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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人类的起源与演化问题，在达尔文之前早已开始。人类是世界上最具好奇心的动物，早就在琢磨自己是谁，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人类的由来问题，在早期，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形成了各自关于人类起源的传奇版本。
你一定听说过，中国古代有个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古时候，有个神仙女娲，感到自己在世上形单影只，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泥捏成一个个小人，然后吹口气，让它们都活了。古埃及人则相信第一个人是克奴姆大神在陶器作坊里用泥巴雕塑而成的。新西兰的土著认为人是神仙用红土与其他原料混合后捏出来的。在苏美尔神话及非洲约鲁巴人的传说中，同样有泥巴塑人的故事。
原始文化中的人类起源神话传说总是与泥巴塑人有关，大概因为泥土材料是现成的，也由于小孩捏泥人玩是常见现象吧。
无论何种神话传说，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都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最初的人都是神仙或造物主创造的，所用材料主要是泥土和水；第二，最初的人是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而成的，亘古如是，跟我们现在的样子没有多大变化。
不过，早期的博物学家并不满足于上述说法，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囿于时代发展或宗教禁忌，他们对人类由来的认识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林奈建立了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是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自幼喜欢植物，长大后进入动植物研究领域。他首先提出界、门、纲、目、属、种的物种分类法（尚未设置“科”），被后世广泛采用。
瑞典分类学家林奈在《自然系统》中，把人类与很多四脚兽类放在同一个纲里——哺乳动物纲；并且，在哺乳动物纲之下，专门建立了灵长目，将人类与猴子、猿类甚至树懒放在一起。
因此，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林奈把人类跟动物放在了一起。
《自然史》是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的巨著，涉及地球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等主题，其中的篇章《松鼠》被选入人教版小学课本。随着科学的发展，《自然史》的科学价值有所减弱，但在文学性上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其后，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在《自然史》中进一步指出，人类与动物的血肉之躯都是由骨骼、肌肉、血液、神经构成的，它们都能四处活动。然而，只有人类能够适应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其他动物只能生活在其体能可以适应的、特定的气候与环境条件下。如果把热带与亚热带的动物放到寒冷地区，它们就难以生存下去。人类之所以能部分地征服自然，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并把个人的力量化为集体的力量。
布封在书中强调，人类的智慧能够战胜自然界的恶劣环境，哪怕最愚笨的人也能掌控最聪明的动物，我们靠的不是力量，而是智慧。这是因为，人们有目标，有计划，有驯服动物的各种手段；相形之下，再聪明的动物也驯化不了另一种动物。
人类驯化的几种动物
拉马克最先提出生物进化的学说，是进化论的倡导者。他是博物学家，是无脊椎动物学的创始人，著有《动物学哲学》《法国植物志》《无脊椎动物的系统》等。
布封进一步强调，人类的思想（ 包括智慧、记忆力与想象力 ）和语言两大“特质”是人类独有的“天性”，它们使我们与动物有了天壤之别，也使我们最终脱离了动物界。由此，在新的意义上，布封又把人类与动物划分开来。
1809年，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在《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根据人和猿外表上的相似性，大胆地指出人类起源于类人猿。不过，拉马克这时只是放出一点儿“口风”罢了，人猿共祖的理论有赖于更多证据的支持。
最早提出人猿共祖假说的，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1863年，赫胥黎出版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在书中，他从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 尤其是猿类 ）身体结构（ 特别是大脑 ）的密切相关性、生理与行为的高度相似性等多方面罗列证据，把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直接运用到人类起源的讨论中去。
达尔文从1837年就有了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想法，并坚信：人类的出现也是受同一法则支配的，完全用不到超自然力量（ “神力” ）的干预——这里面根本没有造物主啥事儿！不过，达尔文心知肚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也能一眼看穿，他要彻底否定造物主的存在，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正因此，达尔文才迟迟不敢发表自己有关人类起源的观点。