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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代文学，指的便是中国西晋以前的文学而言。这个时代的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我们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受有若干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的；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则这个痕迹尚看不出——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最后，印度的思想和宗教已在很猛烈地灌输进来。第二，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像小说和戏曲的重要的文体，在这时代里，尚未一见其萌芽。在希腊、在罗马或在印度的文学史上，已是很绚烂地照耀着这两种伟大文体的不可迫视的光彩的了。
这个时代，从最早有“记载”的文字留下的时候起，到西晋的末年止，至少是有了二千年左右的历史（前1700-316）。在这样长久的时代里，我们先民的文学活动，至少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原始的时代，伟大的著作，只有一部《诗经》。
第二阶段：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展的时代，散文的应用，在这时最为扩大。作者们都勇敢地向未之前见的文学的荒土上垦殖着。韵文也有了很高的成就，产生出像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以及《招魂》《大招》之类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秦的统一到东汉的末叶。这是一个辞赋的时代，我们还看见五言诗在这时候开始发生萌芽；我们还看见古代的载籍
，在这时候开始被整理，被“章句”，被归纳排比在好几部伟大的历史的名著里去。
第四阶段：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这是一个五言诗的伟大时代。抒情诗的创作复活了；同时还复活了哲学的讨论的精神。诗人们、学者们，都不甘低首于类书似的辞赋和古代典籍之前了。虽然在最后，我们见到了一个悲惨的少数民族混乱的时代，却并无碍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成就。印度的佛教也在这时输入中国，开始在哲学上发生着影响，但文学上似还不曾感受到什么。
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
最早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见汉民族的殷商一代，已定居于河南的黄河流域。汉族到底是西来的呢，还是定居于本土的原始人种，这有种种专门的辩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文学史开幕的时候，汉民族已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活跃着。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是很高的了。他们已知使用铜器。他们已有很繁赜的文字。他们知道怎样卜占吉凶以至行止；他们在兽骨、龟板和铜器上所刻的文辞，是很整饬的。后来周武王伐纣，推翻中枢的政府而自代之。周朝初期的文化未必有胜于殷商，但不久便急骤进步了。就甲骨文辞的记载看来，殷商已入一个农业时代，他们对于卜年卜雨是很注意的一件事。但也颇着重于田渔，这可见他们是未尽脱游猎时代的生活的。周代则完全进入到很成熟的农业社会之中。《诗经》里，关于农事的歌咏是极多的；我们读《云汉》一诗，便知当时的人们对于大旱灾是如何的着急。像《七月》，像《硕鼠》等便又活画出当时农民们婉转呻吟于地主贵族压迫之下的呼号。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连情诗也都是以农村的背景写出的了。
第二个阶段，来了一个极大的变动。在第一时期的后期，汉民族的势力还未出黄河流域以外。见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二南、王、桧（guì）、郑、陈，皆在河南；邶、鄘（yōng）、卫、曹、齐、魏、唐，皆在河北；豳（bīn）、秦则在泾、渭之间。其疆域盖不出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但在其最后，我们却见到长江流域左右的楚与吴、越皆已登上中国政治与战争的舞台，而为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代里，政治的局面，更大为不同。中枢政府完全失去了权威，以至于消灭。所谓韩、魏、赵、齐、楚、燕、秦的七国，竞欲争霸于当代，合纵连横，外交的变幻无穷，战争的威胁也无时或已。而对内则暴政酷税，使得民不聊生。平和的农民们连逃亡都不可能。忧民之士，纷出而献匡时之策；舌辩之雄，竞起而效驰驱之任。于是便来了一个散文的黄金时代。在这时，商业是很发达的；尽管争战不已，但商贾的往来，则似颇富于“国际性”。大商人们在政治上似也颇有操纵的能力；阳翟大贾吕不韦的设谋释放秦太子，便是一例。秦居关中，民风最为强悍，又最不受兵祸，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增加生产，且似能充分地得到西方的接济，故于七国中为最强。齐、楚诸国终于逐渐地为秦所吞并。楚地的文学，在这时诗坛上最为活跃，但大诗人屈原等在其他国家里并无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时期的开始，便见秦已并吞了六国，始皇帝厉行新政，“书同文，车同轨”，废封建为郡县，打破了贵族的地主制度（秦的废封建，似颇受巴比伦诸大帝国的影响，又其自称“始皇帝”，而后以“二世”“三世”为次，似更是模拟着西方的诸帝的榜样的）。这是极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自此，真正的封建组织便消灭了。但始皇帝虽为农民去了一层大压力，而秦人的兵马的铁蹄，却代之而更甚地蹂躏着新征服的诸国。因此，不久便招致了“封建余孽”的反叛。大纷乱的结果，得天下者却是从平民阶级出身的刘邦。战国诸世家是永远沦落下去了。刘邦即皇帝位后，大封同姓诸侯。但文、景之后，封建制度又跟随了七国之乱而第二次被淘汰。在这时候，北方的一个大敌匈奴，逐渐地更强大了（他们为周、赵、秦的边患者本来已久）。唯于大政治家刘彻的领导之下，汉族却给匈奴以一个致命伤。同时，西方诸国也和汉帝国更为接近。西方的文化和特产开始输入不少。王莽出现于西汉之末。他要实现比始皇帝更伟大的一次大革命，经济的革命。可惜时期未成熟，他失败了。东汉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汉帝国的威力，渐渐地堕落了。西方诸小国已不复为汉所羁縻。
这三个世纪，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名著。但屈原的影响却开始笼罩了一切。两司马（迁和相如）代表了文坛的两个方面。迁建立了历史的基础；相如则以辞赋领导着许多作家。但两汉的辞赋，不是“无病而呻”的“骚”便是浮辞满纸、少有真情的“赋”和“七”。他们只知追踪于屈、宋的“形式”之后，而遗弃其内在的真实的诗情。散文坛也没有战国时代的热闹，但较之诗坛的情况，却已远胜。古籍整理的结果，往古的史实渐渐成为常识。便有像王充一类的学者，以直觉的理解，去判断议论过去的一切。五言诗渐代了四言的定式而露出头角来。
第四个时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独霸时代。尚有诗人们在写四言，但远没有五言的重要。
在这时代，我们看见汉末的天下纷乱；我们看见魏的统一，晋的禅代；我们还看见少数民族的纷纷徙居于内地。魏、晋的这个羁縻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在这时的初期，魏、蜀、吴的三国虽是鼎峙着，而人才则几有完全集中于魏都的概况。蜀、吴究竟是偏安一隅。因形势的便利，又加之以曹氏父子兄弟的好延揽文人学士们，于是从建安到黄初，便成了一个最光荣的五言诗人的时代，一洗两汉诗坛的枯陋。辞赋在这时代也转变了一个新的机运。隽美沉郁的诗思复在《洛神》《登楼》诸赋里发见了。司马氏继魏而有天下。东南的陆机、陆云也随了孙吴的被灭而入洛。诗人们更为集中。
因了两汉儒学的反动，又佛教的开始输入，在士大夫间发生了影响，玄谈之风于以大炽。竹林七贤的风趣是往古所未有的。阮、嵇的诗也较建安诸子为更深厚超逸，引导了后来无数的诗人向同一路线走去。
在西晋的末叶，我们看见了大变乱将临的阴影。诸王互相残杀，文人们也往往受到最残酷的噩运，徒然成了政争的无谓的牺牲。从永兴元年（304年）刘渊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自称大单于的时候起，中原便陷于水深火热的争夺战中。中世纪的文学就在那个大纷乱的时代，代替了古代文学。
中世纪文学开始于晋的南渡，而终止于明正德的时代，其时间凡一千二百余年（公元317-1521年）。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段的文学的过程是最为伟大、最为繁赜的。古代文学是单纯的本土文学，于辞赋、四五言诗、散文以外，便别无所有了。
这个时代，却是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结婚的时代。在这一千二百余年间，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曾和印度的一切完全绝缘过。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了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会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的。
我们真想不到，在古代期最后的时候所输入的佛教，在我们中世纪的文学史乃会有了那么弘巨的作用！经过了那个弘丽绝伦的结婚礼之后，更想不到他们所产生的许多宁馨儿竟个个都是那么伟大的“巨人”！
凡在近代继续生长着的文体，在这个时代差不多都已产生出来了。
民间文学所给予我们许多大作家的影响，在这个大时代里也很明白地可以看出。
欧洲文学史上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我们的中世纪，却是那样的辉煌绚烂的一个大时代，几乎没有一纪一年不是天朗气清的“佳日”。她不曾有过兼旬的霖雨，也不曾有过长久的阴晦无月的夜景，是那样伟大的一个中世纪！说起来便不禁得要令人神往！——虽然在政治上是常常的那样的黑暗。
在这一千二百年间的中世纪的文学，其历程可分为下列的三个时代：
第一时代，从晋的南渡到唐开元以前。这仍是一个诗和散文的时代。但在诗和散文上，其思想题材，乃至辞语，已深印上佛教的影响在上面了。小说的前影在这时已可见到，但只是短篇的故事。《游仙窟》的出现，才真实地开始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在这时代之末，七言诗已成为最流行的诗体。
第二时代，从唐开元、天宝到北宋之末叶。印度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时候，不仅仅自安于思想、题材或若干辞语的供给了；她们已是直捷地闯入我们文坛的中心了。印度所特有的以韵文和散文组合而成的文体，已在这时代成为“变文”，而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产生出很多伟大的作品。同时，许多新体的诗歌所谓“词”者，也崭然露出头角来。“词”的音乐，有一部分是受了印度及中央亚细亚诸国的乐歌的感应的；有一部分则为各地民间的产物。在散文坛上，这时也发生了一种革命的运动，即所谓古文运动的，起来打倒了既不便于抒情，更不便于议论、叙事的僵化了的骈偶文。其最高的成就乃见之于许多隽妙“传奇文”上。
第三个时代，从南宋初年到明正德之末。这时，诗坛上是，于词之外，更有了一种新体的可唱的诗，所谓“散曲”者出现。许多儒士，已是无条件地采纳了许多印度的哲理到中国哲学里去。说书的风气，在第二时代仅流行于寺庙里，仅为和尚们所主讲者，这时代却大见流行，有了种种不同的分化。短篇的以白话写成的小说，所谓“词话”的，以至长篇的历史小说，所谓“讲史”的，因此遂产生出来。
“变文”的势力更大，一方面在“宝卷”的别名之下延长其生命下去，一方面更产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文体——所谓“诸宫调”者出来。戏剧这一个重要的文体，也在此时出现了。她最初是在中国的东南部温州流行着，后乃成为普遍性的。在北方，受了戏文及影戏等的影响，并由诸宫调蜕化出一种别体的戏曲，所谓“杂剧”的出来。中世纪的文学乃告终止于诸种新的伟大的文体在发展得成熟的时候。许多伟大的名著，如暮春三月的落花如雨的新瓣，如秋日的霖雨的绵绵不绝的雨丝似的继续不断地出现。
这一千二百年间的政治和社会，常常陷于黑暗无比的深井里，恰似和光芒万丈的文坛成一个黑白极显明的反映。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乃是古代期里诸作家所不曾梦想得到的。至少总有八百年以上，中国中南部是在不断地遭受着北部的诸少数民族的侵入的。其中至少有四百年以上，北方的全部陷入少数民族的掌握之中。其中更有一世纪，乃至连南方的全部也都被一个游牧民族的铁蹄所蹂躏、所征服。所谓契丹（辽），所谓女真（金），所谓蒙古（元），他们此兴彼灭地不断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着。而开其端者则为五胡的乱华。
从五胡乱华的时候，汉族开始养成能够在少数民族的极大的压迫之下生存着的耐力和勇气。公元316年，刘曜陷长安。第二年刘聪杀愍帝。司马睿便在江南自立为皇帝，是谓东晋的开始。世家大族纷纷地由中原逃到江南来。时时有志士们怀着恢复中原的雄心，但都只是若昙花的一现。中原及北部是陷入那样的不可救药的大混乱之中。五胡十六国，如万蛇在坑中似的翻腾不已。
到了公元440年，北魏太平真君统一了北地，人民方才略略有些安息的日子过。其后北魏又分裂为东西魏，再变而为北齐和北周。南朝也由宋而齐而梁而陈地数易其主。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而有天下；过了九年，又平陈。南北二地始复见统一的局面。公元618年，李渊复代隋而建立唐帝国。一个更强有力的中枢政府，遂以形成。
因了这四百年间是那样的一个不太平的黑暗时代，于是佛教的势力便乘机大为发展；上自皇帝，下到平民，殆无不受这个欲解脱人生痛苦的伟大宗教的洗礼。佛经的翻译成了最重大的事业。无数的文士们专心致志地从事于此。梵音的使用，佛家故事的改译，遂成了这时代很重要的，且是对于后来很有影响的工作。
第二个时代开始于唐帝国的全盛时代。继于李世民的开创之后，李隆基的雄才大略，使得汉族和西方诸国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印度和西域的事物，急骤地输入中国来。特别是音乐，碰到了好歌善舞的李隆基，立刻便有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开始见到新体诗的“词”的萌芽。但唐帝国对于外来民族仍是抱着羁縻的政策，且进一步而组织着正式的藩军。这政策的不幸的结果，乃爆发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举叛旗。自此，天下又有了好几年的纷乱。但这个纷乱，却打破了大帝国的酣舞清歌的迷梦。
在诗坛上产生了像杜甫、白居易般的大诗人。在散文坛上也开始发生了古文运动。唯中枢政府的统御力，自此便一蹶不振。军阀专横，民生困苦万状，乃至产生了许多空想的剑侠的故事。契丹开始表现其势力于中国的北部及中原。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而自立。五代不过五十年，而已五易其姓。石敬塘等且皆借契丹之力以入主中原。于是这个辽（契丹）民族的野心乃更大。赵匡胤虽统一了天下，而于辽却是不敢“加遗一矢”的。
公元1125年，宋与金同盟举兵灭辽。第三年，这个勃兴的金民族便又灭北宋而占有了北方的天下。宋高宗仅倚长江的天险而自保。又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第三个时代开始于宋、金两朝的南北对峙。金虽是勃兴的少数民族，但入主北地以后，其文化也突然地达到很高的地位。当中原的艺术家们正纷纷地逃过江南来时，一部分没有迁徙得动的诗人们、小说家们，便在中原为金人而歌唱着，讲说着故事。其结果遂产生了像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那么伟大的名著出来。稍后，便又由着大诗人关汉卿的大力，而创作了杂剧的一个新体的戏曲出来。同时，在南宋，说话人们正在创作他们的“词话”，永嘉的剧作家们也正在编写他们的戏文。
正在这时，北方忽如流星的经天似的出现了一个更强盛的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民族。他们在几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指挥之下，铁骑所到，无不残破，遂建立了一个旷古未有的蒙古大帝国，竟包括了一部分的欧洲乃至印度在内。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过了四十五年，他们又一举而灭了南宋。在这个强悍的民族的统治底下，汉族人民的痛苦之深是无待说的。但文坛却并不见得怎样暗淡。那时的农村经济似是很充裕的。观于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一个农夫乃肯不经意地费了“二百文”去见识见识勾栏里演剧的情形，其盛况是颇可由此明白的。大都和临安是两个文化的中心。杂剧和戏文在这个时期极为发达，长篇的历史小说也产生得不少。但这个蒙古大帝国却崩坏得很快。
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兵逐走了元顺帝，恢复了汉民族的天下。在朱明统治之下的中国却也并不怎样快乐。朱姓诸皇帝是那样的专制和无理性！洪武、永乐，都是残忍成性的人物。文坛似乎反而较元代无生气。成化、弘治、正德诸代，比较地有复兴的气象。伟大的杰作也时时有产生出来。然一切文体经历了这许多年之后，都有些疲乏了，亟待需要一个新的转变。近代期的文学便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开始。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共历时三百九十余年。为什么要把这将近四个世纪的时代，称为近代文学呢？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在她之后，便是紧接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近代文学的时代虽因新文学运动的出现而成为过去，但其中有一部分的文体，还不曾消灭了去。她们有的还活泼泼地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着各种的影响，有的虽成了残蝉的尾声，却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诣地维护着。
中世纪文学究竟离开我们是太辽远一点了，真实地在现社会里还活动着的便是这近代文学。她们的呼声，我们现在还能听见，她们的歌唱，我们现在还能欣赏得到；她们的描写的社会生活，到现在还活泼泼地如在。所以这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我们是格外地显得亲切，显得休戚有关，声气相通的。
在这四个世纪的长久时间里，我们看见一个本土的最伟大的作曲家魏良辅，创作了昆腔；我们看见许多伟大的小说家们在写作着许多不朽的长篇名著；我们看见各种地方戏在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看见许多弹词、宝卷、鼓词的产生。在这四个世纪里，我们的文学，又都是本土的伟大的创作，而很少受有外来影响的了。虽然在初期的时候，基督教徒的艺术家们曾在中国美术上发生过一点影响——但中国文学却丝毫不曾被其影响所熏染到。
虽然在最后的半个世纪，欧洲的文化，也曾影响到我们的封建社会里，连文学上也确曾被其晚霞的残红渲染过一番——然究还只是浮面的影响，并不曾产生过什么重要的反应。她们激动了千年沉睡的古国的人们。这些人们似乎都已醒过来了；但还正是睡眼蒙眬，余梦未醒，茫茫无措地站在那里，双手在擦着眼，还不曾决定要走哪一条路，要怎么办才好。认清楚了，已经完全清醒了的时代，当从五四运动开始。所以近代文学，我们可以说，还纯然是本土的文学。这四百年的文学，实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绚烂。
但在政治上却又是像中世纪似的那么黑暗。我们的民族方才从蒙古族的铁骑之下解放出来不到一百六十年，便又遇到一个厄运，那便是倭寇的侵略。虽不过是东南几省的遭受蹂躏；文化的被破坏的程度，却是很可观的。再过一百二十余年，一个更大的压迫便来了：清民族以排山倒海之势，侵入中国本部。先蚕食了整个辽东，然后以讨伐李自成为名，利用着降将与汉奸，安然地登上了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廷里的宝座（公元1644年）。不到一年，又陷了南京，擒了福王。第二年又打到汀州，捉了唐王。到了公元1658年，攻云南，整个的中国便都归伏听命于爱新觉罗氏的指挥了。几个伟大的政治家，立下了严厉的统治的训条。整个汉民族，驯良地在被统治之下者凡二百六十余年。但清民族不久也渐渐地腐败了。他们吸收了整个的汉文化。当西洋人屡次地东来叩关时，他们便也无法应付了。从公元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辟福州等五口为通商口岸起，几乎是无时不在外国兵舰的威胁之下。
公元1850年到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的起义，曾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运动，但为期甚短，不能开花结果。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几成了四面楚歌的形势。要港纷纷地被列强租借去。北方几省虽有义和团的反抗外力运动，其努力却微薄之极，经不起“八国联军”的打击。但因此屡败的结果，革新运动却在猛烈地进行着，从军备的改革，新机械的采用，到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的革命，其间不过四十年。公元1911年的大革命，产生了中华民国，恢复了汉民族的自由，开始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革新运动总算得到一个结果。自此以后，国运也并不怎样向上发展。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而活动的军阀们，几有使中国陷入更深的泥泽中之概。因了欧洲大战和日本哀的美敦书
的刺激，便又产生了一次比戊戌更伟大的革新运动，那便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近代文学便告终于五四运动的前夜。
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和旧的一切很少衔接的。五四运动的绝叫，直是快刀斩乱麻似的切断了旧的文学的生命。所以近代文学的终止，也便要算是几千年来的旧式的文学的闭幕、收场。以后的现代的文学，便是另一种新的东西了。这么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么绝叫着的“在一夜之间易赵帜为汉帜”的影响，使那崭新的若干页的中国文学史，其内容便也和以前的整个两样。
就其自然的趋势看来，这将近四个世纪的近代文学，可划分为下列的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1522-1592）。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我们看见由平凡的讲史进步到《西游记》《封神传》；更由《西游》《封神》而进步到产生了伟大的充满了近代性的小说《金瓶梅》。我们看见昆腔由魏良辅创作出来，影响渐渐地由太湖流域而遍及南北。我们看见许多跟从了昆腔的创作而产生的许多新声的戏剧，像《浣纱记》《祝发记》《修文记》之类，我们看见雄踞着金、元剧坛的杂剧的没落，渐成为案头的读物而不复见之于舞台之上。在诗和散文一方面，这时代比较显得不大活跃，但也并不落寞。我们看见正统派的古文作家们和拟古的诗文家们在作争夺战；我们也看见新兴的公安派势力的抬头。而李卓吾、徐渭诸人的出现，也更增了文坛的热闹。
第二个时期，从万历二十一年到清雍正之末（1593-1735）。这仍是一个小说和戏曲的大时代，但诗文坛也更为热闹。虽然中间经过了清兵的入关，汉民族的被征服，但文坛上的一切趋势，却并不因之而有什么变更，只不过增加了若干部悲壮凄凉的遗民的著作而已。诗和散文都渐渐由粗豪、怪诞、纤巧，而转入比较恢宏伟丽的局面中去。但因了清初的竭力网罗人才；因了若干志士学人的遁入“学问坛”里去避祸，去消磨时力，明末浮浅躁率之气却为之一变。——虽然在明末的时候，风气也已自己在转变。
小说有了好几部大著，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隋炀艳史》《醒世姻缘传》之类；但究竟以改编重订的讲史为最多。因了冯梦龙的刊布“三言”，短篇的平话的拟作，一时大盛，此风到康熙间而未已。戏曲是这时期最可骄人的文体；伟大的名著，一时数之不尽。沈璟、汤显祖为两个中心，而显祖的影响尤大。“四梦”的本身固是不朽的名著，而受其影响者也往往都是名篇巨制。在这个时候，传奇写作的风尚，似乎始被许多的真正的天才们所把握到。他们的创作力有绝为雄健的，像李玉、朱佐朝等，所作都在二十种以上。洪昇、孔尚任所作也是这时代光荣的成就。
第三个时期，从乾隆元年到道光二十一年（1736-1841）。这时期戏曲的气势已由绝盛的时代渐渐向衰落之途走去，昆腔的过于柔靡的音调，已有各种土产的地方戏，不时地在乘隙向她逆击。终于古老的昆腔不能不退避数舍——虽然不曾完全被驱走。张照诸人为皇家所编的空前宏伟的《劝善金科》《九九大庆》《忠义璇图》《鼎峙春秋》诸传奇，一若夕阳之反照于埃及古庙的残存的巨像上，光景虽阔大，而实凄凉不堪。蒋士铨、杨潮观们所作，虽短小精悍，不无可喜，而也已不能支持着将倾的大厦了。
小说却若有意和戏曲成反比例似的更显出新鲜活泼、充满精力的气象来。《红楼梦》《绿野仙踪》《儒林外史》《镜花缘》等等，几乎每一部都是可注意的新东西。诗坛的情形，也极为热闹。几个不同的宗派，各在宣传着，创作着，也各自有其成绩。散文又为复活的古文运动的绝叫所压伏。但同时潜伏了许久的六朝赋、骈俪文的活动，也在进行着。万派争竞，都惟古作是式；却没有明代的拟古运动那么样地“生吞活剥”。宋学与汉学也不时地在作殊死战。由几位学士大夫们所提议的从《永乐大典》里搜辑“逸书”的事业，廓大而成为四库全书馆的设立；《四库全书》的编纂，虽然毁坏了不少名著，改易了不少古作的面目，但使学者们得以传抄、刊布、阅读，却是“古学”普遍化的一个重要的机缘。明人的浅易的风气，至此殆已一扫而光。然而一个急骤的变动的时代快要到来了。这个古学的全盛，也许便是所谓“陈胜、吴广”般的先驱者们罢？这时代在北京和山东所刊布的《霓裳续谱》和《白雪遗音》却是极重要的两部民歌集，保存了不少的最好的民间诗歌，且也是搜辑近代民歌的最早的努力。叶堂的《纳书楹曲谱》和钱德苍《缀白裘合集》的流布，恰似有意地要结束了昆腔的运动似的。
第四个时期，从道光二十二年到民国七年（1842-1918）。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是中国最多变的一个时代。都城的北京，两次被陷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者们的联军之手（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东南、西南的大部分，全陷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所生的大混乱之中。外国的兵舰大炮，不时地来叩关，来轰炸。继而有甲午的大败，要港的被强占。但那些事实，可惜都不曾留下重要的痕迹于文学中。太平天国的建立与其失败，是一件可泣可歌的大事，却只产生了一部不伦不类的《花月痕》。义和团的事变，也只见之于林纾的《京华碧血录》及一二部短剧里。文人的异样的沉寂，实在是一个可怪的现象！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最后，也继了声、光、化、电诸实学的介绍而被有名的古文家林纾所领导。虽还不曾发生过什么很大的影响，至少是明白了在西方文学里是有了和司马子长同等的大作家存在着的。散文，因了时势的需要，特别地有了长足的发展。
梁启超的许多论文，有了意料以外的势力。他把西方思想普遍化了。他打破了古文家的门堂。他开辟了“新闻文学”的大路。他和黄遵宪们所倡导的“新诗”运动，也经验到在旧瓶中装得下新酒的成绩。但这一切，都还不能够有着重要的伟大的影响。他们所掀起的风波，要等到五四运动以来，方才成为滔天的大浪呢。小说和戏曲在这时，俱有复由士大夫之手而落到以市民为中心之概。其一是昆腔的消沉与皮黄戏的代兴；其二是武侠小说与黑幕小说的流行。文坛的重镇，渐渐地由北京的学士大夫们而移转到上海的报馆记者们与和报馆有密切关系的文人们，像王韬、吴沃尧辈之手。这正足以见到新兴的经济势力，正在侵占到文学的领域里去。上海在这时期的后半，事实上已成了出版的中心。
这时期，正预备下种种的机缘，为后来伟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导火线，成为这个革命运动的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