没和你一块出行？”

樱之刚才还和颜悦色地微笑着，听了这话脸色就阴了下来，一言不发，只是闷着头抽烟。

国粹上次就发觉她们母女之间有些不和谐，但想不到他只是随便地问候一句，钟樱之会有如此反应。他想缓和点气氛：“我是说，你一个人在巴黎，老太太肯定很挂念你的。”

樱之很烦躁地说：“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就是要透透气，又不是三岁的小囡，时时刻刻要挂在别人身上。”

国粹不响，心想：这女子白白生了一副好看面孔，但脾气实在是太坏；还好跟她只是萍水相逢，如果相处的辰光长了，不吵翻天才见鬼了。

大概自己也觉失态，樱之自嘲说：“二十四岁的人了，还一直被人当小孩子，非要人看着护着不可。”

国粹微微一笑，说：“女小囡被父母呵护，也是天经地义的呀。”

“我，就是被呵护得过了头，今天才不得不坐在轮椅上。”

这句话是很平静地说出来的，国粹倒是听得目瞪口呆。

钟樱之一脸豁出去的神情：“你想不想听听，我是怎样从一个学芭蕾的女小囡，变成今天困在轮椅上的老烟枪吗？”

国粹猝不及防，先是点头，又摇头道：“钟小姐，你想说呢就说出来，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樱之狠狠地抽了口烟：“我要说的，否则，你还以为我天生是个怪物；或者是被爷娘宠坏掉，不晓得天高地厚的神经病……”

钟家是抗战胜利后从上海搬去香港的，缘于钟母继承了香港婶婶的一小笔遗产和半山的一幢房子。樱之原来是不肯去的，她师从一个白俄教师学芭蕾舞，已经六七年了。父母当然不肯留她一个人在上海，钟母尤其坚持：“芭蕾舞？陶冶性情可以，但是不能当饭吃的。那个罗宋女人，虽说曾经是圣彼得堡大剧院的头牌，有啥个用？现在不还是窝在人家的后厢房里，酗酒抽烟，有一顿没一顿？”又责怪钟父袒护女儿：“都是你，要啥给啥，宠得不像样子。”家里一旦吵开了头，就此争纷不断，无有宁日。

她来到香港，从第一天起，就不喜欢这个潮湿闷热的南方城市。气候糟糕，市容破败，日本飞机轰炸后的断墙残垣还没全部修复。香港人，说一口粗声大气，佶屈聱牙的广东话，她一句也听不懂。民风更是唯物质至上，揾钱最要紧，笑贫不笑娼。一些上海来的熟人，浸染其中，也变得非常不堪，男人都偷偷地在外面养小，女人则整天搓麻将，讲别人家长里短的八卦。她交不到朋友，常常一个人去爬山，到了山顶，眺望着蔚蓝色的大海，才能稍微化开些郁闷。但是香港经常刮台风，只好在家蒙了头睡觉。

樱之并没有丢失她的舞台憧憬，继续在香港寻找能够跳舞的机会，但家里的纷争没有平息过。钟父跟人合伙做了几笔小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被合伙人吞掉一大部分本金。失意之余，钟父沉湎于赌博，借此来抒发郁闷。香港大小的赌博场所遍地皆是，六合彩，赌马赌狗，或是街边档口牌九摊，麻将桌上，赌徒二十分钟可以输掉家里一月的菜金，有人坐了摆渡船去澳门，输掉全部家当都是分分钟的事。钟父家庭不睦，人生失意，更是一头栽了进去，小赢大输，欠了人家不少债，只得频频向家里拿钱。

钟母拿了遗产，手里是有些钱的。只是跟在上海当少奶奶时比起来，钟母变得畏缩了，胆小了，手紧了。原来在上海，也是个爱花爱用的，见过大世面的，到了香港，一下子变得锱铢必较起来。可想而知，家里三日一小吵，十日一大吵，都是为了几张钞票。

樱之找了个业余舞团，有中国人，也有印度人、英国人。跳第三主角，只想是暂时过渡，不至于荒废了以前的基础。早出晚归，每日报到。

在年关前，樱之天天泡在剧团里排演《胡桃夹子》，准备在弥敦道的国际会堂演出。还有个原因，是不想见到家中鸡飞狗跳的场面：父母一旦开仗，都来拉她到自己的一方，叫她来评判谁是谁非，各有一大堆理由。钟父抱怨：“上海耽得好好的，就为了区区一点遗产，辞了职，来香港，既没了朋友，也没了根基。就算再想从头开始，香港这地方欺生，只要不是当地人，上上下下都来挤兑你。这一切，都是你妈为了那一小笔吃不饱，饿不死的遗产……”

钟母更是怨恨：“你爸口口声声上海好，好个屁！他当初在上海，又何曾好好地做过事体？他这人的白相心太重，一年换三个职位。我如果做老板，也是不要雇他的，上班应个卯，人浮于事。下班不是跳舞打牌，就是跟狐朋狗友聚餐，拿回家的薪水越来越少。家里的日常开销，都是用我的私房铜钿贴补，才没弄出大窟窿。到了香港，说是要好好做生意了，讲得花好稻好，我还信以为真，一笔铜钿交在他手里，你看看是个啥结果？现在越来越过分了，竟然连赌铜钿的恶习也染上了。”

樱之最怕这个场面，父母一开仗，她一个头变得两个大。能不回去就不回去，只求个耳根清净。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家里的纷争愈演愈烈，钟父搬了出去，已经弄到了要离婚分家产的地步。钟母更是请了大律师，说是宁愿钞票打官司用掉，也不会分给这个败家的男人。

在一个周末，樱之排舞忙累了一天，回到家已是十点多钟了，冲个凉，用过简单的晚饭，就上床睡下。刚刚蒙眬入睡，忽听到前面又吵了起来，摔锅踢凳，于平时更为暴烈。实在忍不住，披了件睡袍出去查看。

一瞥之下，樱之遽然大吃一惊。厨房里杯盘满地，狼藉不堪，一向注重仪容的钟父，领带歪了，西装的一只口袋被撕裂开来。而钟母披头散发，追着厮打她丈夫，嘴里叫着：“你去死好了！死了大家清净！”钟父脸色铁青，把案头的一枚景德镇的腊梅瓶一把扫到地下，砸了个粉碎，然后转身往外而去。钟母忿然，还要追上去争斗纠缠。说时迟那时快，钟父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钟母……

樱之说，她完全没意识地，突然就插在他们两人中间，同时去抢夺父亲手中的枪，也没有顾到危险。她的潜意识中，两人争吵到这个地步，父亲一定会杀了母亲，只要他手指一动。而父亲是爱她的，只有她出面阻挡，父亲才会放下手中的枪……

樱之噎住了。国粹一言不发，把女人颤抖的手握在掌心，摩挲着，拍抚着。

樱之喝了口水，哑声说道：“然后，枪就响了。我不知道是如何触发了扳机，是谁？有的时候，我恍然觉得是我，也许在争夺手枪时，用力过猛，误触了扳机；或者，父亲在和我拉扯之间走了火。反正，我不相信他会对我开枪。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子弹从肋骨下方射进去，穿过腹腔，伤到了脊椎神经。”

“我没觉得痛，我只是惊骇，一向视我为掌上明珠的父亲，竟然把一颗要命的子弹送进我的身体。”

国粹无意识地把樱之的手越握越紧，而樱之挣扎地把手抽出来：“你把我捏痛了。”

国粹低声道：“别说了，我听着难过。”

两人沉默着，桌上烟灰缸里的烟蒂满了出来。咖啡馆外的街道上，亚历山大三世桥上华灯初上，下班的人群像水流一样从身边流过。旁边餐馆厨房里飘来烹煮食物的气味。两人对视了一眼，樱之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低头看了看腕表，说：“哦，我们已经坐了三个多小时了，该走了，而且，我也饿了。”

国粹突然想起云裳的邀约，遂问樱之：“晚上你有安排吗？如果没有，我请你到一个地方吃晚餐去。”

钟樱之的出现，使云裳寓所顿时气氛活跃起来。众人都显得非常开心，云裳说：“这是什么样的缘分，能让樱之小姐光临寒舍。”云鹏就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一起坐了两个月的船嘛。”国粹笑道：“哪来这么多废话。要说缘分，我是看中了你的烤鹌鹑而来的。你最好去跟厨子说一声，工夫道地些，不要坍了你这个当主人的台。”

于是云裳跑进厨房去，关照厨子加人加菜。大部分的法国厨子，是把自己当作艺术家的，不肯随便改动安排好的菜单，而且脾气也是有点的。听说临时多了个客人，便很生气地说这不合礼仪，叽叽咕咕地抱怨，好像要挥袖而去的样子。后来走出厨房见到樱之，怔了一刻，态度大变，连说没问题，再等半个钟头就可以开饭。

众人放下心来，聚在客厅里喝饭前酒，说说闲话，看云裳淘来的古董家具和瓷器。没多久，白衣白帽的厨子把晚餐开了出来。餐室里一张长桌上铺了细亚麻的桌布，中间的水晶缸里放了一丛白色菖兰。每人面前叠了三个盘子，云裳介绍说第一个盘子是吃前菜和面包的，第二个是吃色拉的，第三个盘子才是吃正餐的。

承晚笑道：“外国人吃饭，就是繁文缛节太多，盘子不能搞错，刀叉不能碰响，人要坐直，像块排门板，一顿饭吃下来腰也断了，吃点啥倒不记得了。”

云裳轻声说：“那个厨子规矩大得很，不这样，他就不肯弄，说是会坍了他的台……”

正说着，厨子捧了一个大托盘出来了，是一大盘煎成金黄色的蛋饼，厨子用大勺给每人分到盘子里。一尝之下，蛋饼里混合了蘑菇和干酪，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云裳说这是黑松露，很是金贵，全法国只有南部有些省份出产，价钱也是贵得要死。国粹吃了几口，觉得这松露的味道有些奇怪，放下叉子不肯再吃了。配的白酒倒是很爽口，清凉甘洌。吃完色拉，厨子端上来烤鹌鹑，大盘子装饰得花里胡哨，一人只分到一只，烤得确实不错，皮脆肉嫩，配的酱汁是加了白兰地的。国粹和承晚都叫好，意犹未尽。甜点有不同的选择，松子仁酥饼配蓝莓冰淇淋，或者是新鲜无花果加鲜奶油蛋糕。

饭毕，厨子换上了笔挺的西装，戴了蝴蝶领结，帽子拿在手上，风度翩翩地像个大学教授，出来跟众人告辞。云裳递了个放有小费的信封给他，厨子接过，又特意走到樱之面前，先鞠了个躬，眉飞色舞地说了一大篇赞美的话，再捧起女人的手，放到唇边轻吻一下。

饭后，云裳又请大家到书房喝白兰地，看他新买来的一座拿破仑时期的自鸣钟，钟座做成巴黎歌剧院的雏形，鎏金嵌银，花哨莫名。云裳在书桌抽屉取出一把钥匙，转了一圈，钟座底部便开了一扇小门，一个小小的绅士出来，钟声同时响起，听得出是巴赫的赋格曲。

大家啧啧称奇，云裳说在拉丁区逛画廊时，在一家画廊兼古董店里看到这座钟，搁在角落里，蒙满灰尘。一问价钱，便宜得不敢相信。叫了出租车拉了回来，一上油，竟然如新的一样。

从晚餐开始，国粹不时留意着樱之，发觉她的情绪还可以，与众人的谈话也和谐，只是吃得很少，最后上来的鹌鹑差不多没动。有意思的是，当法国厨子捧了她的手亲吻之际，樱之微微地笑着，低了头，表情显得娇羞莫名，本就是一张极好看的脸庞，再加上一股女人最本源，最纯粹的璀璨神情，就像拉斐尔笔下的尘世女子，被一束圣光突然照亮。

只是极短的一刹那。

钟樱之住得离这儿不远，位于皇宫大桥畔的高卢人旅馆。大家兴致正高，都说要送。樱之婉拒，才几步路而已，不必麻烦了，让范国粹代劳就行了。众人哪肯，说正好走走消食。于是一伙人出了公寓，轮流推着轮椅，穿过协和广场，沿着塞纳河一路迤逦而行。时值牧月之初，近十点了，天还是很亮，气候也开始转为温暖，是巴黎最为怡人的季节。商店还在营业，路上行人不绝。转头向塞纳河的对岸看去，圣母院是一抹淡淡的影子，最高法院的尖堡像两支巨大粗壮的铅笔，耸立在淡紫色夜空下。一艘大型平底游船，客舱中灯火辉煌，在河道中无声地滑行。

走到大桥旁边，众人停下歇脚。钟樱之说：“这大桥的下面还有一层，我从未下去过，你们去过吗？”

云鹏俯身朝下张望一眼，说：“底下黑咕隆咚的，没什么好看的，倒像是谈恋爱的好去处。”

国粹抢白他：“巴黎这么多咖啡馆还不够，谁跑到桥底下去谈恋爱？”

云鹏笑着说：“也许是鬼魂吧。”

“不许吓唬女生。”

樱之怂恿几个男生：“我才不怕鬼魂呢。我们下去看看吧，难得让你们出把力。”

于是四个人夹手夹脚地搬起轮椅，磕磕绊绊地走下台阶，把樱之放在河堤上。众人环顾四周，二十来级台阶之隔，这儿与上面繁华闹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空旷安静，几个夜间游荡者，孤单单地坐在长椅上抽烟。河水就在咫尺之遥，宽阔而缓慢，水汽开始弥漫，气温也跟上面差了好几度。国粹只穿了件薄衫，不觉打了个寒噤。不远处有个坐在长椅上抽烟的男人，戴着遮着脸孔的礼帽，大衣领子竖起，微暗中烟头一明一灭。再远些的桥洞暗影中，突然响起了一把小提琴的呜咽之声，是卡米尔·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琴声如泣如咽，随波流淌。

国粹突然有一种荒谬之感浮上来，如一个错乱的梦境：那个坐着抽烟的孤独男人就是他自己，头顶的上方，香榭丽舍大道纷扰而喧嚣，人人兴高采烈，其实是一个虚假的幻象。而他处身的这个半暗微明的空间，阴冷萧瑟，却是真实的，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人世间。几步之遥，时间之河从脚边流淌而过，河水黑暗黏稠，长年累月冲刷、腐蚀着现实的堤岸。他被自己的幻觉奇想吓了一跳，急转身寻找云裳他们，遍寻不见，只见一张空的轮椅，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堤岸边。椅面上，一束雪白的百合花正在盛开。

他猛地摇了摇头，顺手在自己大腿上拧了一把。他刚才在云裳那儿酒有点多了。

把樱之送到旅馆后，四人闲逛地走回去。就在分手之际，云裳突然想起来：“差点忘了告诉你们，昨天接到我亲戚从香港寄来的电报，五月二十七号上海解放了。嗯，就是三四天前的事。” BT3ERpK/kuSRTRc5Y13wT6ggbtC8SC62p9CVBwKsrmzF52HB2u4RPkqHnziENM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