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
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作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讯》
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
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的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
我接连受了这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地、原原本本地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作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作教授法,他好像是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两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
,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
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是民国十一年的事,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已经成立了,但是教学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
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合一之题,张伯苓先生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贯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为学。
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原载1928年1月15日《乡教丛讯》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